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协同效应研究——以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为例

自十九世纪末起，全球已经历五次并购浪潮，目前正处于第六次并购浪潮之中。每一次的并购浪潮都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造就无数的巨头企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著名学者施蒂格勒断言，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是通过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并购成长起来的，而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是纯粹依靠内部扩张实现壮大的，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得出普遍结论，企业并购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取得并购协同效应是关键，只有取得协同效应并购双方才能形成合力效果，实现进步和发展。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企业积极进行跨国并购，开拓海外市场。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导致欧美发达市场的企业贬值，加之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积极号召与支持，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了大好的历史机遇，使得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无论从总数上还是单笔并购规模上都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由于历史短暂、经验不足、法律制度及政策不完善等问题，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效果并不太理想，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研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显得意义重大。 　　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构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协同效应的评估体系，并分析具体案例，以期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首先本文将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创新点等进行说明。然后将对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与协同效应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厘清本文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然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基础，界定重要的概念和定义，构建本文的核心部分——跨国并购协同效应评估体系，该部分将在前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的基础上，将EVA评估模型与Z值预警模型融入其中，构建一套全面的协同效应评估体系。之后，本文将用该评估体系具体分析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的案例，就该并购的动因、过程以及并购完成后协同效应的获取情况进行详细的财务数据分析，找出三一重工在获取协同效应上成功与失败之处并分析其原因。最后，在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分别从政府角度与企业角度两个层面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建议，政府当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加大政策的支持，提高服务与指导的质量；而企业当立足自身发展规划，将整合贯穿跨国并购活动的前、中、后，以期获取积极的并购协同效应，达到并购的根本目的，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国际化进程。
平衡计分卡视角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分析——双汇案例

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海外并购已经成为各国企业谋求国际发展的主要手段。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和西方经济的不振，海外并购成为了国内企业谋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尤其在近年，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意味着我国的海外并购将愈演愈烈。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统计显示，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额仅103亿美元，而到2012年已达到652亿美元，数额增加了5倍。同时，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3年和2014年海外并购数额均超过前年。然而，虽然我国海外并购数量以及交易额不断上升，但是并购失败的企业数量却高达七成。选择什么样的海外并购策略，如何开展并购后的绩效分析成为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将平衡计分卡的评价思想与并购绩效理论相结合，立足并购理论，贯彻平衡计分卡的绩效战略评价理念，建立了财务维度、客户维度、内部流程维度、创新与成长维度、环境维度相互平衡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本文从双汇并购史密斯菲尔德案例出发，分析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为完成其预先的并购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并购整合手段，架设整合过程中产生的协同效应与平衡计分卡五个维度的桥梁，借由对五个维度的指标分析，评价此次并购活动中产生的财务、经营、管理的协同效应，从战略角度评价企业并购完成的实际效果，为企业后续工作提供新的相对全面的评价指导方法，期望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一种动态的基于战略层面的并购绩效管理思路。 　　本文旨在通过对双汇并购案例的具体分析，希望能够找出对企业并购的战略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方法，并以此对企业后续战略做出指导，使得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得以提升，真正走出国门。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文章框架。第二部分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是通过对海外并购以及平衡计分卡的文献研究，结合案例进行并购前期筹备阶段的SWOT分析以及并购整合阶段协同效应分析，尝试构建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体系，以此对并购整合阶段进行绩效分析，尝试对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出有效可行的意见措施以及使用平衡计分卡衡量并购绩效的参考模型。第三部分则是文章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分析中提出的并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的方法和建议。
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构建研究

宁波从交通末端到区域交通枢纽，实现了交通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跨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给宁波水路运输业发展创造了机遇，宁波应以此为契机构建水路运输综合体系，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水路运输优势，打造“港口经济圈”，促使港口经济迅猛发展。 　　第一，研究对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界定。通过对水路运输相关理论的分析，以现有的相对成熟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概念作为借鉴，对水路运输综合体系进行了界定，构建了研究框架，为研究内容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研究对宁波构建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从充分发挥水运优势的需要、对区域经济优化配置的需要、内部要素统筹综合考量的需要三个方面分析了构建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作用与意义。 　　第三，研究对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构建进行了SWOT分析。通过SWOT分析，明确宁波在构建体系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指导构建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如何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抓住机遇、警惕威胁。 　　第四，研究分析了水运业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先进经验。通过研究国内外水路运输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总结了对我国水路运输发展的启示，为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构建提供借鉴和指导。 　　第五，研究制定了构建宁波市的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路径。首先，明确了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构建的目标和原则，最后提出了构建宁波市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对策建议包括：政策引导、基础设施规划水运先行、大力发展内河运输、发展高端服务业、科技化信息平台。 　　本文为宁波水路运输综合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深入、科学的分析依据，制定了切实、有效、可操作的构建对策，为宁波水路运输业的发展提供指导与借鉴。
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优化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模式因其低成本、高效快捷、低能耗等优点，越来越成为集装箱运输系统发展的方向。宁波港域开展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时间较短，而集装箱海铁联运运量持续快速增长，对比水路和公路集疏运系统而言，铁路集装箱集疏运网络布局还不够合理，无法适应巨大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需要。因此，本文以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的陆路铁路运输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优选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节点，优化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线路，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基于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理论的基础，从直接经济腹地和间接经济腹地方面分析了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经济腹地情况，从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角度阐述了集装箱海铁联运的经济性，并结合实际探究了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节点和线路布局情况，最后指出了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存在的问题。 　　2）考虑集装箱吞吐量、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铁路货物发送总量、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等关键性影响因素，将灰色理论与RBF神经网络相结合，建立嵌入型灰色RBF神经网络模型对2016-2017年宁波港集装箱海铁联运运量进行预测，并与GM（1，1）、RBF神经网络模型和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拟合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灰色RBF神经网络预测精度更高。 　　3）从经济状况、交通运输状况、政策因素三个方面，研究了影响集装箱海铁联运网络节点选择的关键因素，继而构建网络节点选择层次结构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因素指标的权重值，最后求得18个备选网络节点城市的综合评价值，并按每六个为一组划分为三个等级，优先选择一级节点城市作为海铁联运网络节点。 　　4）在宁波港海铁联运网络现有节点的基础上，结合选定的网络节点，考虑中转时间、中转成本和中转次数的限制，建立了以总成本（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最小的多目标线路优化模型。然后以宁波—郑州、宁波—重庆为例，运用离散型粒子群算法求解得到的最佳运输线路和运输组合方式，为海铁联运网络内陆节点和线路布局提供参考。
宁波港物流集疏运系统优化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港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是港口连接陆向腹地的通道，也是港口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服务质量和效率对港口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对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进行评价、预测与优化一直是港航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作为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深水大港，宁波港是我国超大型船舶最大集散港和全球为数不多的远洋运输节点港。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海洋经济和“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发展战略的实施，宁波港已经跃居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宁波港的国内、国际地位，提升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宁波港的物流集疏运系统为对象，在对其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其当前的适应程度以及未来的集疏运需求和系统结构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取得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提出了一套新的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适应度评价方法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针对现有文献对港口物流集疏系统适应性评价研究不足的现象，本文通过对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适应性的分析，对各集疏运方式的适应度的含义进行了定义，并基于饱和度的原理构建了各种集疏运方式的适应度评价模型。此外，结合第二章与第三章的内容对各集疏运方式适应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适应性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选取了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了权重排序，发现道路集疏运适应度对于整个集疏运系统适应性的影响权重最大，水运集疏运适应度次之，铁路集疏运适应度最弱，为下文中集疏运系统发展对策的提出提供了依据。 　　（2）提出了一套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需求预测方法。针对目前大多数研究将港口货物吞吐量作为集疏运量，然而集疏运量和吞吐量并不完全对等的现象，本文先分析了历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的变化趋势，结合当前主要的三种预测方法的特点，选取了时间外推预测中的灰色GM（1,1）模型作为货物吞吐量的预测方法；然后利用残差修正原理对其预测值进行了修正，改善了预测结果；最后，分析了各种集疏运方式的集疏运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以此确定了未来几年内各种集疏运方式的集疏需求运量。此外，结合第三章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宁波市港口经济圈发展战略和舟山建设自贸试验区规划对宁波港的影响分析，得到宁波港物流集疏运需求高、中、低结果。 　　（3）提出了一套新的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结构优化方法。针对现有文献在进行运量分配时建立的最小费用模型求解相对复杂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套集疏运方式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宏观运量分配方法，首先将预测得到的需求运量分配到现有的集疏运系统之中，并对港口集疏运系统现状适应度的评价模型进行改进；然后利用改进后的评价模型对需求预测的适应度进行求解；最后针对适应度高的运输路段、铁路货运站和航道，基于各种集疏运方式的适用条件，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对集疏运运量进行宏观分配，通过将超过稳定值通道上的运量分配到可替代未超过稳定值通道上，降低了集疏运系统中的适应度。 　　本文中涉及到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是对港口物流集疏运系统优化研究的拓展补充和有益探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完善现有的集疏运系统优化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维持集疏运系统供给与需求的合理适应度具有显著的实用价值。
普陀山佛教文化景观及其价值研究

宗教为人们社会中一种人文现象，深刻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伴同宗教信奉产生的文化景观增添了人们的文化内涵，探讨宗教景观区域性发展特点是宗教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地理学探究的主要方向。本文以普陀山佛教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普陀山演变成观音道场的原因；研究了其独特的佛教文化景观特征；做了关于其文化景观形成机制的分析；对其景观价值做了评测；最后考虑普陀山佛教文化景观的近况，研究了相应保护原则和措施。具体结论如下： 　　（1）在佛教文化还未传进此山时，道教文化在岛上已经出现，最终佛教文化景观占据了主导地位。 　　道教只顾自身炼丹成仙，不求解脱众生之苦。观音文化能扎根本山，原因为如下因素：印度佛教的衰亡及其向中国的流传是其形成的大背景；中国历代王朝对佛教的推崇为其形成的政治条件；普陀山自然和人文环境为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提供基础；宁波市的发展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加快了其形成过程；普陀山诸多灵异传说，对其形成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2）结合山海环境，因地制宜布局佛教文化景观 　　普陀山寺院布局，非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活动。岛上佛寺庵堂主要分布在东、南山麓，因山据景布寺和依寺组成三大建筑群是其寺院布局总特征;寺院、庵堂、茅棚三级佛寺体系分别代表了官府、佛教和民间信仰的景观；具有海岛文化气息为其人文景观中较为明显特征。 　　（3）奇特的自然和人文基底，是其形成的条件 　　普陀山的海岛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其独特的海天风光。历史人文气息的积累，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使得普陀山佛教景观越发具有魅力；各个时期的文化差异，增添了其文化底蕴；心理行为机制和佛教的迷信化加快了其景观形成。 　　（4）本山佛教文化景观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美学及经济价值 　　以定性的方法分析了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众多的文献资料不仅体现出其文化的悠久性，更为人们研究普陀山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实资料;众多的诗文词赋扩大了普陀山知名度，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和史学价值；美学价值中，佛像的造型、自然景观的形象和象形美、寺院景观和摩崖石刻等，都给登山者以视觉上的冲击；经济价值的计算，本文以游憩价值理论为依据，采用传统模型和创新模型，计算出其经济价值为135.35亿元。 　　（5）采用分区保护与分级保护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佛教文化景观进行保护 　　提出了分区保护与分级保护相结合原则，把普陀山分为六大保护区域并按照各区重要程度，把六大保护区域划为四个等级，分别是核心、一级、二级、三级级别；要积极协调与周边景区的发展，解决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随着登山人员的逐年增长，给普陀山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需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转型期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研究——以宁波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业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社会转型对高校继续教育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然而，与社会转型、创新发展对高校继续教育的强烈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继续教育自身的创新、转型依然十分缓慢。继续教育在高校发展中依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继续教育的治理依然处于混乱、随意的状态，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创新、转型发展的研究依然薄弱，继续教育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依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的相关内容，以期从内部治理方面改善高校继续教育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推动高校继续教育的创新、转型发展。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阐述了推动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并通过梳理国内外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的相关文献，确定基本研究方向和框架。 　　第二章对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包括继续教育、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社会转型的内涵。 　　第三章在分析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及社会转型对高校继续教育提出的要求基础上，从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师资与管理队伍、办学质量、品牌塑造等方面，对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历史的视角、转型的视角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四章以宁波大学推动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的措施和路径为个案进行深入剖析，找出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的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撑。 　　第五章为我国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结束语，主要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发现、研究不足和对未来的展望。
宁波港口经济圈空间通达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凭借港口，实现了城市的快速发展。提出建设宁波港口经济圈，旨在扩大港口的影响力，带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宁波作为重要节点城市，如何谋求发展就成了重要课题。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首先，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和整理，从港口腹地和经济圈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入手，从概念上对宁波港口经济圈进行梳理和阐述，得出港口经济圈是港口腹地和经济圈的结合，并得到港口经济圈的内涵和特征。同时，对通达性的相关理论和度量方法进行文献综述，得到利用距离度量法计算宁波在不同交通网络中的通达性。 　　其次，本文回顾了宁波舟山港的发展历程，对宁波舟山港现状做简要分析，并对宁波舟山港的公路、铁路、水路交通网络进行了概述，从途经交通线路和联运角度进行阐述。利用ArcGIS10.0对三种交通方式的宁波与其他节点的通达性进行计算，通过对圈层划分，得到宁波港口经济圈的圈层结构，并依据每种交通方式的特点，进行圈层的划分，第一圈层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南昌、上饶、景德镇、黄山、鹰潭），第二圈层为湖北、湖南、江西（抚州、宜春、吉安、赣州、萍乡、新余），第三圈层为重庆、四川。并指出江西应作为宁波主要关注的省份，提高宁波至江西的通达性，拓展第一圈层范围。 　　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优化宁波港口经济圈空间通达性、实现圈层紧密联系的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优化集疏运系统，以减少自然阻隔带来的两地联通的困难；二是推行多式联运，实现各种交通形式的无缝接驳，尤其是海铁联运，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带动内陆地区发展。
对外贸易、金融发展对我国海洋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对我国沿海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地带动作用。海洋产业集聚作为增强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带来的外部经济能够有效地降低涉海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涉海企业的生产效率。“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加快了我国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的进程，其结果也定会影响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海洋资源本身具有开发利用的复杂性，对外贸易、金融发展在我国海洋产业形成空间集聚时所能发挥的作用尚未得到证实，本文旨在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在深入考察对外贸易、金融发展以及海洋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系统回顾并借鉴了相关理论，准确地界定相关概念，揭示出对外贸易、金融发展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我国海洋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利用2001-2013年我国11个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差分GM M和系统GM M估计，就对外贸易、金融发展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我海洋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实证估计，研究结果表明： 　　（1）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以及我国海洋三次产业集聚都显著地受其滞后项的正向影响。 　　（2）对外贸易对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我国海洋三次产业集聚都表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抑制了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我国海洋第三产业的集聚，而对我国海洋第一、第二产业集聚的影响表现不一致。金融发展结构对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表现为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对我国海洋三次产业集聚的影响表现都不一致；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规模的交互作用能够促进我国整体海洋集聚，微弱地抑制了我国海洋第一、第二产业集聚，对我国海洋第三产业集聚的作用表现不一致。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结构的交互作用对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我国海洋第一产业集聚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我国海洋第二、三产业形成空间集聚时表现出的作用都不一致。 　　（3）政府支出对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以及我国海洋三次产业集聚都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能显著地促进我国整体海洋产业集聚，但对我国海洋三次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一致。
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浙江省作为资源小省，改革开放以后，外贸快速发展，2014年全省外贸总额为3551.5亿美元，居全国第五，其中，出口总额为2733.5亿美元，居全国第三，出口依存度为41.8％，高于全国19.2个百分点。但是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和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浙江省出口增速下降，贸易结构问题突出。在外贸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研究如何调整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对稳定出口增长、提高出口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运用统计描述、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其出口贸易结构的演变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新常态背景下出口贸易结构面临着双重挑战，外部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不足，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不利影响，内部存在着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外资企业发展不足，加工贸易发展层次较低以及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选取浙江省1994-201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和汇率是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结构呈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和汇率与出口贸易结构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提出了在新常态下调整浙江省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建议。在出口商品上，强化研发投入和自主品牌建设，引进高技术项目外资；在出口主体上，民营企业要加强对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认识和学习以应对贸易壁垒；在出口方式上，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实施，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在出口市场上，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研究

全球经济正变得越来越开放自由，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自由贸易区正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的大国，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并合理规避贸易壁垒，积极发展双边贸易也是大势所趋。于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集团集体谈判的基础上，中国与新加坡率先实现突破，且新加坡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四大发起国之一，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自贸区于2009年1月1日起生效，双方进一步加快了双边降税进程，加深了双方在货物、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双方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以及净福利等问题，都是值得分探究的。清楚的知道在中新自贸区协定下中国的收益在哪里，中国如何获得更多的贸易效应，这对于自贸区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我国参与的其他FTA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深入了解自由贸易区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揭示了中国与新加坡在比较优势上存在的显著差异；通过对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现状及效益的分析，对两国的效应情况更是有了直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测算了SCFTA的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并进行福利分析；最后对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后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文章主要结论有： 　　第一，中国和新加坡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里的某些产品上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而在其它产品上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既不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第二，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率，表明存在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自贸区外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总体上不大。 　　第三，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成立对中国既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的促进作用超过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成立更加有利于中国。
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中国与中亚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外交关系20年以来，其在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关系早已客观形成，农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双边经贸合作中的重要内容。近几十年来，双方农产品贸易合作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全方位格局，研究双边农产品贸易竞争互补关系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结合相关贸易理论并对已有文献进行综合研究，选取中国与中亚五国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中国与中亚总体及各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进行现状分析，接着采用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互补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及贸易密集度指数等指标从不同角度量化分析中国-中亚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总体来看中国的农产品竞争优势高于中亚五国，整体竞争趋势并不明显，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类别各不相同，双边蔬菜水果的竞争强度较为明显。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出口相对于中亚进口，存在互补性的农产品主要是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加工农产品，如肉及肉制品、天然橡胶等。中亚出口相对于中国进口而言，存在互补性的农产品主要是以土地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初级农产品，如棉花及其相关产品、羊毛及动物毛、生革及皮、生丝及废丝等。基于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与生产要素的互补性相吻合的特性，中国的农产品比较优势突出体现在劳动和技术密集性较强，而相对于中国稀缺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中亚各国则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双边开展互补农产品贸易优于竞争农产品贸易，双边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积极合作，健康合作，从而实现彼此的贸易双赢。
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效应研究——基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的展望

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水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占据世界水产品贸易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后，双方水产品的出口规模开始扩大，双方水产品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目前中国又提出了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规划，这无疑会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双边的水产品贸易不断地向前发展。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各项贸易指数，然后运用贸易数据建立模型分析其中的贸易效应，通过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得出在产品和市场结构上中国与东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水产品贸易，中国的水产品出口企业亟待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之后通过贸易比重法和巴拉萨贸易模型，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建立虚拟变量分析中国-东盟的贸易效应。可以得到结论，其中贸易创造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双方的国际分工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双方贸易创造效应有着正向的影响，自贸区的建立以及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对于其中的贸易创造效应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进行预测和展望之后可以得出，由于目前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国际分工还出现这对话不足的情况，近些年来，东盟开始出现少许贸易转移效应，而这也要求双方水产品出口企业乃至政府间增强对话机制，促进水产品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 　　为扩大贸易效应，中国和东盟应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努力，在提升水产品自身的贸易效应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新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契机。双方应群策群力，在扩大自身贸易效应的同时促进贸易伙伴的贸易健康发展。
宁波与印度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研究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印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宁波是我国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拥有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口，依托宁波港带动宁波及其他腹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战略实施的重点。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研究宁波与印度的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互补性，寻找宁波拓展与印度的贸易合作的空间。 　　本文首先梳理了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文献和理论，构建研究的框架。然后在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宁波和印度各自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并定量测算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了宁波与印度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依据前面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扩大宁波与印度商品贸易的建议。 　　通过研究得出，印度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宝石和珠宝、纺织衣物、皮革制品以及矿产品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商品方面，出口以中低技术含量的商品为主；进口商品主要是燃料、宝石和珠宝、机电产品、塑料制品等。从宁波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宁波的工业制成品在贸易中的比重一直处于高位，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较小。宁波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以及纺织制品，主要进口铁矿砂、化工制品、贱金属、初级形态塑料等资源型商品。通过对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测算得出，在初级产品和能源类产品中，印度相较于宁波优势明显，宁波则在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优势较强，这将成为两者贸易互补与合作的领域。具体来看，宁波进口与印度出口具有互补性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化工产品、金属、矿产品、塑料、纺织衣物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方面，宁波出口与印度进口具有互补性的主要商品集中在纺织衣物、鞋类、运输设备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方面。
外交文本中隐喻习语英译过程的跨空间映射研究

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所在，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深刻的文化内涵，通常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中都有大量属于自己的习语，而且其中大部分具有隐喻性质，即本研究所指的隐喻习语。隐喻习语作为民族语言的浓缩，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和渲染力。 　　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关注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的讲话。不难发现，我国国家领导人善于在外交场合中引用习语。汉语习语的使用不仅彰显了讲话者的语言素养，而且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外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确、恰当地翻译这些隐喻习语尤为重要。目前，对于汉语隐喻习语英译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翻译策略，鲜有研究揭示其内在的认知机制。本文以Fauconnier（1994,1997）和Fauconnier&Turner（2002）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选取外交文本中的隐喻习语为语料，聚焦汉语隐喻习语英译过程中的跨空间映射的动态过程，旨在揭示翻译整合的内在机制，以指导译者进行合理的认知推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本文提出，汉语隐喻习语的英译过程涉及两个步骤的概念整合，即译者对原文的拆解和在译语中的重构，而跨空间映射在每个步骤中都有发生。通过分析三种隐喻习语英译过程中涉及的概念整合模型及其认知机制，得出如下发现： 　　1、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概念整合模型，在对原文的拆解和译文的重构中，汉语隐喻习语英译过程的跨空间映射至始至终都存在。此类跨空间映射包括三种情况：如果译语空间中的因子与原文空间完全对应，则映射直接达成；如果译语空间中有与原文空间相似但不完全对应的因子，此时的映射与前一种映射基本相同；如果译语空间中没有与原文空间相对应的因子，此时原文空间中的因子可能直接映射到整合空间，或者在译语中找到具有相同认知联结（cognitive connection）的因子来完成映射。 　　2、针对不同类型概念整合模型的汉语隐喻习语，其翻译策略也不同。对于镜像网络的隐喻习语，因其原文空间与译语空间共享一个组织框架，通常采取直译的方法；对于单边网络模型的隐喻习语，原文空间与译语空间有着不同的组织框架，但唯有其中一个空间的组织框架会映射到整合空间，如果是译语空间中的组织框架映射至整合空间，那么将采用意译，如果是原文空间中的组织框架映射至整合空间，那么采用直译；对于双边网络模型的隐喻习语，原文空间与译语空间也有着不同的组织框架，但是在整合过程中同时保留了二者的部分组织框架，此类情况适合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