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一直是中资企业看重的国别市场。中国建筑、中国中车等企业先后在美国市场取得重大突破,为其他企业提供了范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承诺未来十年新增一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在中资企业中引发一股“美国基建热”。然而,美国基建市场风险重重,如何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是企业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计划于2024年完工的东海岸铁路联络线将成为马来西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该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认为,该国将成为中国进入东盟的门户。
直接连通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巴鲁市中心的规划将大大降低每天往返边境的数万人的通勤时间。马来西亚虽然是联邦国家,但其治理结构严重侧重于中央。国家政府对土地问题拥有管辖权,这对于诸如捷运体系和高铁等项目至关重要。
通过让中国的邮轮避开狭窄、拥挤、脆弱的马六甲海峡,甚至给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新途径,克拉运河将解决中国的“马六甲困境”。克拉运河将允许印度洋与太平洋间的航运绕过新加坡,或将破坏新加坡对航运服务的控制,并为中国及其朋友开辟空间。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正在并将继续增长。目前,中国的投资与需求投资间的缺口为680亿美元。考虑到气候变化,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还会更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需求也更为突出。
北印度河梯级水电项目途经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以及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承诺对该项目投资500亿美元,项目累计水电发电能力预计将达22000万兆瓦。
在量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时,准确衡量这些投资至关重要。如不这样做,可能会严重歪曲需求,进一步拖延该地区道路、电力和供水网络等设施的建设。为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可扩大用于估算政府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分类数据,为国民帐户的附属表格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框架。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需求增长疲软态势在许多国家持续,之外,另一个重大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需要更新和扩大基本的基础设施国际网络,以促进全球生产力和产出能力长期更强劲增长。本文描述了供给侧问题的性质,概述了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设计和实施成功的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NIIP)所需的关键政策元素。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认识到了自身在中亚地区十字路口上的战略位置,以及该国的国际公路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潜力。建设这样的公路网络需要该国更好地利用欧亚关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并提高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2016-2030年期间,亚洲基建投资估计为26万亿美元,预计私营部门将占很大一部分。然而,私人基建投资目前仅徘徊在每年630亿美元左右,离需求量有很大差距。为了吸引私营部门,亚洲国家正通过公私合作关系(PPP)来吸引企业投资,转让技术和运营方法。
缺乏维护限制了现有项目的扩展和民众对基本基础设施的使用,还使当前的资产受到气候威胁。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将基础设施相关改革整合到发展合作伙伴与太平洋地区政府普遍的政策对话当中。这样,一旦基础设施建成,可以确保其得到妥善维护,而不用在10多年后再次重建。
弥合亚洲基建投资缺口对保持亚洲的持续繁荣十分重要。但由政治驱动提供资金的竞争带来重大风险。坏账已经抬头。借贷双方应关注过往事件的经验教训,以及迫近的债务陷阱。
印度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需求巨大,未来5年预计需要约43万亿卢比(约合6600亿美元)。在印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银行承担,这导致了印度银行的资产/负债错配风险。通过将流动性低的基础设施资产转换为可向机构投资者出售的有价证券,资产证券化可帮助印度公共部门银行发放资金。
电气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社会经济挑战。鉴于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只有通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国际公共、私人伙伴的共同努力才能为提出解决方案铺平道路。中国和美国已经参与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气化项目中。欧洲为推动该区域的电气化发展提出了大量碎片化的倡议,这种碎片化限制了这些倡议的效力。
特朗普总统许诺,将在未来十年向基础设施领域注入1万亿美元新的公共和私营投资。他认为,无论是从短期宏观经济层面(刺激经济)还是长期微观经济层面(提高生产率)来看,该战略都将是有益的。本文评估了这两个层面的论据后发现,有关更多政府投资的证据力度明显弱于人们通常的预想。
对于非洲未来基础设施需求的测算显示,该地区对电力的需求最高,其次是道路、水和卫生设备。基于韩国的经验和专长并考虑到计算结果,韩国可以通过开发城市规划政策(软设施)、建设物质基础设施(硬设施)和为建设工业设施提供协助与非洲合作。
本文分析了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融资问题,为相关讨论提供了一些信息。一些人认为,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扮演主要角色。但从某个角度讲,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拥有全国97%的非国防基础设施,它们为94%的非国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作者认为,所有权和融资分散化是美国经济的优势,而增加联邦支出和干预会破坏这一优势。
中国如何用短短的十年时间使自己从对高铁知之甚少变为这一领域的领头人?如何解释这一伟大的技术飞越?其他国家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多少?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对技术转让产生巨大影响,还将影响全球的财富的产生及分配。
从赢得大选的第一晚起,特朗普总统就打算开创一个美国基建新时代。未来十年,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内阁计划投入一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一万亿美元都是一大笔钱。鉴于诸多基础设施领域确实存在维护与更新工作积压的情况,联邦政府确实应予以关注。
运用PPP模式支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有优势互补的契合度,也有顺势而为的可行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孟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杨光普通过深入研究,结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提出六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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