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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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背景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策略研究

为了应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国务院于2000年9月25日建立了全国战略储备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经过九年的投资运营，2008年12月31日其基金权益总额已达5601.82亿元。如此庞大的基金倘若闲置，其面临的机会成本和贬值风险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2008年10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使全国社保基金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同时还面临着政府刺激经济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造成基金贬值的风险。因此，以金融危机形势为出发点，探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基本理论着手，介绍其产生、资金来源、投资原则、投资理念、使命、意义、以及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基本内容。 　　其次，通过投资规定、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三个方面，介绍全国社保基金当前的投资策略；并对全国社保基金在当前投资策略指导下的投资绩效，从总体和分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分项投资绩效分析包括对银行存款、国债、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海外投资等各种投资工具的绩效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策略存在着投资渠道狭窄、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收益率较低等问题。然后以所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智利等国社保基金投资策略与经验，得出有益于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策略的启示：金融危机使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这两种看似稳妥的投资方式面临收益减少的风险，股市风险加大，而风险介于债券和股票之间的投资基金应作为当前投资的重点。由于海外投资和长期投资风险加大，故应对其投资作慎重调整。 　　总之，全国社保基金投资应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投资原则，在保持一定比例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投资的基础上，努力拓宽投资渠道，通过有效的资产组合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
基于投资国视角的中国OFDI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短短30余年的发展，我国OFDI经历了初始阶段的缓慢发展到近期的迅猛增长。而我国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刺激企业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也是层出不穷，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而且，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从政府、企业到经济学术各界都进一步的意识到“与世界接轨”已刻不容缓。面对这样国际国内宏观大背景，任何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激烈，我国OFDI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起步相对较晚，投资规模也较小，相关理论研究较为滞后，面对竞争，我国有一部分企业虽然成功“走出去”，然而失败的案例仍然居多，仍有不少因素制约着我国OFDI的发展。针对对外投资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所起作用有所差异，因而本文从阶段性对比分析角度着手，首先找出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再区分阶段性影响因素特征表现，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不同时期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变化，结合我国OFDI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考察我国OFDI的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及投资区位所表现出的特点差异，并对影响我国OFDI的因素进行归类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框架下，对中国OFDI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特点进行分析，利用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最终确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成分因素、投资动机因素、对外经济开放度因素为影响我国各阶段OFDI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OFDI在统计上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推动了OFDI的发展；人均GDP发展水平对我国OFDI发展初期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进入OFDI第二阶段其带动作用越来越强；我国出口贸易对于OFDI有显著的互补作用，且这一作用在中国进入WTO后更加明显；以能源消费量所衡量的资源寻求动机在我国OFDI发展的第二阶段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而以国有经济所衡量的经济成分结构因素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第一阶段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以反倾销案件数所衡量的贸易壁垒因素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突破性增长阶段显著的促进了我国OFDI的发展，这也体现了新世纪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除了资源寻求特点，还体现出规避贸易壁垒的市场选择倾向。
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基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中国加入WTO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企业一直在探寻如何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各大国内商业银行也不例外。发展跨国银行是中国银行业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因为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具有战略意义。可以说银行的跨国经营的好坏，已经关系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纵深发展，整体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银行业可以选择的对外投资方式有两种，即新建投资和并购投资。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新建投资可以使跨国银行根据自己的全球化战略目标来确定生产规模和投资区域，并且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受到外界的干扰很少；而并购则可以迅速、低成本的实现跨国银行的扩张，并且可以躲避很多目标国家的金融限制政策。跨国银行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进入则是一个关系到跨国银行本身、目标银行、文化差异、东道主国家其他银行等多个行为主体的问题，是一个权衡的过程，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效率进行比较。 　　本研究分为六大部分，包括绪论，银行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投资现状与问题，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总结。本文首先阐述银行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并对两种投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各自的优劣势，介绍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影响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即东道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成长率与管理水平高的银行倾向于并购投资，具有战略资源的银行，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小，银行更倾向于采用新建投资的方式。在全球尚未从经济危机的困境走出来之际，中国并没有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很大的影响，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可以预见中国的对外投资肯定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对在理论上指导我国银行业制定全球战略也有一定的意义。
“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投资立法的若干问题与完善研究

当前我国正加大力度实施“走出去”战略，为保证该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支持，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立法存在严重的不足，例如我国尚未颁布对外投资法基本法，仅有商务部于2009年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它是我国当前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法律依据。该办法规定十分原则，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后可能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并未涉及。因而，如何对海外投资行为施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和保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就我国海外投资制度的构建进行阐述： 　　本文首先从“走出去”战略的基本问题着手，介绍“走出去”战略的涵义及其形成过程，进而分析其与我国民族经济存在何种关系。其次，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分析我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法律问题，包括投资准入问题、投资待遇问题、投资保护问题、环境标准问题以及劳工权利问题等。并且结合国际上海外投资立法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分析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现状，进而发现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不足之处。最后，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并且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就海外投资立法提出相关建议，具体涉及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投资前行为规范立法、投资后监督立法、投资税收优惠立法、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投资与环境立法、劳工立法以及投资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等。
心理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只有积极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截至2009年，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输出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见中国 “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但值得重视的是，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分布极不均衡。本文试图从心理距离这一视角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以期了解心理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关系，进而通过对这种影响关系的认识建议我国政府更好地运用心理距离，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还为我国企业通过心理距离理解东道国的市场环境提供帮助，指导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积累国际化经营经验，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心理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关系。首先，本文总结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并结合研究目的和意义构思研究框架，总结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其次，回顾了FDI理论、心理距离理论等，奠定了心理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再次，测算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心理距离，并提出心理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假设关系，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假设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我国企业理解国际市场环境提供帮助。 　　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距离，而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本文正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建立了适合中国的心理距离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是本论文的第一大创新点。另一方面，本文以FDI理论、心理距离理论等为指导，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论证心理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的关系，得知心理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是负相关关系，这是本论文的第二大创新点。 　　研究发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与我国心理距离最近的主要经济体是新加坡，最远的是尼日利亚。心理距离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呈负相关关系。即母国与中国的心理距离越近，母国流向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就越少。心理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即中国与东道国的心理距离越近，中国流向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就越少。
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加工贸易经过将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外贸增长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加工贸易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产业关联度低，技术溢出效应差；外资企业占主导，内资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技术水平不高，附加值低；地区分布不均衡，效率低下；进出口市场相对集中，贸易摩擦加剧等。并且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存在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距离国家提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已经将近六年的时间，我国加工贸易却未能很好地实现转型升级。 　　本文在基于这个背景之下，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价值链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首先，本文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价值链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并从我国加工贸易的现状出发，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指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其次，将影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价值链提升的因素结合实际、进行具体化，构建一个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从政策层面、外部环境和企业层面入手，从理论上分析了各个因素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再次，本文在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数据的易得性、变量的代表性以及分析的便利性，选取了六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找出其中的制约因素。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不合理的国内产业结构、过高的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相关及配套产业发展的不完善是制约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议政府应区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鼓励企业内外销相结合、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自主创新以及调整加工贸易相关政策来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治理与投资运营分析

尽管主权财富基金在现实中存在已久，却在近几年才吸引了各界的关注。由于国家背景和透明度问题，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市场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成了美欧以及一些国际金融组织的讨论热点。充斥着威胁论或乐观主义论断的各类研究报告漫天飞舞。不光是股市里的投机者，学者和国家官员也似乎变得歇斯底里。 　　 2007年9月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成立，一时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如此一个新鲜的事物，中国应该如何去良好的运营和有效管理？中国缺乏市场经验丰富的基金管理人才，与此同时，次债危机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无独有偶，主权财富基金近期突然让一些国家敏感起来。在这样一个自身内在缺陷和恶劣的国际环境并存的状况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如何更好的发展？可惜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中投公司大部分海外投资都已是严重亏损。基金所负担的国债利息也是由中央汇金公司在国内投资的利润来支付。 　　本文着重从定性角度分析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和投资运营问题。 　　首先比较分析了国外优秀主权财富基金的公司治理和运营特点，例如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以此来探讨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可借鉴性。接着，本文剖析中投公司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弱点和所面临的挑战与约束，指出中投须通过增加透明度、改善激励机制、合理定位等方面来完善公司治理。最后，就中投公司未来良好发展进行了探讨，涉及到公司治理、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并提出一些对策。中投可以分设国内国外两个基金，同时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发展，海外投资必须始终坚持以财务投资为主。在投资区位选择、避免热门行业和避免投资的多元化恶化等也提出相应的建议；关于中投投资风险控制问题，本文验证了VaR方法对长期投资者风险控制的非适用性，认为中投作为长期投资者，在投资风险控制方面，不需要采用当前流行的基于VaR模型的风险计量方法，因为从事后来看，长期内考虑，模型往往可能会造成与正确选择方向相反的误导。中投应立足于投资前的风险考察，着力于包括宏观的大趋势、公司基本面等等在内的基础性分析来降低投资风险。
我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研究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的重要推动因素。随着近两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我国企业所处全球生产链的低端环节，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在必行。但是中国企业是否能够完成转型，什么样的企业适合从对外出口转向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从出口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都是本文将进行分析的问题。本文通过出口和投资的理论分析，以及利用中国各行业企业的数据的研究，对于我国各行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的问题进行剖析。对企业的国内销售、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依据生产率的判断的标准，并且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企业同时选择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动态、微观的角度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在对已有的贸易投资行为选择模型进行分析的同时，对该模型进行一定的拓展，将原有模型中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进行进一步划分。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本文得出生产率是企业贸易投资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可以通过企业的生产率区间划分而进行选择。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依据其所在生产率区间的不同，可以选择国内销售，出口或者对外直接投资。 　　利用我国36个行业10年的面板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出我国36个行业的生产率，将其按照生产率区间进行划分，得出各个行业适合的贸易投资行为模式，并且对中国36个行业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之间关系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企业贸易行为的模型中生产率与出口正相关的关系在中国同样适合。也就是说，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对自身生产率的估计来进行贸易投资行为的选择。 　　最后，依据本文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但是，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采用“走出去”的战略。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生产率的大小进行衡量。如果企业生产率位于[2,6]的区间，那么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如果企业处于生产率位于[1,2]的区间，那么进行出口选择是有利的；如果企业处于生产率位于[0,1]的区间，那么企业仅适于国内生产。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基于江苏的分析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所带来的效应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但目前我国学者对FDI的研究大部分还集中在“引进来”的效应上，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如何，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促进技术创新，通过何种途径促进技术创新以及促进的效果如何等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统计分析、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层层展开，深入剖析。 　　本文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根据进入模式的不同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就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论文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并回顾了相关理论和文献，随后从进入东道国模式的视角对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发生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影响促进效果的因素分别阐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投资动因、投资特点和投资阶段进细致地分析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以南汽并购英国罗孚汽车公司案例和春兰集团案例为研究对象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进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提高技术创新最直接的方式但要求对技术资源有较好的整合力度；本土化管理和技术创新内部化机制是提高技术创新的关键。在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技术上创新但由于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其影响也较小，但这并不妨碍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提高技术创新的一种新途径。在此，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一假设得到了证实；最后总结了研究结论，并从微观企业和宏观政府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区位选择研究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不断深入，我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短缺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向外转移过剩产能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将会逐渐成为我国“走出去”的主旋律。区位选择是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也是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重要先决条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趋于广泛，但是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比如投资区位集中度高；流入发达国的投资比重很少；频频遭受政治风险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也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概述了本文选题的意义、背景、相关文献综述、本文的结构和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通过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由投资动机、内部资源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三部分首先探讨了我国的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度过高，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少。第四部分是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区位选择模型，来测度各种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并且对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两种不同的投资动机，分别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我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进出口、东道国的资源丰裕度和我国在东道国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个数是正相关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政治风险因素是负相关的。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我国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绕道进入发达国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要采取多元化战略；充分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扩大合作区范围；建立防范政治风险的政府服务、评估和担保中心。
我国海外并购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我国的同时，近些年我国企业也加快了进行海外投资的步伐，海外并购在第五次并购浪潮中更是如火如荼的发展，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也是我国企业提高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自身的发展壮大的需要。 　　随着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资金链出现断裂的企业比比皆是。这为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为不少上市公司实现走出去的梦想提供了契机。 　　海外并购作为海外投资的方式之一，当然地具有海外投资的作用，如加快开发海外市场、弥补国内相对不足的资源、带动国内相关设备的出口、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专业人才、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较之于同为海外投资方式之一的新建投资，海外并购还有着新建投资无法比拟的优势，如能够直接将目标企业的生产能力、营销网络等资源纳入本公司，并迅速占领东道国市场，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转移、促进结构调整、获得竞争优势有着直接而迅速的效果。但我国海外并购之路并不平坦，在并购活动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出现了不少法律问题。本文通过对海外并购进行实例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可能遭遇到主权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其中法律风险是对并购企业最频繁产生影响的不确定因素；接着笔者对国际条约、东道国法律和我国法律中关于海外并购的规定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各自对我国海外并购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认为，为了鼓励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促使我国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成熟，防范各种风险，我国应该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采取相应措施来保障我国海外并购的发展。
企业集团海外投资资本的控制研究

企业集团是单体企业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加剧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性企业集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提高投资报酬或分散经营风险，其发展实力代表乃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我国企业集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颇具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以及政府的大力鼓励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集团进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市场中，投身于国际市场竞争，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和资源整合，开拓市场，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虽然我国企业集团在国际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海外市场充满了各种国内企业所不熟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入国际市场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智能化的生产工艺、信息化的市场、差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易变的政治管制措施，但由于历史和现存体制的不足，我国企业集团在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国际运作经验、资金和市场营销等国际竞争力构成要素上缺乏优势。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构建了企业集团如何对海外投资资本进行有效控制的整体框架和具体控制方法体系，以资本控制为纽带，以企业集团整体最优为首要目标，在赋予海外子公司足够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确保对其有效控制，以实现海外投资资本的保值增值。本文首先阐述了企业集团海外投资资本控制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其次，对企业集团海外投资资本控制相关理论进行综述，主要对管理控制理论、内部控制理论、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讨论。第三，构建了企业集团海外投资资本控制的结构，结合上述理论基础及方法，阐述企业集团海外投资资本控制的目标、原则、模式，设计了全面的资本控制框架和机制。第四，介绍了具体的海外投资资本控制方法体系。第五，结合A集团国际化经营中对海外子公司控制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构建适合中国企业集团国际化经营的资本控制结构与方法体系。最后是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指出本文不足之处及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管理者有限理性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在短时间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企业发展迅速，走出去的意愿逐渐增强，再加上国内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跨国并购交易量不断增加，交易金额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然而，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并没有如预期那样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不足三成。惨淡的并购业绩与疯狂的并购浪潮相对比，不得不使人们怀疑企业管理者在对待跨国并购问题上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性。 　　本文就是建立在这个并购悖论上开展后续研究的，试图借助于行为经济学中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以及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非金融上市企业跨国并购中管理者是否理性进行实证分析。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管理者有限理性的替代变量，以2007年至2010年上半年发生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以及其配比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跨国并购发生与否显著相关，这说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确实在企业跨国并购中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前景理论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显著性水平不高；当企业处于经营波动较大的阶段时，管理层更倾向实施跨国并购。 　　最后，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总结归纳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就相关问题对监管部门与拟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减少管理者有限理性行为对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使跨国并购决策更加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最终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
粤港政府经贸合作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粤港合作发展迅猛,大量港资涌入广东,促成两地逐步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成就了两地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经贸往来的带动下,两地经济社会的融合度和依存度不断提高,逐渐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发展态势。 　　适应粤港合作的蓬勃发展,粤港政府经贸合作应运而生。特别是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两地政府不断增强合作共识,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为推动粤港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粤港经贸合作开始面临新挑战,由制造业合作为主向服务业合作为主转变,由简单的投资贸易合作向自由贸易区转变,从传统的资金、技术等投入向商业规则、营商环境以及政策衔接转变等,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对粤港政府经贸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完善粤港政府经贸合作,从而适应时代要求推动两地深化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当前粤港合作的迫切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首先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粤港政府合作,尤其是促进经贸合作的历程,分析总结了粤港政府经贸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其次是分析了粤港政府经贸合作存在的不足及成因,找准问题所在；最后探讨完善粤港政府经贸合作的途径,提出了优化制度设计、强化合作力度、完善合作机制、促进组织对接等进一步促进合作的对策建议。
惠而浦的中国战略研究

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其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5％左右,控制着世界贸易额的65％以上,还控制着世界工艺研制开发和技术转让的80％。跨国公司日益受到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中跨国公司不仅是争夺国际市场的主力军,而且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本文通过对惠而浦公司和三星公司这两个典型的跨国家电公司在中国实行的战略进行对比分析。这里面包括这两家公司的产品战略,本土化战略和宣传战略。同时对中国的大型家电企业能够走出去的一些模式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这两个公司的战略分析,能对中国的家电企业走出去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