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外,疫情影响加剧了与中国“脱钩”的讨论。但是,现在与中国“脱钩”的可行性有多大呢?。作者认为,至少在目前,实施“脱钩”的机会很小。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技术竞争正在加剧,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等尖端领域。随着竞争加剧,两国间的贸易和技术脱钩也开始加速。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推动脱钩,而在于从长远来看脱钩对美国有多大好处,以及美国如何有效管理脱钩进程。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评估脱钩对双方现在和将来的影响。
新冠病毒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阻断了重要的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并引发要求美国跨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回国内的呼声。在贸易战爆发和华盛顿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之后,疫情使得人们普遍预测会出现“去全球化”。然而,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和与中国的脱钩实际上从长远看会削弱它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与中国企业竞争的能力。
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将猛然察觉:无论是抨击中国还是宣称要与中国“脱钩”,都不是特别好的主意。那无异于恩将仇报。
中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崛起的速度比外界预测的要快得多。现在,中国政府正将精力放在管理经济复苏上。现在,中国开始了新的转变,不再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而是放在增长方式上。中国政府适时推出了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发展策略,这也是它应对华盛顿推动美国及其盟国与其脱钩的一种尝试。
中美关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上的脱钩已经很明显,源自美国的文化分离也可能变为现实。这在不久前还无法想象。这将是一场悲剧,而美国将是最大的输家。
在美国和中国日益加深经济融合的40年后,很难想象两国真的会断绝联系。许多高管认为,华盛顿和北京的政治家们会意识到世界两大经济体“脱钩”的真正含义并设法弥合分歧。但这太掉以轻心了。现实情况是,“脱钩”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日本政府宣布将向87家将从中国迁往东南亚或回归日本的公司提供6.53亿美元的补贴。这极具象征意义。但若认为日本已经加入一场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运动就错了。如果想与日本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华盛顿方面需要更好地理解日本的行动,调整自己的做法。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脱钩。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我们怕是搞错了论题。在与发达市场脱钩之前,新兴市场先要彼此脱钩。
鉴于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且双方都感到易受攻击,中美部分“脱钩”几乎不可避免。但仍有可能防止大规模技术战爆发的危险。建立有效的双边科技争端调解机制和像冷战时那样保持长期沟通渠道,将有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预防全球经济支离破碎,防范冲突的军事升级。
有迹象表明,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和其它风险,一些美国公司正在让它们的供应链多样化,但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国家)的公司似乎并未响应美国政府号召。相反,特朗普政府目标与西方企业行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或者说两者正在脱钩。
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多项政策符合美国欲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的倾向,包括增大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权力;更多地使用出口控制方法,特别是实体清单;以及威胁要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迫使美国企业回到美国。如果这些政策落实到位,将会导致中美经济长期脱钩,改变把两国捆绑在一起的全球供应链。
2020年4月4日,特朗普悄然签署行政令,要求成立“美国通信服务业外国参与审查委员会”。毫无疑问,此举目的是限制中国对美国电信业的投资。这是美国与中国脱钩的最新举措。尽管美国不断加大与中国脱钩的力度,但美中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仍需花费数年才能解开。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美已经开始脱钩。作者认为,中美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尤其是在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然而,降低战略风险而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错综复杂的供应链不易解开。不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可以帮助防范一定程度的技术脱钩演变为全面的保护主义。
经过两年关税战,中美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但成果其实不多。但“不多”并不意味着一无是处。特朗普总统贸易保护主义实验取得的唯一成就是在全球舞台上生动地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行不通。虽然中国可能会因此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但短期内对美国经济的整体效益可能有限。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21日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上说,当前中国和美国“脱钩”压力有所加大,越来越多军事领域的“零和思维”被运用到了商业领域。中美“脱钩”将给双方和世界带来诸多风险。
中美两国现在陷入了对未来技术主导地位的竞争。与此同时,双方主要政府组织的某些成员都在推动供应链和价值创造生态系统的脱钩。文章指出,中美的技术竞争和由此引发的“脱钩”对全球创新供应和价值链有深远影响。
8月,中美科技竞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华盛顿仍在讨论技术和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相对优点,但这种讨论或已没有意义,因为中美脱钩已经开始。为捍卫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决策者必须升级其工具包,以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能够抵御震荡。总之,脱钩只是与中国技术竞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存在根本性矛盾:一方面,中美技术供应链的脱钩或可消解中国企业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希望中国能够实质性地改变该国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两个目标完全矛盾。如果不加深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融合(和依赖),就不可能实现经济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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