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分析了到2022年中期全球和欧盟资本流动的主要趋势和发展情况。
随着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进入金融和资本流动波动的新时期。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复杂的挑战，需要仔细审查。本文简要概述有关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逆转、其驱动因素以及可用政策工具的经济文献。
“尼克松冲击”后，美国向着金融资本主义狂飙突进，中国则利用美元金融发展实体经济，GDP快速增长，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流向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急剧下降，甚至“突然停止”。类似历史事件中，紧随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不稳定和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违约。
本文考察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和包括贷款在内的“其他资本流”)的推拉因素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意义。
外国资本流动的激增和收缩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它们不那么波动，从而变得更加有益呢？传统观点认为，当新兴经济体能够以本币计价的债券为赤字融资时，外国资金流动将更加稳定，因为外国人知道，债务国总是能够偿还以本国货币发行的债务。然而，这一直是个错误的论点。
本报告分析了全球范围内欧盟的资本流动情况。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果能够引导储蓄转向生产性使用，福利就能增加。但在危机时期，如果这些资金流跨国界传递冲击，扰乱当地金融体系，并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对资本流动的依赖也会成为脆弱性的来源。
2015年“8.11”汇改以来，我国曾经遭遇资本大规模集中流出。期间，各界对于是否要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争执不下。直至今天，人民币汇率已在止跌企稳后又现凶猛涨势、外汇储备也已触底回升，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也为我们反思前期许多关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讨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控制了若干宏观经济因素后，不同的资本流动措施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显著，但在经济体和流动类型之间并不均衡。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领域稳定性的影响是混合的。
人们需要意识到资本流动涉及资本流出国和资本接收国两方。双方需共同为实现稳定的资本流动承当责任，人们需要提高对此的认识，而不是只关注资本接收国为缓解反复无常的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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