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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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尤其以区域贸易安排(RTA)引人注目，其数量迅速增长。到2002年，在WTO中作了通报的RTA已多达250 余个。据WTO 估计，到2007年还将有近90个自由贸易生效。目前区域贸易安排作为一种潮流，几乎波及整个世界，平均每个WTO 成员参加了5个RTA。然而，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比较缓慢，不仅滞后于全球一体化的形式，而且与地区经济实力的发展不相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盟改变了自由贸易区进程，不仅注重自由贸易区本身，同时加强了与其他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谈判。中国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融入国际经济活动的领域逐步拓展，在参与区域安排的战略上也作出了积极调整。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际的政治、经济关系取得了重要发展，双方各层次对话活跃，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合作发展迅速。2001年11月，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双方达成重要共识：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启动，并与11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签署《框架协议》为契机，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4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 国在菲律宾宿务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将在各国完成国内法律审批程序后，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在自贸区建设的总背景下，次区域合作更加活跃，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相继拉开序幕。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在政治上有助于密切东盟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升中国与东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在经济上有助于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发展和双边经济关系的深化，有利于东盟与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进而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各国的支持与配合，而中国的发展也同样能够为东盟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属于南-南型合作，双方在出口市场及引进外资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这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与制约因素，同时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存在，也制约着贸易区的发展。本文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新进展状况，并探讨其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与制约因素以及彼此应该注意的问题，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力图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过程中的最新进展情况及制约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的障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
中国公司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及作用机理研究

传统的FDI理论认为，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在海外利用现有资源，而与之相反，新兴的FDI理论认为，公司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取自己缺乏的，但东道国丰富的战略资产。按照新兴观点，FDI是公司获取更多战略资产以弥补自身弱点的有效途径之一。作为“后来者”，中国公司更加迫切地需要更多的战略资产，尽快跟上当今的世界巨头。然而，它们以获取战略资产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新兴观点为指导，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中国公司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及作用机理，以帮助和促进企业家及政策制定者从更加实质和深入的层次来了解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内在逻辑，为企业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和参考。本文遵循FDI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从研究对象、择重要素和基本观点等方面回顾了不同时期的代表理论，并对新兴公司FDI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采用新兴经济体战略管理的三大主流理论(制度理论、资源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层面来研究中国公司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能够提供对其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以三大主流理论为基础，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探讨了中国公司的实践对主流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强调了制度理论在分析中国公司战略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本文构建了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结合资源和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中国公司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了中国公司为什么要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Why)，以及怎样才能成功(How)两大问题。首先，本研究以战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包含市场竞争、公司愿景和吸收能力的FDI模型，并采用多重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四大企业(海尔、TCL、京东方和联想)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和原理。研究表明，激烈的竞争态势和跻身世界前列的战略愿景，导致了对更多战略资产的需求，驱动了中国公司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中国公司会更积极地从事这种资源寻求型FDI。接着，本文从战略资产的特征分析出发，理论上比较了要素市场、合作、内部培养和并购四种途径获取战略资产的有效性，探讨中国公司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客观必要性。该研究结合华为、中兴、格兰仕和上汽等公司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基于战略资产的特殊性，中国公司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如要素市场、建立合资企业等途径，不能有效地满足中国公司在当今形势下对战略资产的大量需求，他们只有大胆地“走出去”，通过跨国并购和进行全球研发才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参与全球竞争。随后，鉴于跨国并购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本文进一步以资源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公司战略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的盈利模式。该研究从跨国并购中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机制出发，分析了中国公司并购发达公司的三种资源合并模式。分析发现，在并购市场上，当中国公司比竞标对手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时，可以在并购中创造更多的额外价值以及促使双边垄断的形成，这样，中国公司对发达公司的并购不仅可以获得所需战略资产，而且能够与并购目标分享经济收益，达成双赢。通过对“Why”和“How”两大问题的探讨，本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更多的战略资产，是其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由之路。然而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中国公司，才有能力采用战略资产寻求型FD1这种高风险战略。最后，本文总结了该研究对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供参考。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评价体系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其重要性日益凸现。虽然我国石油储量和开采量居世界前列，但作为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90年代以来，石油资源一直是我国短缺的资源。从全球范围看，石油的供给大于需求，但是石油资源的分布和消费具有极大的非均衡性，石油的价格和供给容易被产油国和组织所左右。面对同益拉大的国内石油供需缺口，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是解决我国国内油气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的现实选择，也是维护和保证我国石油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要求。本论文以跨国投资理论、风险投资理论、项目评价理论为基础，总结了海外油气勘探项目的特殊性并研究了项目的可行性。首先，由于油气海外项目的投资受到多种风险因素影响，本论文把这些风险划分为外部风险和内部可控制风险。它的外部风险因素包括资源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内部可控制风险包括完工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与人员风险。其次，建立石油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体系，运用多因素递阶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大小进行量化分析，实现了对石油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大小程度的科学评价与判断。再次，应用蒙特卡罗模型进行国际油气勘探开发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量化勘探风险，对于中国石油公司乃至其他外国石油公司从事国际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劳工问题探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的数量和规模都在迅猛增长。在中国，受“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鼓励和支持，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期望通过海外并购，在短期时间内壮大企业规模，扩大企业资源，获取先进的核心技术，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在最近几年急速增长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中，成功的有，失败的也不少。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如并购前目标企业选择的盲目，并购经验的缺乏，并购过程中操作的不当，并购后企业发展规划的错误，东道国政治金融的风险等，但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缺乏对投资东道国的劳工状况、劳工法律政策和劳工人文环境等方面的深入甚至是基本了解，增加了并购的成本和风险。本文第二章到第六章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能够遇到的劳工问题的各个方面：第二章阐述了海外并购中的东道国劳工政策和劳动法规方面的问题，具体分析了东道国劳工政策和劳动法规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认为在并购之前应当熟悉和了解东道国的相关劳工政策和劳动法规；第三章提醒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应当注意着重保护的八项基本劳工权利，即选择职业和平等就业的权利、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民主管理权、结社罢工和集体谈判权、享受社会保障权；第四章简要介绍了国际劳工标准，并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劳工标准的态度和实施状况，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重视国际劳工标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应该遵守核心劳工标准并逐步提高企业劳工标准，承当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树立中国跨国企业的良好国际形象；第五章分析了跨国并购中劳动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和解决的重要性，并以德国和美国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为例，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动争议的解决提供参考；第六章对例举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文化冲突的表现并分析了冲突产生的原因，说明了劳工文化整合的重要性，提出了劳工文化整合的途径。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问题全方位的论述，从而探讨有针对性和有效解决海外并购中的劳工问题的策略和办法，减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对待劳工问题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减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危险，降低经营运作中的人力成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帮助海外并购企业成立和发展，真正将中国海外资本转化为国际竞争力。
蒙中经贸合作的特点，问题及未来发展对策研究

蒙古国是亚洲中部的内陆国家，中国是蒙古南方的重要邻国。蒙中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蒙古国早在1949年就与中国建交，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就经历了曲折，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才实现正常化。近年来，随着两国关心日渐深入，双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伴随着蒙中贸易的发展，中国日益成为蒙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且在蒙古的贸易伙伴中，中国的地位不断提高，根据蒙古国家统计局公报数据显示，1999～2005年，中国已连续7年保持对蒙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这期间中国一直是其出口总额的第一大国，进口总额的第二大国，中蒙贸易额约占蒙古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另据蒙方统计，2005年中国对蒙古注册投资额为2.36亿美元，同比增长86.2％，占同期外国对蒙投资总额的75.6％，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蒙注册投资额共计6.94亿美元，中国已连续8年保持蒙古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但是，长远看，蒙中经贸关系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特别是同蒙古与其北邻俄罗斯的传统经济合作比较起来，蒙中经贸合作有很大的差距。目前，研究蒙中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成果并不多，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是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对蒙古和中国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蒙中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特征分析了蒙中经济贸易合作当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蒙中经贸的合作的良好发展前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借助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两国的经贸和合作的状况、发展历程及发展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并且还运用社会调查、网络信息和数据统计等方法对两国的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这使最后提供的政策建议更具备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提出对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发展和边境贸易交流的舒畅方面的优势政策建议。
欧盟东扩后区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

欧盟东扩后，人们预测由于新老成员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导致大规模的劳动力自东向西流动，这种流动将会严重冲击老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并造成新成员国的劳动力缺乏。然而，欧盟东扩的三年内，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这种情况。本文将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劳动力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任何市场的作用都在于促进自愿交换的实现，所以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的配置，这种劳动力配置方式可以同时使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满足达到最大化。劳动者，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从低工资工作向高工资工作流动这一活动本身，就是迫使那些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均衡工资的厂商提高工资水平的一种手段。然而，流动确实要付出成本的。劳动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四处搜寻与雇主可能提供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有关信息；对于许多劳动者来说，只有首先辞去现在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搜寻才是最有效率的(尤其是想要迁往另外一个地区的时候)；劳动者不仅必然要面临相应的环境转移的货币成本，而且还要面临相应的心理成本。经过10年的准备和4年的正式谈判，2004年5月1日欧盟东扩终于成为现实：波兰、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10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从目前的15国扩大为25国。欧盟北部延伸到北冰洋，南到地中海，西到大西洋，东到黑海。经过这次东扩，欧盟由一个典型的北北型国家的联盟变成了南北型国家联盟，其内部的经贸合作以及各种要素市场面临了更大的挑战。“欧盟10国家加入不是一个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力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欧盟东扩后，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如何一体化?是否会出现原成员国所担心的“移民潮”? 本文将考察欧盟东扩后东西流动的移民能给双方带来何种结果，又是如何影响新老成员国的其他社会方面的。尽管只有几个原成员国向新成员国完全打开了劳动力市场，但是自从2004年以后已经开始出现了劳动力自东向西的流动。从新成员国流向原成员国的移民数量将会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增加。笔者将在文章中考察移民对生产、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欧盟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性。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域选择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呈现迅猛发展态势，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走出去”开放战略的实施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推动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山东省经济不断发展，已经完全具备“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基本条件和实力。目前正值我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正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战略措施。2000年以来，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投资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但是，在此领域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投资的产业结构有待提高，投资区域过于集中，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盲目性，政府对企业境外投资的规划指导和管理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本文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域选择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分析入手，主要从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对外投资现状以及政策扶持等角度分别阐述，通过定性分析认为山东省目前已经完全具备对外投资的基本条件。接下来的一章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重点分析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选取制造业为分析对象，运用数理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山东省制造业各行业的综合实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在对优、劣势行业及其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原理，分析了山东省的对外产业转移选择问题。另一部分结合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区位优势，根据我省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和我省产业行业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研究，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一定指导作用。文章最后部分针对产业和区域选择以及政府在监督管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缺陷，并结合文章主要部分对产业和区域选择的分析研究，总结并提出一些相应建议，希望能对实际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一些有益指导。
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角度看企业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

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引进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加快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然而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发现，单单依靠“引进来”是远远不够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的发展速度，在国际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参与国际经济的重要性，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也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不仅要实行“引进来”，还要能“走出去”。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中国正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我国以低成本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贸出口困难重重，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国内资源供应日趋偏紧，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能不能同时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呢?在以往的文献中，众多学者从理论方面阐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积极影响，但未涉及实证分析，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本文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角度切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对两者的相关性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尤其体现在对我国外贸出口的促进作用上。同时，结合我国2000年以来的数据，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对我国出口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从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贸发展现状出发，通过对以往相关理论和文献的综述，提出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可以改变我国目前的外贸增长方式，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这一论点加以分析。经验表明：通过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促进母国的出口，包括货物、服务、中间品的出口，还可以改善外贸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同时还能有效的规避国外的各种贸易壁垒，这一切都有利于转变我国目前的外贸增长方式。大量数据也表明，经过近年来积极促使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增长方式的作用机制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最后结合我国的外贸和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次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文章通过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验证我国企业走出去与外贸增长方式之间的作用机制，较之单纯的理论分析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为企业走出去的宏观管理和战略规划提供了客观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国际化与企业业绩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如融资问题、人才问题、市场问题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也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企业国际化战略有助于解决企业所面临的融资、人才等困境，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业绩水平。在介绍民营企业国际化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民营企业的含义，认为民营企业应从控制角度来判断，由民营成分控制的企业应该归于民营企业范畴内。另外，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国际化既应包含内向国际化，也应包含外向国际化，并介绍了我国民营企业现状与国际化现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实证研究方面。在学习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提出的TNI指数和学者苏利文提出的苏利文指数的基础上，从内向型国际化融资、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销售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化指标体系。由于原有的国际化指标仅仅是各子指标的简单加和，不能体现各个子指标在国际化指标中的重要程度，因此采用了权重修正的方法，计算出了修正的国际化指标。通过对沪市企业的筛选，在107家最终控制权为民营成分的企业中，有50家存在海外投资行为，在分析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得出了50家企业的国际化指标。结果显示，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国际化水平仍然较低，海外销售子指标所占权重为0.683，是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方式。同时，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国际化水平与企业业绩的相关关系，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企业国际化指标未能进入最终模型，企业的业绩与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的资本结构相关性更强。为了分析民营企业国际化水平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本文将企业国际化指标强行进入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国际化指标与企业业绩存在相关关系，但并不强烈，民营国际化仍不是企业业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企业国际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建议，认为: 首先应加强海外融资，引导民营企业更加重视海外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风险融资；第二，提高生产国际化水平，重视套期保值和非核心业务外包，降低国际化风险；第三，实施国际化人才战略，建立人力资源规划，提高管理层的国际化经验；最后，完善民营企业国际化政策支持体系，大力加强中企服务建设和行业协会建设。
美国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也是中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国。截至2006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2211个，实际使用539.6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额8.2％。按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排名，美国居第3位，仅次于香港、日本。受我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各地区位因素的影响，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表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美国对华投资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回顾，表明本文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石。在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概况、区域分布、及发展变迁进行概述的基础上，为揭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差异，本文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说明影响美国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因素。定性分析部分，本文主要依据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因素、成本因素、制度因素、产业聚集因素、自然因素逐一进行定性分析，认为美国对华投资区域选择影响因素可以综合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是美国对华投资的原动力；第二，中国经济开放度与美国对华投资密切相关；第三，产业聚集效应成为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第四，劳动力成本对美国投资者还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美国在华投资不会有意选择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而主要考虑其效率工资水平状况。定量分析部分，本文主要借助计量模型，采集《200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了拟和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市场规模、贸易因素、聚集效应和基础设施是影响美国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影响越来越小，基础设施、配套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作用在逐渐加强。正如邓宁(Dunning)所言，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已经趋于综合。同时，本文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海外投资的发展趋势，分析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最后，本文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就如何吸引美资提出了几点对策。
和谐社会视阈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

城乡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然而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各种关系和矛盾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拉大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最近刚刚完成的调查报告，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结论：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也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阈中探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我国政府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充分认识政府应充当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缩小城乡贫收入差距。本文试图在分析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与变动趋势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理论提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理论基础。共分三大部分，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分配理论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其当代价值。其次，论述了马恩公平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涵盖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第四代领导集体对公平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理论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导意义。第二部分指出了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并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并出现了拉大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和政策因素、城乡教育机会的差异和个体差异因素以及城乡就业差异等。这些因素合力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第三部分论述了和谐视阈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大意义。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城乡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解除了城乡和谐发展道路上的一大绊脚石。第四部分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阈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明确了要解决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应该继续进行社会制度改革，从政策上保障社会公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政府决策由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的转化。本文力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阈中，探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问题，创新之处在于，本文从更微观的角度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可以提供大额资金的优势，创新开发性金融建设；政府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力图做好服务型政府，创造宽松环境，不仅注重农民“走出去”，更要注重怎么样使他们再“走回来”反哺农业。力图从根源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研究探析

学生社团是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20年，邓中夏等19人在北京大学组成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我国的学生社团逐渐成熟；但是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加上少数高校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因素，导致了社团发展比较盲目随意、少数社团层次较低等问题，同时社团本身也存在社团干部青黄不接、社团的继承与发展不够，社团的管理机制欠缺等问题，这就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以促进社团更快、更好地发展。本文除了导论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有关学生社团的一般理论，包括其定义、特点、功能和作用等方面。高校社团，即大学生社团，是具有某些共同点的学生或者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学生，依照法律或校规校纪，遵循一定的宗旨和原则，自愿参与的、具有相对固定成员的学生组织。它包括了狭义上的学生社团和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它具有成员的同质性、成员的流动性、组织的松散性、活动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高校社团无论对于学生自身的发展，还是校园建设都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状况。我国的高校社团起步比较晚，随着高校的扩展，社团也逐渐取向成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有了明确的成立审批程序，也有严格的解散管理制度。我国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取得了一系列的经验和成果，比如说提高了对于学生社团的认识，意识到社团的作用等等方面。但是在我国，对于高校社团的管理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社团活动所受限制较多，物质条件匮乏、社团的管理机制存在较大欠缺等等。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外高校社团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国外，高校社团的种类繁多，拥有广泛的自主活动空间，而且一般都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许多都依靠自身提供一些自主性的经营项目以及通过校友会的资助等渠道来弥补自身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社会经费充足，充当着学校与社会间“中介组织”的地位。最后一部分主要探析了高校社团的未来发展。文章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论述。一是，高校学生社团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发挥社团作用的有效性。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高校社团不仅要有开放民主的管理机制，还要有开放的校园文化。二是，高校在学生社团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高校应该从多方面对学生社团在思想上进行引导、物质上进行支持、制度上进行完善。三是，走品牌化建设的道路。学校管理部门应对社团的发展略有偏重，不能搞“一边倒”，应逐步建立起一批有特色、有实力、品牌化的社团，让这些品牌化的社团“走出去”，不断提高社团的影响力，进而提升学校的形象。为此，论文从我国高校社团发展现状入手，通过研究高校社团的一般理论结合国外高校社团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以学校加强对社团的正确引导、加大对社团的经费支持力度、加强社团管理的制度化为主要特点的我国高校学生社团未来发展路径。
从中学音乐教学大纲的七次修订透析新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国初的十七年间，中国的社会性质随三大改造的完成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时刻，国内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建国初期这种良好的局面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所打乱。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的政治在畸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受这种气候的影响，建国初教育的任务主要表现在改造旧教育，贯彻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当然学校音乐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担负着同样的责任。这时的学校音乐教育思想在抓美育的同时也丝毫没有放松思想品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份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便充分体现了这种音乐教育思想。诚然，音乐教育的辅德倾向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之情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校音乐发展是健康的，与此相对应的1956年的初级学校音乐大纲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这种良好的发展道路却随着政治的畸形发展滑出了历史的轨道。特别是1966年-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整个学校教育都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音乐教育作为整体教育的一部分也必然逃脱不了命运的不公。此时如果将整个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比喻成一个“U”型，那么这时的初级中学音乐教育正好处于音乐教育的最低谷。尽管这一时期一些音乐教育仍在进行，但已毫无“美育”可言，更多的表现在配合政治活动、宣传政治思想方面。此时学校音乐教育贯彻执行原有大纲都己困难重重，重新审订新的音乐大纲更是无从谈起。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局面持续到到1978年后便开始得到扭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导下，各行各业都卸掉了精神的枷锁，热情似火的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国家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决策，积极入世。21世纪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世纪，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认识逐步深入人心。特别是“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提出更是为我国教育指明了方向。“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加快素质教育进程”成为当今教育的首要任务。此时的初级中学音乐教育在这一良好环境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育”自1958年被取消后经过将近30年的沉寂又重新成为音乐教育的主题，学校音乐教育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不断吸收新元素。中学音乐教育大纲更是突出时代特色、体现时代要求，其教学目的更加明确，教育内容更加完善，教育体系更加科学。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对大纲来说还有更长、更难的路要走。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济南市“走出去”战略的分析与建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日新月异，新一轮国际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方兴未艾，企业国际化趋势大大加速，跨国公司逐步向全球公司转型，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实行的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将“走出去”战略确定为重大国家战略。为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在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时，支持并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积极拓展对外经贸合作。在历史机遇面前，济南市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2007年底，济南市累计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42.963l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4.9953亿美元，外派劳务人员45995人次，期末在外人数17128人；累计兴办境外企业(机构)221家，中方协议投资额2.4亿美元，在建国家级境外投资合作园区一家。目前，济南市“走出去”企业分布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领域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机械设备、地质勘探、矿产开采、农林水产、纺织服装、电子通信等行业，投资方式也从单一的投资办厂，发展到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等多种形式。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济南市实施“走出去”战略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济南企业“走出去”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瓶颈，更面临着东道国政局、社会治安、金融汇率、市场变动等多方面的风险，政府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政策扶持和服务促进体系。因此，济南市实施“走出去”战略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对当前对外投资理论进行简要综述，对文中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理论分析。主要介绍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进展。第三部分，济南市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情况及分析。该部分重点分析了济南市目前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的对策分析奠定基础。第四部分，济南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该部分分析了宏观环境和济南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优势，并指出了企业“走出去”可能遇到的风险及防范建议。第五部分，济南市推进企业跨国经营的选择与建议，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了推进济南市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具体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济南市目前尚没有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应用国际化经营理论对本市的“走出去”战略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与总结，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一次尝试，这也可能是本文的最大意义所在。
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模式初探

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推广的海外主阵地，担负着教授汉语和推广中国文化的神圣使命。其汉语教学作为由传统的“请进来”到“走出去”的新典范，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围绕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模式问题展开，结合韩国当前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情况，通过对韩国东西大学和忠南大学孔子学院学员所作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二语习得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验证，最后就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模式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首先，随着近几年海外孔子学院开院以及各种活动的开展，在分布、办学方针、教育对象、方法、教材、师资等方面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外对于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模式的理论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据此，本文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并论述了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模式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本文接着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理论和以ESP理论为基础的需求分析这两方面来论证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孔子学院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从各个方面了解学生的需求，将其汉语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放在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上，重在实用性。再次，本文以对韩国东西大学和忠南大学孔子学院学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依据，从学生自身的特点(包括年龄、情感因素<动机、态度、性格、自尊心、抑制>、学习风格)、教师、课程设置、教材四个方面调查了当前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现状，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相应地结合二语习得的相关理论进行具体地分析验证。最后，本文论述了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进一步从教学内容、教师角色、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本文就韩国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模式分析了其探讨的价值和当前研究的不足，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为研究者进一步了解韩国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本研究对了解海外孔子学院学员需求、对汉语作为“走出去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韩国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模式的确立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另外，本文对外派志愿者的教学准备、海外孔子学院的教材编写等也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