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期发表英国“支点”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加文·戴维斯题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加剧长期性经济停滞》的文章称，2013年，当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再次出现发表著名演讲时，他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于上世纪40年代之后被废弃的凯恩斯思想的兴趣。他指出，相对于资本投资而言的储蓄长期过剩可能正在全球经济中形成，这将迫使长期利率下滑，并可能导致需求持续不足。 

自2013年以来，大型经济体出现过短暂的产出强劲增长，这似乎表明长期性经济停滞的风险在减弱。但事实证明，这些周期性上行是暂时的，而全球长期利率趋于零的趋势从未结束。 

除了这些通货紧缩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封锁对所有大型经济体造成了巨大冲击。最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萨默斯称，这将引发家庭和企业的结构性回应，从而加强经济停滞的力量。如果他说的对，那么这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行为变化表现在哪里？萨默斯认为，私营部门的风险厌恶情绪将永久性上升，这将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企业投资减少。正如他所说的“以防万一将取代及时行乐”，私营部门将希望持有更多金融储备，以防全球化市场受到进一步冲击。在找到有效的疫苗之前，劳动力利用率(适龄工作人口得到生产性利用的比率)可能也会受到长期冲击，受社交隔离影响的行业消费支出可能会下滑。 

无论萨默斯对于新冠疫情长期影响的说法是否正确，长期性经济停滞的潜在趋势已显现20年。这种趋势似乎没有出现任何自发性逆转的理由。 

如今，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都处于或低于零的水平，我们所熟知的货币政策已变得多余。 

这可能会造成三个后果。 

首先，全球可能会陷在零利率里。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可能步2016年以后的日本的后尘：整条收益率曲线的利率都陷在零水平，财政政策努力应对政府债务比率的持续上升。对于资产市场而言，这将意味着低回报，而且在衰退反复出现时，需求管理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 

第二，我们可能面临永久性的财政刺激和债务的不断增加。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全面影响变得显而易见之前，美国应持续扩大公共投资和预算赤字，使债务总额最终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00%。这将提高均衡利率，从而提高政策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的平均水平。收益率曲线将上移，并呈现更常规的向上倾斜，从而提供更多在衰退期间实行宽松政策的空间。 

通过逆转利率下滑趋势，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债券和股票短期出现负回报，不过长期影响不那么明显。 

第三种可能的结果是大幅低于零的负利率。日本和欧元区试图通过将政策利率降至略低于零的水平，来扩大积极货币政策的空间，最终将债券收益率拖入负值。然而，正如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戈夫所指出的，只有更大力度地推行这种政策(在衰退时期将政策利率降至-3%甚至更低)，它才能奏效。通过延长几十年来的利率下滑趋势，这种方法可能会延长债券和股票的高收益。 

这些极为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革的政治可行性似乎非常可疑。但如果萨默斯关于长期性经济停滞趋势加剧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这类改革，以避免欧洲乃至美国出现日本式的通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