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领导人一直如此严重地误解中国?我们在研究中逐渐发现,商界和政界人士往往执着于有关现代中国的三个得到普遍接受但本质上是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认识存在缺口,而这些缺口促使他们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做出了具有说服力但存在严重缺陷的类比。
尽管美国政府更迭,但对中国技术采取的围堵政策和行动保持不变,并继续施加国际压力,阻止其他国家将中国企业纳入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但这一战略在拉美几乎没有奏效,拉美将5G技术视为经济复苏的新途径。
任何制度最终都需要经受住两个问题的考验:它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吗?它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吗?西方对新冠肺炎的回应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令人不安的答案。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非洲的很多交往是其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显著提高世界上64%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且可以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新环节,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样的事态发展应被视为积极动向,而不是威胁。
美国固守“共产党国家无法创新”的意识形态固有观念,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技术决心,率先挑起了一场可能比华盛顿以为的要艰难得多的竞争。
当前,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解决这些问题难以一蹴而就,当务之急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力。
东北亚地区在进入21世纪时并未告别20世纪。该地区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但这种相互依赖并未自动转化为政治稳定。
一场数字革命正在非洲悄然展开,众多电子钱包在非洲大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户可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转账,其中一些电子钱包由中国技术提供助力。
消除贫困不是中国独有的任务,这是全人类的目标。正因如此,那些致力于实现该目标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才关注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许多减贫项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试图通过收入转移来解决贫困问题。但光给钱是不够的,多角度扶贫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以独立外交参与世界事务并发挥“全球性大国”的独特作用,是 “戴高乐主义”的精髓。“世界每逢有大事,法国决不能缺席。”数十年来,法国除在欧洲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外,还力争在非洲和中东事务中发挥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独特作用。
近期,我国疫情有所反复,全国日增确诊病例数达数十例,但随着民众疫苗接种数迅速增加,在严格防疫及追踪下,我国并没有再度大规模暴发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应有的生产生活。
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是进行“可控的战略竞争”,这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
美国希望看到东盟起来反抗中国,但在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赫然显现的背景下,美国任何批评中国的表态都会因为现有的观点分歧和威胁认知而受到怀疑。
《日本经济新闻》对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中国企业占三成以上份额的品种多达15个,其中包括液晶板、电池材料等等。美国政府提出要加强尖端产品的本国生产,但构建不依赖中国供应链的难度正凸显出来。
21世纪的全球领袖地位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逼入绝境,更不能公然或间接地为阴谋论推波助澜。相反,领袖地位意味着共情,并能向自己的伙伴和竞争对手学习。
“拜登主义”与特朗普的政策——而不是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在特朗普任内出现的新民粹主义现在正在拜登任内全面形成,标志着打破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的每位总统都遵循的新自由主义信条。
“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让内循环担当起新发展格局的主体角色,并让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除了要在供给端做大做强“中国制造”,还要在需求端做多做高“中国消费”。
近日,有西方媒体报道称,英特尔在其新任CEO帕特·基辛格的带领下,正实施一项新战略,配合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强化在美生产半导体的政策,加入由台积电和三星主导的竞争,并立志在四年内让芯片技术达到全球领先地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日在阿斯彭论坛讲话中,把当前世界形势与二战结束时相比,认为前者走向开放与合作,现在则处于受限与分割阶段,成为对手和敌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东南亚国家是美国重要友邦或盟友,但又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分割”将非常困难;但他强调的是和美国合作,例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
日前,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谈判代表宣布,已经完成约2700页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文本,将尽快推动法案的表决。这份总额1万亿美元的计划包括4500亿美元已批准的支出以及5500亿美元的新增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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