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东亚不太容易受到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鉴于区域一体化现在是一个更为可行的增长平台，美国旨在推动东亚国家放弃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的脱钩努力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鉴于全球价值链的盛行，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发重要。中、日、韩三国应建立一个合作机制来简化各国的法规，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环黄海经济和技术交流会议作为政府、产业和学界合作对话的渠道。
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20年，现正是适合评估东亚地区控制和减轻经济危机爆发风险的能力的时刻。本文作者假设了一种场景，即东南亚一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内外因素引爆金融危机的风险。本文拓宽了选择范围，目的是让人们更有信心把新兴的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今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周年，以过去20年亚洲区域经济结构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发展作为AMRO（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份旗舰报告的主题正当其时并具有特殊意义。笔者对该份报告进行评析，并针对现在及未来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解释。
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过度投资理论的角度，本文探索了东亚新兴经济体在超低利率环境下的商业周期和增长动力。本文认为，鉴于大型工业化国家的低利率环境，东亚新兴经济体因过度投资而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已独立于汇率机制而增加。
好的治理和正确的宏观审慎措施在应对在量化宽松溢出效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对新兴市场经济体（EME）的影响，以及好的治理和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在预防潜在金融脆弱性方面发挥作用。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六点建议,延续了去年底第18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讲话,涉及多个领域,主轴仍然是经贸合作,但通过社会人文交流强化民心相通,也再次得到强调。李克强总理的建议,有助于克服政治因素的干扰,将视线拉回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经贸领域,增进相关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推动“10+3”合作持续性发展。
尽管东亚国家存在一些产业规划政策，但较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才是其二战后保持长期发展与繁荣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总的来说主要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们的自由化程度越高，发展越好。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现方式同当前所有富裕国家相似：它们所采取的政策保护了私有财产权、尊重法制并赋予经济很大程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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