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8日发表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的文章称，中国发展“双循环”经济，是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保护主义、美国步步紧逼的对华技术战争以及新冠大流行的衰退效应，作出的一种紧急和必要的反应。文章内容如下：

过去几周，内地媒体都对“双循环”新战略激动不已。这与建立在出口加工基础上、塑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的“国际大循环”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国内循环”形成对比。

简而言之，中国已决定通过减轻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更加重视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以及尽快增强技术自力更生能力来应对当前的这场“完美风暴”。

让我们称之为不得已之举。这是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保护主义、美国步步紧逼的对华技术战争以及新冠大流行的衰退效应，中国作出的一种紧急和必要的反应。

在中国，随着更多的生产阶段转移至国内，以及更加关注发展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阶段，预计供应链将缩短。迄今为止，高附加值阶段一直为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高科技领军企业所占有。

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不情愿的中国版“脱钩”，因为它与美国以及欧洲为遏制来自中国的挑战所做出的努力如出一辙。预计中国的国际贸易将更多地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将一分为三。这是一项着眼于长期的战略。

事实上，中国自力更生的倾向可追溯至数百年前。就连邓小平40年前作出开放经济的承诺，也是建立在谨慎而务实地承认继续实行自给自足政策只会使长期遭受苦难的中国人一直陷于永久贫困这一基础上的。

这项使中国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的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中国领导层仍完全致力于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接触。因此，预计其脱钩不会是彻底的，也不会很快实施。

尽管华盛顿持好战立场，但笔者记得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黄育川和杰里米·史密斯6月在《南华早报》上撰文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对亚洲制造业的依赖已变得根深蒂固且非常稳定。”

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少数经济体已产生群聚效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内部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成为某些人所谓的“加拉帕戈斯王国”——其独特的制度和标准能够满足本国民众的需要，但不能轻易地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中国是这样的经济体之一——它有14亿人口，而且其中产阶级消费者有着强大的购买力。

无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摆出何种姿态、发出何种脱钩威胁，我都不认为美国、欧洲或中国会欣赏退至此种“加拉帕戈斯王国”的想法。因此，“双循环”似乎是一种较现实、较可接受的可能性。

在发展“双循环”经济时，中国面临的关键考验将是发现其消费市场能否提供群聚效应，从而在国际贸易机会停滞或减少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强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