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月3日发表美国乔治·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国际与安全研究学院院长安德鲁·米奇塔题为《新冠病毒暴露了美国缺乏恢复力》的文章称，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近一年后，人们看到，美国和欧洲在应对这种病毒的迅速传播方面严重准备不足。一个又一个国家被医护人员、病床和急救设备短缺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随着我们仓促采取一次又一次封控行动，前后矛盾、有时随意的指导意见使危机政治化，并削弱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互信。抛开事实上戒严式封控措施的合法性不谈，有关商家停业、宵禁或规定的一些官方应对疫情指导意见明显带有随意性，对民众的生活、健康和谋生能力产生了极大影响，让一些人暴富、另一些人陷入贫困。过去的每一个月，我们政治阶层的内讧，加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制造恐慌都加深了党派分歧，削弱了社会复原力。

我们的领导人赞同的疫情应对政策旨在不计代价消除风险。这些政策反映出明显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人的生存本质上是脆弱的，生命中没有什么绝对法则，以及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的决策关乎权衡、机会成本和在极端情况下最终关乎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反，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继续重复陈词滥调，即一旦分发疫苗，我们全社会接种疫苗，事情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他们的根本信念是，我们能够“修复”我们的生活和经济。

这场危机暴露了我们政治阶层的局限性，他们无法谨慎权衡在压力之下、基于碎片化数据作出的决定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初步的成本评估指向了灾难性的局面。目前为止，美国的救济开支总额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在新冠病毒开始消退之前，这个数字很可能会翻倍。到去年秋末，我们的预算缺口已经增加了两倍，达到创纪录的3.1万亿美元。联邦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02%，这是70多年来联邦债务首次超过了整个财政年度的经济规模。

与西班牙大流感相比，这次疫情期间的死亡率显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相关的死亡总数为170万人，占全球人口的0.02%。在美国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0万，占全美人口的0.09%。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导致的每一个个体死亡都是一场悲剧，绝不能漠不关心。

那么，从美国和欧洲迄今为止的疫情应对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当人们审视封控措施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破坏时，是否有理由相信一旦分发疫苗，“情况将恢复正常”？随着疫情的影响同西方社会中宣扬全球主义的人与希望维护国家共同体的人之间的鸿沟结合在一起，权贵与弱势群体、富人与日益贫困的群体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加深。这将进一步分解我们已经部分解体的民族国家，使我们今后更难以达成全民共识。

在这次疫情期间，西方社会向所有希望我们病入膏肓的人传达的信息是，尽管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技术优势，但我们缺乏在危机中重振旗鼓的恢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