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收入不均的程度要低于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其增长速度也与其它国家相近。虽然对不平等和贫困现状的预计本身并不能决定现有的再分配是否过剩或不足，但它却能够说明，一些支持者认为当前形势严峻并且日益严重的说法言过其实或是不准确的。
本文审视了中国和印度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146个国家收入差距大幅下降是中国和印度收入趋同的结果。如果排除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影响，全球收入不平等将退步至2000年的水平。
东亚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可归咎于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化与技术改革高速发展产生的不平等效应。
一些证据表明，贫困国家的城市化已经过度。此外，电力消费也可能导致城市化。城市的富庶并不均衡地，贫困问题同样存在。人均GDP的增加明显地降低了贫困水平，缩小了城乡差距。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加剧了贫困和城乡差距，尤其是在亚洲。
美国再次处在关于供给侧税收政策优点的又一场争论的边缘。数据显示，给予富人和企业大量财政资源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不大。没有证据表明，过去供给侧减税提振投资、经济增长、就业或生活水平。而且，过去几十年来，富人和企业的收入已大幅增长，但这些收益并未转化为加速投资。
特朗普总统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提出数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主要针对高收入个人和公司。这些减税政策会以牺牲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保障和本国经济投资（如教育、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代价。近代史和大量经济研究表明，“滴入式”减税不会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只会不断扩大收入排行榜前1%的人群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
本文通过使用非平衡样本数据，研究了教育和全球化如何对亚洲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变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较高的全球化水平与较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而政治或经济自由则对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存在边际影响。
研究发现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是降低消费能力和实际收入失衡的政策关键。出于维持物价稳定的需要，采取特定政策措施——比如提高外国农产品、畜牧和水产品的进口量，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国内产品供应减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数百万家庭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可能是四十年来收入停滞所致。半数工人没有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基本上都进了富人腰包。人进一步减税，给全球化公司更大权力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人们需要站出来阻止这一情况继续恶化。
本文发现中国城镇家庭的工资不平等主要由服务业的不平等因素组成。随着服务业不平等现象的减少，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也在在2008年后有所改善。
拥有资产、教育和技能的人受到青睐，他们的收入能迅速上升，但技能低、没有资产的人将被遗弃。为了弥合这一差距，政府必须介入。要使所有的印度公民过上体面生活并减少不平等的现象，似乎需要漫长的等待。
今年是美国推出遗产税（该税只影响超富人群）的第100个年头，鉴于目前人们越发重视美国收入不均，该税应有稳固的存在基础。从历史来看，遗产税在美国的效果也很好。遗产税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因财富增加，希拉里建议提高遗产税税率，让坐拥亿万财富夫妇的税率达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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