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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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研究

出口退税制度作为一项出口财政激励机制，是国际上通行的税收政策，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出口退税政策不仅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在理论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取向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一个热门论题。关于出口退税理论定性问题，本文主张应跳出从“中性税收原则“的角度去探讨的旧框框，而应该以是否实现政府既定的长期的经济战略目标，主要是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为依据。如果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则其性质可以被定为“符合型”的出口退税政策；否则，其性质可以被定为“背离型”的出口退税政策。纵观我国已经实施了20年的这项制度，历经数次重大的的调整和变动，政策的功效非常明显，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对其进行的功效评价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其一是从出口退税制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增长极为迅猛，而出口退税政策在保持我国出口稳定增长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是从出口退税对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作用来看，国家对深加工的工业制成品的退税倾斜十分明显，促进了外贸企业在出口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逐步转化，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先机。对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从“出口”和“退税”两个大的方面来概括：从“出口”方面来看，主要存在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特别倚重于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率整体偏低以及政策变动过于频繁等问题；从“退税”方面来看，主要存在着财力不足、骗税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当然，本文以历史经验为参照，重点分析了上述问题的成因与后果之后，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在实践中，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制定的依据既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也不是狭隘的部门利益，而是在充分考察我国各产业实际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选择了与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一贯奉行的政策，即“走出去”战略相“符合”的退税制度。那么，出口退税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势与“走出去”战略的走向息息相关。通过深入地分析，本文认为：“走出去”战略还远未达到它预期的目标，我们不仅要继续推行这个战略，并且要把它作为长期奉行的贸易政策。而出口退税制度作为“走出去”战略的一项具体的措施，也理应继续坚持，以更好地发挥其鼓励出口的基本功能。若从贸易税制功能的角度来讨论出口退税的发展趋势，本文的结论是：出口退税制度既没有象关税那样受到来自WTO规则的减让“压力”，也没有象反倾销税那样由于自身特点而难以“常态”运行。因此，只要退税措施得当，财力安排合理，在WTO条件下，出口退税制度一定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产业保护功能。
工程项目管理代理行业化发展研究

建筑行业是我国最早实行项目管理的行业之一，在项目法实施的过程中，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对加快我国建筑业和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经过10多年的工程实践和研究，我国已经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了较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和一系列执业资格认证制度。然而，比较单一的项目管理模式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随着外商投资项目的增加以及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了和国际接轨，拓宽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已成为一件越来越紧迫的事情。工程项目管理代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诞生的代表业主进行项目管理的中介服务行业。本文旨在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代理企业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引导项目管理代理向行业化方向发展。本文对工程项目代理进行了界定，阐述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代理方与工程建设其他参与方之间的关系；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建议政府修订、完善、制订与代理业行业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建议设立代理行业协会，提出工程建设过程中协会的职责和任务等；分析了代理思想在国际项目管理模式中的应用，并对我国的主要代理模式“代建制”管理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指出了我国代理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得出了课题研究的结论，并提出了若干关于怎样加快工程项目管理代理行业化发展的建议。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政府何如引导加强代理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对如何建立代理协会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代理企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论我国工程造价计价体系改革和工程量清单的推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国际竞争将变得日益激烈，我国工程造价管理将向何方发展，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迎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和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化趋势?这些都是造价管理人员必须回答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日益深刻地融入全球市场，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项目越来越来多，我国的许多项目要通过国际招标、咨询或BOT方式运作。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和经营的项目也在增加。但是与之不相符的是我国的工程造价管理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的体制，虽然有部分地区已经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但是和国际惯例还有不小的差距。建设部已经颁布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并于2003年7月1日正式实行，但笔者了解到实施该规范的条件还不完备，而大部分施工企业还不具备自行报价的实力，所以该规范实施有不少的困难。因此，笔者选择了《论我国工程造价计价体系改革和工程量清单的推广》作为研究课题。首先，从剖析传统工程造价管理体制的弊端入手，指出其已经束缚了建筑业的正常发展，而且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推行清单计价。接着讨论了在我国推行清单计价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现实环境，阐述了在我国推行清单计价的现实意义。随后，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阐述了工程量清单的概念、内容、特点和编制方法，尤其是施工企业如何编制企业定额和如何报价。工程量清单能否顺利推广和实施，施工企业是否具有编制企业定额和定价的能力是关键，否则，推行清单计价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一本红头文件而已。而工程量清单最大的作用是在投标中的应用，笔者从清单报价对招投标的影响、清单报价的优点和清单报价的具体操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讨论了推行清单计价所需要的配套环境，只有相应的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具备了，造价改革才会成功，清单计价才会顺利推广。新的造价管理体制将会促进中国建筑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问题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生产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有效方式，是我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方面的因素明显降低了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难度：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分散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成本；经济全球化浪潮与经济自由主义，推动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加入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条件，并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这一现实与以垄断优势分析为特征的传统FDI理论之间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革新，论证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性，并提出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与措施。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理解发展中国家FDI的全新理论视角——“跨国投资差异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不能单方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取决于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具体投资项目难度两方面因素。该学说对传统FDI理论的超越之处在于强调了不同的战略动机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难度不同，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提供了可行性理论依据。针对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争议，本文对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本文具体分析了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这一方面，本文主要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技术进步、战略资源供应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我国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的独特条件，还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战略设计中，本文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战略方向和差异化的发展思路。关于跨国投资主体的建设，本文提出了建设我国的综合商社和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等战略措施；对于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过程，本文分析了对外投资产业和区位的选择，提出了建立战略联盟、利用海外融资等跨国经营战略措施，并论述了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与服务体系、积极推进与经济一体化等政府行为对于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层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方法、变量分析方法等分析手段，对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了的规律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系统、主要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全景式的扫描。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概述；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与必要性；评估经济外交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国作为经济外交分析个案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外交；中国的金融外交；中国的能源外交；中国的外交中的经济制裁；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等。总的思路是首先分析近年来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外交理论研究和经济外交理论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外交作为一个变量，构建和完善经济外交理论框架的必要性。通过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以丰富经济外交的理论。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政策建议。最后是对经济外交和中国经济外交的结论性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一、经济外交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质量和能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为中国外交的实践所验证。经济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经济外交的过程，为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平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经济外交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样本。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保障中国的出口产品市场和资源、能源来源的稳定获得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作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和需求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济外交行为，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有更清晰的观察，而且可以为外交学研究的立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一个较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本。二、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文化传统、国内发展目标的调整等内政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这种互动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制定国内政策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经受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作了准确的判断。其次，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给中国外交提出新任务，外交工作处于配合中心工作的地位。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出发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最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强调了内外政策的一致性。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指出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中国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中国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中国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1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2另一方面，邓小平也特别强调外交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搞好建设需要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要根据这一任务、这一方针，解决国际上的问题，解决中国与各国间的问题，也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三、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讲，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容日益丰富、手段日趋多元、层次日益清晰，并开展形成诸多分支领域的议题。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中国经济外交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拓展。同时，随着对经济外交的理解和运用的意识的不断增强，经济外交的表现形式有多样性的特点。包括国家经济合作外交、封锁禁运、贸易外交、关税外交、金融外交、能源外交等等。这些具体问题领域的外交构成了中国经济外交的内涵。能源外交在中国外交的分量正在上升。能源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战略中仅次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的重要外交部署。能源安全—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将会是争取更多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非常缺乏的能源。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石油的需求，已成为一个关系经济安全的大问题。四、经济外交作为一个重要的外交概念，已经与中国的大国外交、多边外交、周边外交表现出极大的重合性。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外政策逐渐形成了三个基本侧重点：一是积极与大国搞好关系，努力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各大国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扩大中国的回旋余地。二是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三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战略高度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得到巩固和充实。这三个侧重点是直接而务实的。中国经济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部署。五、从中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践观察，经济外交和单纯的政治、安全外交等所谓传统外交比较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特点。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具有一定条件下的交叉性。经济合作关系好，则政治合作关系就必然好或者相反。中日、中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发展良好，但政治关系有时存在很多结症。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也并不一定就会促进两国关系的飞跃发展。如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反之，两国之间经济合作关系的水平也并不必然影响两国政治合作关系。中俄经济关系的滞后性也并不必然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经济关系强劲而政治关系的松散。如日本一方面在追求对美贸易利益的最大化行为过程中，尽力维护自己的贸易额和贸易顺差，坚持本国的市场准入制度，形成对美贸易的全方位优势，而在政治关系方面又以不损害日美政治同盟为底线。必须把发展经济关系作为促进政治关系的必要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经济关系得到了发展，政治关系才能巩固。中美之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并行发展，经济成为双边关系稳定的基轴和压舱石。六、中国经济外交作为对政治、安全外交的重要补充，还存在大量提升的空间，经济外交的质量和意识亟待提高。中国经济战略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要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要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要拓展中国获得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渠道，要保障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和战略资源的途径和能力。尽管中国开展经济外交已经多年，但各方面的机制还有待完善，能力还有待提高。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仍然没有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的经济外交仍然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济实务方面。几十年革命外交所形成的惯性仍然影响目前的中国外交，今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和建国5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实践所形成的惯性使中国羞于将国家利益明确宣示为政策取向。中国一方面有必要树立广义的经济外交观念，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与地区多边经济、金融事务的对话与各项“国际规则”的决策过程，真正把经济外交提高到中国国际战略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大政府交涉力度，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市场空间。在国际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中国应当加强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经济外交，为中国企业产品走入国际市场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现有的外交资源可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加强经济外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使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与合作和竞争的新形势，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简言之，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的内涵、外交功能也都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正在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包括企业外交总体外交方向发展，经济外交现在越来越热，它在整个对外交往当中，在中国大事及发展当中，民族振兴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外交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就必须要重视外交的经济内涵。旧有的传统观念往往会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比如，至今仍有个别外交人员认为经济活动和外交活动是分离的。可见，要想避免因观念落后产生的障碍，就需要外交部门和其它领域人士来共同推动。中国的外交也要相应的顺应内涵的变化，来扩大它的功能，不仅要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国家的形象，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领土的尊严，同时也更好地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
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美关系

论文主要论述普京执政以来俄美关系的发展进程，特别关注俄美战略互动及影响俄美关系发展的因素。论文包括导言和正文。正文共分五章。导言主要论述选题的意义、目的和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成果，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分析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以及俄对美政策的变化。普京执掌国家大权正直俄罗斯社会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关头。在吸取叶利钦外交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普京调整了俄对外战略。与前任相比，普京的对外战略更积极、灵活、务实。在对外战略指导思想调整下，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普京明确承认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认为俄美关系的不对称是事实，但不是悲剧。从立足国内发展，振兴经济、确保国家安全，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需求出发，寻求与美国合作成为普京对美政策的主流。普京以现实主义态度改善对美关系的根本目标在于，将俄美关系纳入“正常发展轨道”，即俄美关系的发展必须符合俄大国复兴的总体战略，必须符合俄切实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俄对美外交战略设想发生转变，不寻求与美发生战略性对抗和竞争，建立稳固的战略信任关系甚至战略伙伴成为俄对美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第二章主要论述俄美建立新型战略关系以来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发展进程。“9.11”事件后俄美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俄美关系改善没有自然地导致俄美战略竞争的消失。俄美签署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该条约主要体现美国的意志，再加上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核战略优势进一步向美倾斜。俄罗斯与北约“20国”机制建立没有阻止北约第二轮东扩的步伐，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欧洲安全格局中仍居核心位置。美国借反恐之机乘势进入了中亚，俄美在独联体地区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仍在继续。为解决车臣问题和缓解周边安全形势俄积极支持美国反恐，但由于反恐是俄对外战略的重要问题，不是首选问题，以及俄美在反恐认识上的分歧，俄不会一直被美主导和控制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活动所左右。在世界地区热点问题上俄美的冲突时隐时现。伊拉克战争期间，俄罗斯坚持反战不反美，俄美关系经受了考验。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美之间关于俄伊核能合作，特别是俄向伊朗提供核和导弹技术的争议一直不断。在朝核危机中尽管核心是美朝矛盾，但俄罗斯积极发挥斡旋作用，有利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缓和。第三章主要关注普京执政以来俄美经贸合作进程以及俄美能源合作问题。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俄美互为经贸合作伙伴。在俄美贸易中，俄罗斯的优势目前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美国的优势则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双方形成良好互动关系，2000年后俄美贸易呈现递增发展的趋势。美国目前是俄最大投资国。由于俄经济规模有限、俄美贸易结构不均衡、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美对俄歧视性贸易政策依然存在等因素制约，短期内俄美经贸合作状况不会有根本改善。加强能源合作是近来俄美关系中的亮点。鉴于油气资源、生产和运输成本、技术、投资等方面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在阻碍双方的合作进程，特别是美国至多是把俄罗斯的石油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因此俄美能源合作到底能走多远现在还很难说。第四章主要探讨影响俄美关系发展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在美国对外战略中，俄罗斯战略价值在缩小，这是俄罗斯国力下降所带来的、且在短期内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战略价值缩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力的衰败导致国际地位下降，俄罗斯已由超级大国变为在有些领域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二是俄罗斯的发展离不开与西方的关系。另外俄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也影响着双方关系发展。俄美不仅在战略稳定、地缘政治、防扩散、反恐等领域有具体利益分歧，而且俄美战略思维有很大差异。从俄美双边关系发展的相互认知看，俄国内民主进程不符合美的意愿，美国内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俄美间相互信任不够，俄美经济联系不足制约着俄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俄美关系从整体上说依然十分脆弱。俄美关系的进展主要取决于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能否取得预期的和实质性的进展以及两国政策制定者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总体战略定位。第五章主要概述俄美关系发展对国际局势及中国的影响。当前俄美由于实力的非对等性决定了俄美仍没有建立起真正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美关系的主旋律是合作，同时也有矛盾和摩擦，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俄美争取合作的基本战略诉求无疑有助于维持其关系的稳定。从积极的层面看，俄美关系改善将减轻它们间的传统对抗和敌意，有利于国际局势的总体缓和。俄美关系改善并不损害中俄关系，加强中俄合作是改善俄美关系的重要砝码。后冷战时代中俄美关系尽管存在战略竞争，总体上是合作、互补性的三边关系。未来中俄美三国建构以互补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三边关系符合三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此，中国在同步加强与俄美双边合作的同时，应积极推进与其它大国的各类双边、多边合作关系，关键是继续加速自身经济、政治发展。因为只有中国的崛起才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因而对大国关系及世界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论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均衡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会保持多久?这是一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各国政府与企业界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经济增长不均衡，该文就从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前面几个章节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哪里，最后一章主要谈论了应该如何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论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主要从论文的选题、研究现状及其评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内容及创新之处阐述了论文的研究价值，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经济增长的概念作了阐释，对论文的研究方法也作了简要介绍。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了解和掌握当前国内外现有的比较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一章回顾了这些经济增长理论，并对这些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简单地评述。当前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思想；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它包括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与新剑桥模型三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主要有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索洛和肯德里克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新经济增长理论，它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与制度有关的经济增长思想，文中着重介绍了诺斯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最后特别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与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先从一般情况研究。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形成社会的总供给，与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向社会提供生产要素获得收入形成社会的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实现了经济增长。在社会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投入的每种要素都有一个最低额度，并不能完全替代，这就是要素替代有限性假说。这是论文的第一个创新之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变动趋势来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过渡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下降阶段与低速增长阶段，每一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这是该文的第二个创新之处。再从一般到具体，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对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定位。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处在这一阶段。论文最后分析了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这是论文第二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既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处在高速增长阶段，那么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现实状况如何，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章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与地区增长不均衡，经济增长从不均衡走向均衡是发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所在。这是论文创新之三。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在，但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约束条件，资源和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构成的“双重约束”。这是论文的第四个创新之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就显著，但也有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论文系统阐述了大国经济的八大优势：资源优势、分工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发展优势、规模优势、生产力推进优势、资源整合优势等。这是论文的第五个创新之处。第二，转换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国工业化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与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化和重化工业化方向发展。这是论文的创新之六。第三，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大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五章论述了发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有效途径。鉴于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推动技术进步是发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途径。推动技术进步，要立足于自主开发，学会“两条腿”走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要注重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但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避免步入“后发陷阱”。所谓“后发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时由于不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导致无法跨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上的“代差”，而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其原因是因为后来者在使用先进技术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与发达国家当初开发出该项技术时大不一样。这是论文第七个创新之处。而目前的体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未达到边际递减状态，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因此，必须深化改革以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而深化改革，首先需要培育新的利益主体，其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劳动力资本化。这是论文的第八个创新之处。对外开放，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国民经济通过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必须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从单纯地“引进来”到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鼓励我国企业大踏步地走出去，积极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论文最后一部分是结束语，总结了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见解。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高校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我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植保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招统分政策。随着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1993年后，国家转变高校毕业生分配机制；1999年6月，教育部扩大了当年高校的招生规模，从此，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教育时代，就业压力凸现并愈演愈烈。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解决目前农业大学植保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该文对植保专业人才培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植保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有：社会转型的影响。植保专业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社会转型的总体形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或高等教育模式自身存在问题，教育模式的一贯制和就业市场对毕业生高要求存在矛盾；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大中城市出现“教育过剩”现象，而欠发达地区无法吸引人才就业；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社会各产业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对各类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大学扩招导致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教学模式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毕业生不能适应社会需要而造成就业困难；用人单位用人观念不正确，存在重高学历而轻实际技能现象；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舆论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就业市场形成干扰；大学生职业定位不太切合实际，大学生对自己的了解和对社会需求的认识存在“双盲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女生存在生理等各方面弱势而导致女大学生就业困难。根据目前植保专业就业难的原因，该文提出了以下对策：政府方面应该在就业市场体系建设、市场政策法规建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构建有利于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平台。转变政府角色、改革就业工作体制、激活工作机制、疏通就业渠道、引导毕业生顺利就业。学校和学院方面应该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以就业为导向，推进专业设置、学科结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针，为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与市场需求相挂钩的人才培养反馈机制；创建人才培养新机制；运用其它手段，激发大学生的就业自信心；指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应引起高度重视。大学生自身方面应该改变对政府、学校的依赖思想；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值。
论“泛珠三角”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设计了一个以“泛珠三角”为主角，政府与民间力量并重，经济、文化、政治手段并行，以扩大区内贸易为第一步(扩大产业内贸易优先)，以对东盟投资为突破口，以建立跨国公司为基本形式，发挥粤港澳的龙头作用的策略模型，并认为这是可以有效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一种策略选择。中国—东盟自贸区属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虽然顺应潮流，但是面临许多问题、挑战。概括来讲，是客观条件不够具备，主观条件比较充分；经济条件不够具备，政治条件比较充分；整体条件不够具备，局部条件比较充分。本文在具体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并参考国际一些比较成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经验，讨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策略设计的目标、原则和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以“‘泛珠三角’为主角”是我们的基本观点。首先，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泛珠三角”具有国内其它经济区所不具备的区位优势，能够起到国内其它经济区无法起到的作用。其次，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可以让“泛珠三角”在某些领域、方面先行一步，大胆试验。再次，“泛珠三角”要有一种区域经济组织的自觉意识，深刻认识自己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创造各种条件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最后，“泛珠三角”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泛珠三角’为主角”的策略设计，主要得自区域经济学、特别是地缘经济学的启迪；另外，它也有很好的现实基础，表现在“泛珠三角”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东盟有良好的地缘、人缘、文缘关系，双方的经济合作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文章还分析了发挥“泛珠三角”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的“主角”地位和作用的意义。 “泛珠三角”的建设刚刚起步，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区域经济组织，还需要通过种种努力，才能发挥“主角”的地位和作用，当务之急是对“泛珠三角”进行整合，变潜在优势成现实优势。“泛珠三角”整合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有着紧密和有机联系的共生共赢型经济体系、国内区域经济组织，实现内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东盟的紧密合作关系。“泛珠三角”整合的动力有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整合的路径是基础设施先行，建立、完善区域交通、通信网络和信息平台；共建大市场，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创建经济增长极并发挥其龙头作用等。“泛珠三角”以紧密型合作模式为发展目标。政府与民间力量并重是本文的又一个重要的观点。“泛珠三角”是一个区域集合概念，“泛珠三角”的主角地位和作用要通过区域内的各种主体、主要是政府和民间力量来推动实现，这两种力量如何既通力合作，又划清各自的职责和范围，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了初始条件干预理论，把它看作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依据。认为要有效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必须对其初始条件进行必要的干预，即利用香港在金融和现代服务业的优势，激活“泛珠三角”的民间闲置资本，并以“泛珠三角”对东盟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项目)为物质载体，组成核心企业为基本形式的跨国公司，到东盟投资。并研究了“泛珠三角”政府对初始条件进行干预的方法。还讨论了民间力量在推进“泛珠三角”与东盟经贸合作中的作用，以及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的方法、措施。发挥粤港澳在区内外合作中的龙头作用是本文又一重要观点。粤港澳作为“泛珠三角”内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泛珠三角”内部的整合过程中，和在加强“泛珠三角”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要起龙头作用。文章对粤港澳龙头作用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讨论了加强粤港澳合作和发挥粤港澳龙头作用的方法、措施。
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国内农产品供求状况从短缺走向过剩，农产品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此，研究海外农产品市场的要求被提上日程。近年来，韩国是一个农产品年进口额约120亿美元的大市场，而且韩国市场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全面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以韩国为目标市场，研究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特征，可以为促进我国农产品对韩出口提供政策建议：及以中韩两国积极寻求更紧密经贸合作为背景，研究韩国农业问题的性质和农业政策，可以为中韩农产品贸易协作的合作领域和障碍做出展望：因此，这一课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7个章节，研究内容主要有4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韩国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分析。从韩国居民的食品需求变迁和农产品供给的变化入手，判断了韩国进口市场的产品需求结构和进口规模的变化，为农产品进口市场的竞争性分析做好了铺垫：并基于农产品自给率水平，根据市场开放后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冲击程度把韩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分为了三类，为找出中韩农产品贸易协作的合作领域和合作障碍做好了铺垫。第二部分是韩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的竞争性分析。根据市场份额识别出韩国进口农产品的主要来源国，并应用四种贸易指标综合比较了各主要来源国的贸易表现，最后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析了各主要来源国对韩农产品出口额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韩国市场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各国竞争力状况是影响对韩出口额波动的主要因素。第三部分是中韩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从中韩对世界市场的出口、双边贸易和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三个维度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中、韩农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呈现竞争的关系，而且在对两国非常重要的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强度超过世界市场，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逐年降低，但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在不断加深。第四部分是韩国农产品市场开放面对的问题及农业政策分析。首先从分析韩国农业发展状况着手，归纳出了农业地位的改变和政府对农户收入的支持程度，然后再加上人均收入水平的改变、食品需求有限增长的约束和农业政策目标的转变共五个方面的情况判断出韩国现阶段农业问题的性质是农业调整问题，揭示了韩国政府对农产品进口市场进行高度保护的原因，并引用学者和经合组织对韩国农产品保护率的测算结果分析了其农业保护水平及国内农业保护政策的主要支持方式和支持对象。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首先归纳了本文四大部分重要的研究结论，首先，基于其中前三部分的结论，从韩国市场的市场规模和食品需求结构、韩国对进口农产品的态度差别、中国的优势农产品种类三个方面为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然后，基于第四部分的结论得出，分别处于贫困问题和农业调整问题阶段的中韩两国农业政策目标导致的农产品贸易行为的冲突是中韩农产品贸易协作的主要障碍，以及韩国农业结构调整后农产品不同种类的自给率差别为中韩农产品贸易协作提供了具有合作潜力的产品领域，从而对中韩农产品贸易协作前景做出了展望。
“后配额时代”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研究

在WTO和配额取消的双重背景下，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如何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是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解决好该课题，将有效促进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论文旨在探讨如何提升“后配额时代”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文章首先分析了“后配额时代”纺织服装产业的市场竞争。认为配额取消将重新分割世界纺织服装市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和浙江纺织服装产品出口会持续增长，但是价格和利润将出现滑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以及欧美国家对纺织品的“设限”，都将对中国和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接着分析了“后配额时代”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竞争力优势。指出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国内竞争力，但是竞争优势有逐年下降的隐患；产业发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和集群优势；中、小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浙江纺织服装产业的主体，能够有效实现产销结合，丝绸、服装出口优势显著。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后配额时代”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竞争力劣势。认为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存在着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不合理、产业损害和贸易预警机制缺乏、行业无序竞争严重、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品牌建设薄弱等诸多明显劣势。在论证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论文从产业升级和产业组织合理化这两个重要层面，深入剖析了如何提升“后配额时代”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论文指出，推进产业升级是提升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必须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品牌开发与建设、提升人力资本等重要途径来充分发挥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全面推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文章认为，产业组织合理化能够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应该通过挖掘产业自组织功能、发挥集群优势、加强行业管理和自律；企业应该通过推行“走出去”战略、建全企业制度和优化经营管理、发展电子商务、实施企业人才策略等重要措施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最后，论文指出，要提升“后配额时代”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竞争力，产业升级是根本出路，强化技术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是关键环节，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是重要策略，实施品牌战略是必经之路，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有效途径，优化经营管理，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立足点，避免无序竞争是当务之急，完善预警机制，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是必要措施。
中俄边境贸易：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发展中俄边境贸易已经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口岸城市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恢复，加之中俄政府高层对发展双方经贸的重视，都为中俄边境贸易的新一轮扩张打下了基础。然而，中俄边贸传统的贸易方式已不适应中俄边境城市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需要新的突破口。本文主要运用了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知识，把中俄边境贸易的产生及发展植入统一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通过分析中俄边境贸易的历史溯源、发展现状及特点，对中俄边境贸易的整体概况和脉络有一个很好地把握。同时，从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切入，采用NTB指数和LQ指数来衡量中俄边贸的比较优势基础，并对中俄边贸中存在的各项贸易成本壁垒细分，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俄边境贸易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且基本吻合中俄整体贸易的比较优势。但是，中俄边贸又因俄方政策性问题以及中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而存在较高的贸易成本壁垒，极大地约束了双边贸易的扩张和升级。鉴于中俄边贸的优势基础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双方的合作空间及俄罗斯入世预期带来的机遇。可以预见，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宏观形势和客观背景之下，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本文整体采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结合NAFTA在贸易、投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提出新时期中俄边境地区的有效合作途径及应注意的几个方面，为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问题研究——以美国制造业为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及其跨国公司的急剧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因此，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问题具有战略性意义，我国跨国企业应该从合理整合国际资源的角度善于把握有利时机考察国际市场并进行合理国际投资。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概念。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毫无疑问，中美经贸关系最为引人瞩目，近年来我国跨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活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目前，理论界有很多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或者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领域的问题，然而，却鲜少有研究我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理论或实证分析，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尤为欠缺。本文以研究我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为主渠道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问题进行探索，详细阐述了我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演进，从市场环境、自然资源与基础设施、体制环境、科技力量、劳动力素质与工会力量以及中美关系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环境要素，针对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政策规定作了认真思考，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解释我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演进的原因和趋势，在广泛分析我国对美制造业直接投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的基础上，选择特定行业，运用出口规模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作为我国对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衡量基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问题做深刻思考和研究。
我国“走出去”企业资金非正常转移问题研究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促进我国企业突破贸易壁垒、开拓市场、优化产业结构、获取国际经济资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出去”企业在跨国运作过程中，为充分利用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益，获得成本优势，必然要求资金能在全球范围内顺畅流通。但我国特殊的管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从事跨国资金流动时进行逆向选择，即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资金的非正常转移。经合组织(OECD)和中国有关部门关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显示中国“走出去”企业存在资金非正常转移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给社会福利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结合翔实的资料和笔者的工作经验，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制度因素，各种资金非正常转移的手法，以及资金非正常转移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分析。本文认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现有的资本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推进资本管制自由化要与国内其他改革协调进行，并辅之以有力的监管，从而在切实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防止资金的非正常转移，维护国家信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国有资产，稳定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我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作了综述，讨论了“走出去”企业资金正常转移的必要性，提出“走出去”企业资金非正常转移问题以及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第二章对影响“走出去”企业资金跨境流动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了现行制度安排及对“走出去”企业资金正常流动的限制，以及现行制度安排效力缺失的影响；第三章结合案例对“走出去”企业资金非正常转移及其转移渠道进行了详细分析。第四章从资金非正常转移对外资利用效果、资金回流收入、国民收入、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经济增长5个方面的影响，分析了“走出去”企业资金非正常转移的福利效应。第五章结合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管制变革，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剖析了中、美、日资本管制自由化的前提条件的区别，提出了结合中国特色的对策思路。第六章在总结本文研究的基础上，作了研究展望。
FDI与贸易的相互联系研究——以韩国对华投资与日本对韩投资为例

到目前为止，以贸易为中心进展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中，为了提升再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合作形式，迫切需要加强海外直接投资部门的合作及通过它扩大与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研究。从这个视角了解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联系性，在该基础上获得关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方案是此研究的目的。特别是针对于海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通过分析问卷结果的方式进行重点考察。其中最大争端将是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效应分析和对贸易产生的影响。海外直接投资将促进交易还是限制交易?对贸易起补充作用还是替代的效果?韩国及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会不会对同被投资国的贸易起肯定的波及效果?韩国及日本企业当地法人的经济活动(中间产品调配和最终产品销售体系)对贸易产生的肯定或否定性的影响途径是如何? 在本文通过分析2002年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以韩国母公司的中国当地法人及日本母公司的韩国当地法人为对象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要把握最终产品的销售体系及中间产品的调配体系。根据第三章的分析结果，当地法人的中间产品、配件的购买(进口)及最终产品的销售(出口)体系是海外投资和贸易之间出现的肯定性互补关系的核心。即海外直接投资通过当地法人的中间产品、配件及资本货物的母公司(母国)或当地调配以及最终产品的母国出口及当地销售，扩大投资国与被投资国间的交易及国际分工。再考虑前面所提到的两国间的一些指标和最终产品的第三国出口比重及中间产品的第三国进口比重，海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当地法人的销售及购买活动，为被调查国家及地区(中国、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国、欧盟、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非利宾等)间的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作出贡献的。但从第二章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肯定性波及效果很大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东北亚地区还不够活性化、不够顺畅。占全世界总生产的20％、占全世界总交易量14％的东北亚地区，在海外直接投资上只占全世界总值的3.4％，按比可见该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还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日本在全世界海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过小(2001年6.1％)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比重小(2001年4.6％)。当然，发生这样问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和体制上的差异。从肯定性观点来看，以上问题并不是用意志就能克服的，因此得寻求具有现实意义的可实施活性化方案。理论上激活东北亚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激活日本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能使两国间进行经济合作，而且是促进整个东北亚、太平洋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最好的方法。另外方面，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找到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障碍因素，并对其解决方案进行研讨，才能树立激活海外投资的现实政策对案。依此观点在第四章附录中列出了对中国、韩国投资壁垒的调查结果报告。东北亚地区所形成的区内分工大体是通过企业当地生产的扩大而自然形成的。如此一来，通过政府间协定所形成的排他或封闭的经济圈很不自然。即使形成了也需要注意不致于使区外市场的最终需求中断，因为由最终需求派生出来的中间产品交易是构成东亚地区的区内分工所需要的必须成本。像日本、韩国消费水平高的国家或拥有很大潜在消费力的中国等区内消费需求能够替代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区外市场需求之前，还是有利于形成与最终产品区外出口相关的区内分工结构。所以必须强调开放型地域主义和多边主义。从这样的观点分析，区内各个政府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形成封闭型经济圈，而是为了除去区内海外直接投资及交易的各种障碍因素，而且也得集中于增加投资信息等国家间的政策调整。贸易和投资的顺畅化政策，可以点以下几个事项。为了使中、韩、日三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变韵顺畅化，首先得促进情报交换体系和网络的共同构成。为了增进三国政策透明度，为了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服务，三国应当利用一切的窗口和渠道，出刊三国的贸易，投资及别的经济合作问题和相关法，规定和政策的话，对顺利进行投资和贸易具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使中、韩、日三国政府的贸易及投资相关法案及规制，以及法执行步骤更透明化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