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2月12日发表 美国“国防优先”组织特约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候选人格兰特·戈卢布题为《拜登坚称他不寻求冷战，但他的行为却表明恰恰相反》的文章称，乔·拜登总统一年前入主白宫以来，他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坚称，他们并不希望重回曾经的美苏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这种竞争主导了世界事务近50年。然而，在就任总统一年后，拜登的行动却截然相反。

拜登分裂世界不受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把国际政治说成是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的斗争。2021年2月，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世界正处于这场竞赛的“拐点”，民主国家“必须占上风”。为了完成这一壮举，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

这位总统的言论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产生了一种不受欢迎的效果，那就是推动把世界分为两个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集团：一个阵营是民主国家，另一个阵营是其他国家。

这种思维模式使一个无益的冷战时期框架死灰复燃，该框架以摩尼教术语将国家分裂为敌对团体，通常会阻止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它还把被视为对立阵营领导者的北京塑造成一个不妥协和对抗的对手，然而此刻华盛顿需要与之合作，以应对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移民流动、核扩散和正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

迄今为止，这种思维以拜登去年12月在白宫主持召开的民主峰会为高潮。在对100多个国家的官员发表讲话时，这位总统称抵制世界上的独裁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然而，当全球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冠状病毒，或者世界已经因全球气温上升而承受灾难性后果时，这种说法是有违逻辑的。华盛顿不能用20世纪的世界观解决21世纪的问题。

冷战思维贯穿外交政策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拜登政府也受到了冷战思维的影响。

在华盛顿因乌克兰问题以及未来与西方的关系而与莫斯科关系紧张之际，白宫选择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双边性质的方式来解决与克里姆林宫的安全问题。

如果观察者看到乌克兰会谈的场景而漫不经心地认为他们正在观看美国和苏联谈判代表之间的冷战会议，人们会原谅这些观察者的。然而，除了编排之外，日内瓦会议具有冷战前辈的所有特征：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对一对话；讨论欧洲安全安排；明显缺少乌克兰人或欧洲人自身；在最大问题上看似不相容的立场导致的僵局。

然而，这种做法存在很大问题。它有可能让美国承担它难以负担的额外防务负担，而且在战略上不可行。乌克兰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发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采取可能跌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战争的措施。

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拜登政府采取了日益强硬的立场，与冷战的一些最黑暗的日子相似。它不断把中国称为美国必须对抗的竞争对手；据报道，它正在考虑修改华盛顿几十年来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政策，使之更具挑衅性；宣布在外交上抵制北京冬奥会；根据澳英美联盟协议，它与澳大利亚共享核潜艇技术以阻遏中国。

与此同时，拜登最近把788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签署成法，成为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国防预算之一，而此时美国没有打任何大规模战争，也没有面临任何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

通过美国外交政策采用这种冷战式的思维模式，拜登增加了美国误判或再次陷入战争的可能性。

冷战不是一个外交关系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在全世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悲剧。华盛顿不能沉迷于对冷战胜利的怀念。

21世纪需要比上个世纪更大、更大胆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灾难，拜登和他的顾问们需要换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