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描述为经济竞争者、系统性竞争对手和谈判伙伴。“伙伴关系”这一广泛概念不再反映欧盟与中国互动,以应对全球重要挑战的真正复杂性。取而代之的是,随着气候行动对经济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全面系统性竞争的背景下,欧洲和中国将相互竞争与合作。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冲击几乎令所有人意外,但它带来的不平等本是可以预见的。回顾历史可知,以前的大流行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欧洲各国政府在设计广泛的措施以保护就业和支持受疫情影响的部门时,大概考虑了这些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措施还不足以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
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亚非会议。在石油价格高企的时代,21世纪前十年中阿贸易和投资关系迅速升温,并逐步演变为经济不对称和政治权宜关系。矛盾的是,随着阿尔及利亚原油价格持续下降,中阿经济关系范围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扩大而不是收缩。
本文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平等、脆弱性和大流行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加剧印度贫困和边缘化群体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不安全感、污名化和严重的生计损失。
亚洲的经济、安全和技术问题正变得日益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这给欧洲带来风险——它对中国的依赖增加,而使欧洲快速发展与更广泛地区经济联系的安全框架也处于紧张之中。然而,随着其它亚洲大国以及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越来越多地通过地缘经济角度来评估新兴战略竞争,欧洲提升影响力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也在增加。
中东和北非动荡会对欧洲构成直接威胁。欧洲在该地区的利益包括移民、反恐和开放贸易路线,但其更大的目标应该是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带来了重大的健康和经济挑战。
跨大西洋的责任分担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北约与欧盟的伙伴关系也应通过适当水平的欧洲战略自治来取得突破。因此,北约到2030年的优先事项可分为三部分:成为集体防御和威慑的基石,进行更大程度的政治协商;重新关注盟国的抵御能力;重新展望欧洲动荡地区和亚太地区。
本文分析了劳动者的风险偏好和培训投资。本文的概念框架区分了支持培训决策的投资风险和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导致规避风险的劳动者减少培训;如果可以确保他们将来免受损失,他们将接受更多培训。
在“新南方政策”(NSP)的大旗下,东盟及其成员国在韩国的外交政策中享有空前的突出地位和优先地位。在“新南方政策”中,韩国致力于扩大与东盟关系的范围和深度,并且在和平、繁荣与人民三个支柱下,已经采取了有意义的举措来升级战略伙伴关系。2
本文旨在评估发展中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中断的经济脆弱性。它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12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的增值贸易数据,评估了它们对来自中国、欧洲和北美这三个主要枢纽的供求关系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