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到疫情破坏,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化并没有消失,只是出现了一些调整。随着私营部门和政府寻求缩短生产线并为未来危机建立缓冲,供应链可能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线。
世界并没有完全处于去全球化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犯罪和气候变化等现象证明了全球合作和互联互通的持续相关性。最好将这个问题理解为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生产、贸易、投资的跨国流动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已经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任何“脱钩”的想法、另起炉灶的念头, 都是不切实际的,必将受到经济发展规律的惩罚,而首当其冲的往往可能就是那些逆潮流而动者。
21世纪的技术变革和新的公民身份要求更新或建立能够容纳和发展这些新需求、挑战和风险的制度。在更大的全球化时代,合作的减少,多边和区域组织的削弱,不仅影响国家之间的挑战,也影响全球大国的挑战。
本文探讨未来将塑造全球化主要力量,并指出对全球层面进行政策和制度变革的意义。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将决定全球化进程。但是,尝试将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区分出来是有益的,这包括经济、政治和制度。
“9·11” 事件20周年之际,阿富汗重新回到塔利班控制之下,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受到重新审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文作者编辑的新国际事务特刊旨在通过审视三个相互竞争的趋势——全球化、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来理解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
也许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与我们将全球化变得人性化的愿景在文化上并没有那么遥远,最终,我们必须面对的瓶颈只是从能源、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重新思考世界贸易的机会。
据深圳海关当天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7月份,深圳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615.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8%,连续9个月同比增长。前7个月,深圳市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已达4131.2亿元,增长16.1%。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之际,对于中共为何能在20世纪上半叶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又在下半叶以来有力推动中国走向全面复兴,国内外有很多讨论。
曾长年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化,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疫情时期,2020年春季的封锁规定和边境关闭措施切断了全球分工,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年。生产和采购过度专业化造成的依赖性,也为从根本上思考世界经济提供了额外理由。
世界能否找到一条出路,消除分散的国家和地区偏好与日益迫切的集体行动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气候已成为它的试验场。结果最终将表明重建经济归属感和管理全球公域的双重议程是否可以调和。需要时间来得知答案。旧的全球化正在消亡,但新的全球化尚未诞生。
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将步入多元消费时代,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望成为全球新经济增长的引领者,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新选择和新起步。
文章说,鼓吹“安全”威胁的言论往往忽略经贸往来的复杂性和共赢性质,倾向“毒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大国关系中,其制造的紧张局势可以从经济领域迅速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而产生意识形态甚至武力对抗的威胁。
一些评论人士称,由于过去5年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突然停止,以及全球供应链活动中断,全球化被“终结”了。然而,事实是,对于参与商品、服务、技术和金融流通的公司和投资者来说,全球化并没有消亡。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是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如何应对危机所决定的。历史表明,很多危机最终带来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全球化。历史力量将推动疫情结束后的再全球化。
认识欧洲的不平等问题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不平等问题在欧洲的观念及其政治和社会实践。二是将不平等问题作为一个观察欧洲变化的视角,包括政治和政策变化。
世界迟早将出现并确立新的全球化模式,与本世纪初的旧全球化模式相去甚远,但具备同样的方向和类似的本质特征。
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随着参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和自身经济的发展,中国从一个“搭便车”的角色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反哺者,在全球治理中逐渐由旁观者、跟随者转变为参与者、引领者,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努力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
2020年,TCL(集团)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围绕新发展格局,突破贸易壁垒,依托全球化布局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打造高端科技产业增长新动能,实现智能电视销量逆势增长。
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质疑日益高涨,但从许多方面看,全球化与技术一样,是价值中立的。全球化的问题更多是由糟糕的治理方式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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