如何最好地为循环经济提供资金不仅受到循环经济支持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受到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部门的关注。本文阐述了将循环经济更直接地纳入公共投资和刺激计划的理由。
疫情过后,全球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增。世界各国的计划表明,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公共支出复苏的支柱,并支持受疫情严重冲击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了西巴尔干6国地区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状况,并探讨这如何影响公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前景。
上万名科学家再次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紧急状态,并警告说多个气候临界点正在逼近。
气候变化已成为广泛接受的事实,全球各国都同意应对它。如果没有中国的重大承诺,有意义的全球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因此,中国现在处于气候变化新地缘政治的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刚刚从“休眠期”醒来之时。
获得清洁、负担得起和安全的饮用水既是联合国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之一。然而,非洲尚未普遍获得这一重要资源。1/3的非洲人面临缺水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约有4亿人缺乏基本饮用水。获取水仍然是整个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是对人类文明的致命威胁。现在大气中温室气体水平比过去400万年中任何时候都要高,从2016年开始,交通运输业超过发电成为美国最大温室气体来源。在交通运输业中,地面交通是最大排放源,每年释放1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美国必须采取政策和投资措施,在21世纪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气候变化和公共安全之间出现脱节,作为气候变化领导者的加拿大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这些都是治理失败的体现。
有两个问题应在世贸组织一级加以解决:有和没有碳定价制度的国家之间可能存在歧视,以及对低收入国家的无区别对待。欧盟正寻求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就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谅解备忘录,该机制将界定一些基本原则。这当然不仅有助于转移潜在法律挑战,也有助于转移针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政治反弹。
欧盟委员会模型显示,到2030年,减排总量近1/4将来自道路运输和住宅供暖,每年需要投资8000亿欧元。消费者将不得不为此支付大部分费用。为将脱碳带到家庭层面,欧盟委员会已提议为建筑和道路运输引入第二个碳排放交易体系。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必须制定政策,确保家庭转向清洁替代品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本文中,作者粗略评估了欧盟主权国家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并考察了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财政当局如何应对气候风险。作者解释了从气候变化到公共财政,进而到主权债务的传导渠道。
干旱一直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特点,但受气候变化影响,该地区旱季变得更长,温度日趋提高,降雨量逐渐减少。这让农民不得不挖更多井,进而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或将走向更干燥、更热和更悲惨的未来。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和国内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积极和坚定合作伙伴。印度现在是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讨论美国联邦投资对新气候经济中农村经济影响。美国农村社区可以从对新气候经济的投资中获得重大收益,包括采取措施推进清洁能源系统、修复废弃的化石燃料生产地、恢复植被和减少灾难性野火的风险。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在农村地区创造新的经济机会。
近期,欧盟委员会宣布一项全面计划,要在2030年之前将欧盟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5%,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这使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全球领导地位。
本文讨论政府如何使用实际、灵活方法,确定资金是否以及如何支持地方主导的适应气候变化。
多年来,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中心因空气质量差、水资源短缺和海平面上升威胁受到了严厉批评。如果中国要履行“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就需要为主要城市制定相应的气候计划。
《欧洲绿色协议》若要成为一项成功的增长战略,就需要根据欧盟2050年的气候中和目标启动深刻的产业转型。产业转型需要产业政策。本报告提出了12项建议,以加速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产业转型。
欧盟计划到这个10年结束时,使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以上。这一减排计划将涉及欧盟的几乎所有行业,对就业、消费者、企业及欧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在后疫情时代实现绿色复苏需要长期的承诺和政策。G20处于理想的位置,可以促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以将投资和财政行动重新导向新的发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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