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形成的共识、取得的进度和成果都大大超出预期。“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载体，其所体现出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基本经济形态，万物互联的经济表征，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集成的经济链接，跨国公司、大数据系统、平台经济、消费者集成的新经济主体，E国际贸易等下一代贸易方式正在引领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五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由利用外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但进入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快速下降，上半年对外投资不足500亿美元，同比下降45.8%。这固然有上年基数高以及国内强化调控、国际局势不稳等原因，但短期下滑并不代表对外投资进入下行通道，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对外投资将迎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以来，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反响，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迁，展现了中国方案全球化的路径。“一带一路”，全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读懂“一带一路”，需要理解三个关键词。
那些将英国退出欧盟视为英国再次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机遇的人将受到经济现实的打击。鉴于英国经济近期的表现——物价上涨而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这种打击可能已经开始。英国退欧不会令英国成为极佳的资本主义范例，更不用说全球贸易大国。英国退欧将使当今的英国更像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全面崛起。随着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不可缺少的经济主体。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局波动，国内外对海外投资监管环境相继收紧。因此，中国企业在“出海”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合规经营意识，不断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抓住新全球化的机遇，审时度势，提升中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全球化的跨越式发展。
2017年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高端生产、智能制造等行业成对外投资新热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领域广泛且更重视全产业链布局，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化步伐加快。
不公正和公民选举权被剥夺是主要政党未能或不愿意确保普通人免受全球化代价影响的结果。当前的挑战不是修补旧的全球化模式，而是构建新的全球化模式，将经济稳定与能够在一个内部复杂关联的世界中将每一个层级的权益相涵盖其中的政治敏锐性结合起来。
当前，在推进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要平衡金融开放的利与弊。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过早过快推进金融全球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那么，应如何平衡在推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利弊？ 对此，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何帆等人就《2017·径山报告》发表评论文章称，在充分发挥金融开放正向效应的同时，要审慎管控可能存在的风险。
王志乐认为，关于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需要警惕“中国不再需要继续开放和利用外资”的错误思潮。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亟需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8日在此间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全球化分工和布局阶段，逆全球化中断现有供应链体系成本高昂、得不偿失，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
我国为什么会迎来海归人才归国潮“拐点”?这些海归人才将为国家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乃至“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哪些利好?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秘书长苗绿,试图剖析海归人才归国潮“拐点”背后的深层原因。
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召开,杭州峰会为推进全球化制定了全面的战略蓝图和行动计划,提出了包括《二十国集团峰会公报》《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行动计划》《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南》《金融治理框架》等在内的支持与完善全球化的方案。
据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额为1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其中,出口额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长25.7%。这与2016年上半年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彼时进出口额均出现下降。从“双降”到“双升”,让我们看到了外贸走向的好转。而“一带一路”更是为我国外贸企业打开了新的贸易大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需持续疲软导致的出口胶着。
全球的互动曾在20世纪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提供动力，奠定了美国现代生活标准的基础。与其将美国与世界隔绝并为过时的产业提供补助，华盛顿应该寻求为美国工人提供在未来获得竞争力的必要工具与技能，这样做可以使全球互动再次发挥作用。
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贫富矛盾、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各种矛盾、问题和思潮在全球化助推下,在社会和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内外张力。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矛盾升级,全球性挑战不断涌现,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错配和冲突时常发生。无时无刻不在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催生了国际秩序的大变化、大动荡、大调整。这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新常态”。
自20世纪90年代左右以来的市场开放已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和激发出一个新的、小的但却不断增长的、有远见的中产阶层。他们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相比仍较为贫困，但却享有与西方中产阶层思想有关的那种物质保障和对孩子的美好期待。而在同一时期，西方相对庞大（且仍然更为富有的）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然下降。
“一带一路”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西方以国际掠夺、竞争为常态,以合作、妥协为非常态。“一带一路”也不同于战后西方对外援助等各种名目的国际合作模式,而是在中国与相关国家已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基础上,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工业化经验和脱贫致富经验,同时为全球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践大道之行。
中国现在需要采取大胆行动，在国内进行改革，以匹配其全球性倡议。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帮助中国保持强劲增长，也有助于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其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全球领导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以来,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支撑措施和保障体系陆续建立,国际认同度不断提高,重大项目成果初现。但全球化退潮、国际经贸环境不佳、大国竞争与博弈加剧、民粹主义政治思潮泛滥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仍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挑战。中国宜把握节奏、加强风险评估,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引领新一轮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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