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部研究员Gilang Kembara在《新的立足点:印尼新冠疫情后的外交重点》一文中表示，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的天然领导人，似乎与目前该地区发生的事件有些脱节。鉴于政府的大部分注意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处理国内的健康危机上，印尼似乎没有兴趣开辟一个新的外交“战线”。印尼目前面临南中国海、罗兴亚危机、湄公河水危机等等。当前的疫情危机使得该组织更加倾向于中国。印尼外交部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似乎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因此，印尼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适应“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战略重点。

原则:“自由和活跃”

印尼外交政策的主导原则是在脱离荷兰独立之后确立的。根据自由和积极的政策，印尼禁止自己与其他主权国家结盟。此外，自由而积极的外交政策也阻止了印尼政府干涉别国内政。

自由和积极的外交政策规定，印尼在国际关系中的道路必须以该国宪法规定的目标为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铲除殖民主义，促进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平和社会正义”。因此，印度作为一个完全主权国家，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区域稳定，并尊重其他独立国家的主权。

实践:“务实的外交政策”

回顾印尼外交政策75年的历史，可以推断出印尼奉行的是非常务实的外交政策。印尼谋求尊重其他独立国家的主权，将其作为其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就其本身而言，印尼没有——或者可能无法区分支持威权国家和合法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人权侵犯问题的判断，因为雅加达强调“不干涉”政策。

从2020年到2022年，印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选举地位实际上呈现了一种势头，以它目前在理事会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可以对国内和国际上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施压。如果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那么雅加达应该尽一切努力通过改善人权状况来维护其政策的完整性。此外，印尼应恢复与缅甸和孟加拉国的谈判，为罗兴亚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中国，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处理得很复杂，这么做的原因是避免任何政治事件。印尼对中国以及对世界的务实政策，使得它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采取一种不干涉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例子是南海问题。尽管印尼声称自己在该问题上没有主权主张，然而，雅加达方面偏爱的方法似乎是秘密地解决这些事件，选择不引起公众的注意。雅加达希望维持自身与北京之间的现状。这样做会导致东盟的团结进一步恶化，代价是自身的进步。印尼必须紧急纠正这种行为，以便更好地协调未来的战略立足点。

未来的道路:“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共同的命运”

在印尼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第二任期间，他曾宣布，印尼的战略前景将是“拥有100万朋友，零敌人”。这种观点非常符合印尼不干涉内政和反对外部干涉内政的核心利益。当时的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Marty Natalegawa)利用这一战略视角，成功地提升了印尼的国际地位，例如将其纳入G20，举行巴厘岛民主论坛(BDF)，在东盟发挥积极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佐科利用他的地方作风和他对国内改革的偏好，寻求“把外交带回现实”，强调经济收益和保护印尼人和印尼海外企业。这项计划加上全球海洋支点(Poros Maritim Dunia)，设想印度尼西亚成为全球贸易和制造业的轴心，为国家的改善带来切实的利益。我们看到，印尼与各国提出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经济激励措施高度契合。尽管政府声称，它对所有经济激励计划的评估都是平等的，但佐科(或者他的政府)对中国的钦佩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海事和投资事务协调部长卢哈特·潘杰丹（Luhut B. Pandjaitan）。

然而，从印尼的外交政策实践来看，从尤多约诺的战略重心向佐科·维多多的战略，转变似乎微乎其微。双方都提出了互不干涉、忽视人权和不结盟的原则。佐科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偏爱，把透明、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放在了一边。政府选择推进民族主义思想，甚至进入外交政策领域。这使得印尼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雅加达将对那些承诺与印尼分享财富的国家采取谄媚的态度。

考虑到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破坏，雅加达必须开始调整其战略重点。佐科的外交政策已经显示出政府在缓解危机方面的巨大不足。

前进的道路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秉持共同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