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沟通有障碍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认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只要有往来就有交流的需要，就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可见，语言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组成部分。当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共使用约2400 多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主要语言使用人口都在1亿以上。

除汉语和英语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还通行着50多种官方语言，但当前我国高校开设的语言课程只涵盖20几种，连一半都不到，其中有11种语言在读不超过100人。我国一直重视汉语推广，截止2017年3月，“一带一路”沿线共设立孔子学院137所，孔子学堂131个，涵盖了53个国家。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了大量汉语人才，但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文化交流需求。语言在异域文化交流中具有基础性、工具性及人文性作用，直接影响对文化的深入理解。

二、缺乏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媒体在全球布局远比我们时间长、覆盖面广，故长期以来，国际话语权始终被西方欧美国家掌握。

比如最早进入非洲的BBC、法新社等西方媒体，已经在非洲经营了大半个世纪，早已成为非洲国家引用新闻的主要来源，“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媒体只能成为西方媒体的“传声筒”。而话语权缺失的后果，就是国家形象、舆论导向、价值理念等都由他人“说了算”，造成他国民众对我国产生多方面误读，比如把“一带一路”倡议解读成殖民主义威胁。

“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这已经成为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竞争有利位置的极端重要任务。

三、民间交流渠道少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民之间的文化体验是“说”与“做”的关系。文化交流首先要实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比如文化年、艺术展、主题晚会等，以此为文化“走出去”做前期宣传、提供范例。

但后续的民间交流必须及时跟上，否则前期宣传就失去了意义，前期文化交流与民间文化体验就变成了“两张皮”。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民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总体上交流渠道依然较少，

急需有针对性地了解沿线国家民众的文化需求，搭建更多民间交流平台，不仅要抓住少数精英，更要加强与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让更多民众不仅“听说过”中国文化，还要有机会“体验过”中国文化。

四、文化认同感亟待提升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我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作为外来文化，必须努力使受众真心接纳、由衷认可，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双向过程，既需要传播者对外来文化内容根据本土受众需求和习惯进行甄选，又需要用受众本土文化的理解来诠释外来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文化信息真实性、准确性的耗损，而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更加剧了这种耗损，使我国文化形象大打折扣，极大影响着他国受众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

五、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亟待完善

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根本源于强势的话语体系。它可以使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近代以来，我国引入西方文明对自身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确实起到了积极启蒙作用，但也提升了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文化中的巨大影响。

“中国文化的可能危及在于：中国的文化理论越来越远离中国问题，以重复西方话语作为先进的、创新的话语，在重复式的发展模式中沾沾自喜，这样的文化态势越来越弱化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如果我们用西方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会始终充满缺陷，使自己成为衬托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工具。

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缺乏足够了解

与相关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产生误读同时存在的是，中国民众对相关国家也存在大量负面印象。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中亚、中东、非洲，都是贫穷、战乱、落后的代名词，敬而远之，甚至不会作为旅游目的地，更不用说实现深度文化交流。比如“一提到穆斯林，就容易联想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但对于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却不了解，并不知道伊斯兰教法价值观中也包含诚实、礼貌、体贴、善良、和平、真实、纯洁、耐心、纪律、风纪、透明、谦虚等等正面部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主导者，有责任树立沿线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把各民族最灿烂的文明成果展现出来，引导各国人民提高文化交流的主动性。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文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