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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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美国实施并购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

跨国并购交易是在西方国家兴起，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种企业商业行为，在跨国并购交易兴起的一百多年间，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五次跨国并购的浪潮。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以来，企业跨国并购的步伐明显加快。我国企业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积累，加上“走出去”政策的支持，近年来也快速的走上了全球化发展的道路，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数量明显增加。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中，美国是我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主要国家，2013年，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140亿美元，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仍将保持一定数量的增长，足见我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潜力，在这些投资活动中，跨国并购交易占有很高的比重，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实施海外并购的大型交易案例也不胜枚举。但是，我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尚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准备条件都不够充足，每年失败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仍然较多，就成功率和并购质量而言，我国企业目前的海外并购活动与我国投资大国的地位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并购交易过程中，机遇和风险总是相对的两个方面，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海外并购法律风险则是我国实施海外并购时因为触犯相关的法律规定而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不确定性和其他法律后果，它产生于并购交易前后的整个过程，由多方面因素诱发。本国企业由于多年在本地经营，对当地的法律环境已经十分熟悉，但对于实施跨国并购交易的收购企业来说，需要进入东道国这样一个相对陌生的市场环境，对于当地的法律制度、法律环境和执法尺度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的调整企业自身以适应东道国法律，这样就产生了并购交易双方当事人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可能触发相应的法律风险。我国企业在美国实施海外并购交易，要经过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上市公司还要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涉及多个方面法律，如果不能很好地熟悉当地各方面的法律规定，势必要延误并购交易的进程，付出更多的成本，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或者减少一定的经济效益。如何充分的研究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并分析风险的成因，找出适合我国企业的应对策略，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在美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符合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要求，对于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经济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作用。 　　本文利用文献查阅、历史研究、归纳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美国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关于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和证券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从这些规定中总结美国法律制度的有关特点，并据此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国企业在美国实施海外并购时的风险防范措施。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审查制度是我国企业在美国进行并购交易需要适用的最主要的法律制度，分为主动申报和强制接受安全审查两个类别。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主要是由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执行，具体的审查模式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核心程序，即启动阶段、审查阶段、调查阶段以及最终的决定阶段。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要求企业提交所需信息，具体包括其无形资产如商业系统、商标、商业秘密、数据库互联网系统、用于数据获取以及管理控制的信息系统，此外还需要企业商业经营、产品研发、关于资源能源的开发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近年来呈现出审查范围扩大的趋势，程序法和实体法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自主审查与国家监管的有机结合，申报前的非正式磋商制度和消危合同制度得到发展和完善。我国企业，特别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下，可能会面临“国字号”风险、并购交易风险和认识不足、应对不力引发的法律风险。想要很好的应对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风险，必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作出调整和让步；寻求合作伙伴、做好对外宣传；并留出后路，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美国反垄断法律制度是跨国并购交易涉及的又一个主要法律制度，主要由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审查。在审查标准上采用实质性减少竞争标准，通过界定相关市场和市场集中度判定垄断行为是否存在，并规定了审查过程中的效率标准，以及对于特殊行业的双重标准规定。在美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三个转变的特征，即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变、由本身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的转变以及由效率过错向效率抗辩的转变。企业如果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三个特征采取针对性风险防范措施，可能面对不正当竞争审查风险、反垄断调查风险以及相应的诉讼风险。为此，我国企业必须明确美国法律重点限制的内容和环节，避免“自讨苦吃”，审慎选择并购方式，并妥善处理相关的诉讼问题，与司法机构建立起信任关系，注意照顾所谓的“美国利益”。美国证券法律制度中涉及跨国并购交易的规定是证券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要约收购、公开购买和协议收购这三种跨国并购主要方式都会受到证券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根据要约收购和非要约收购的分类方式规定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为了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还通过法律形式赋予了上市公司股东同等价格权利、按比例出让股票权及相应的撤回权。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是负责执行《联邦证券交易法》的主要行政部门，是美国证券行业依法设立的最高机构，负责证券交易的监管并维护资本市场的有效秩序，在行政权力上具有很高的地位。美国不存在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这一点不同于欧洲市场经济国家，因此美国证券法律制度更为完备、更加中立，并突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地位。我国上市企业如果不能妥善的应对，可能会出现并购过程中的特殊法律风险、要约收购的信息披露风险以及并购程序法律风险。除此之外，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还要根据《萨班斯法案》的相关规定，注意财务方面法律风险的防范。我国上市企业走出去时，应该选择安全妥当的并购支付方式，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收购目的、经营计划的宣传，同时调整并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做到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本土化经营。除此以外，劳工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也是我国企业在美国常见的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引发因素，为此，企业一定要做到本土化的调整，改变在国内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不良习惯。我国企业在美国实施并购交易的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风险往往是企业事先难以想象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企业对于在美国实施海外并购时的法律风险缺乏必要的认识和防范意识。如何提高企业的法律风险规范意识，把握国内法律环境和美国法律环境的差异，积极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才是我国企业在美国实施海外并购时应该重视的关键环节。
拓展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基于中国的视角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国内需求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2012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虽经济逐渐向好，但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超过50％。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处在变动期，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处在上升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就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对金砖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考虑到现有国际贸易、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合作理论无法完全解释金砖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往来，提出新型大国合作理论，力争探寻新兴大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普遍规律，并对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给出理论解释；其次，以中国为视角，全面研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合作现状与特点，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找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进一步开展经贸往来的利益交汇点，并分别提出具体的拓展路径；最后，在梳理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所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加强经贸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核心、参与全球治理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目标、拓展能源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诉求、提升文化认同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基础”这一基础理念和指导思想。
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绩效评估与战略选择

随着五年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大量的外资金融机构涌入带给中国金融机构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与此同时，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完成，银行业自身实力不断提升，加之传统金融服务业务利差逐渐缩小，商业银行出于拓宽自身业务范围、增强全球竞争实力的目的，2006年一批大型商业银行开始尝试通过海外并购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随之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其他性质的金融机构也加入海外并购大潮中，并于2007年迸发了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高潮。然而，随之而来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一些盲目“走出去”的金融机构遭受了打击。但是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下滑、资产低估与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处于上升期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要求，使得中国实体企业在“走出去”、“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不断刷新纪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年扩大，已由贸易大国转向投资大国，相应地对综合化、国际化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中国金融机构本着“追随客户”的基本动机，再次通过海外并购方式实现其国际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基于此背景，研究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风险防范、绩效评估以及战略选择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适用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出发，结合现实的国际宏微观环境，寻找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可行条件，并通过梳理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进程，分析了其发展特点和面临的风险，鉴于金融机构运营活动的特殊性，着重对法律监管风险进行了深度剖析；其次结合财务指标从不同视角对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活动绩效进行了评价，得出整体业绩较为稳定的结论；最后通过借鉴国际先进同业海外发展的先进经验，从更高的层面指出海外并购行为不是静态的时点活动，并购后的整合发展才是决定最终成败的关键环节，因此，提出在金融机构自身做出正确战略选择的同时，国家也要对其活动予以支持，达到共赢局面。
中国统一市场建设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建立统一市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的不断创新，促使国际间联系紧密，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把不同区域、不同性质、不同生产规模的经济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促成商品及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地区间的流动，促使国际间、区域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在统一市场建设的漫长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二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现象，带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本文主要基于对统一市场的基本认识出发，对我国统一市场建设的现实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为在实践中有效解决统一市场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在借鉴国际成熟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统一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创新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途径并提出具体对策提供了实证分析依据。为了帮助资源型省份寻找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以山西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山西长期以来依靠煤炭资源的开采发展本地经济，通过一般商品市场的商品价格收敛性分析，比较山西和“一带一路”经济带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山西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出山西更适合选择加入“京津冀”区域发展本省经济的结论；通过对山西和“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描述，得知山西和“京津冀”区域经济有共同的经济发展基础，协整检验说明在短期内两区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存在经济合作的基础；进而分析山西加入“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中的各地有积极的影响，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得知主要影响山西经济发展（山西煤炭外运量）的因素：本地和全国其他各省市的经济发展规模、煤炭外运量的运输成本和运输距离、基础设施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等。 　　本研究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和选题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阐述研究逻辑和技术路线，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这一部分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发展的基础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统一市场建设的相互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部分进行文献回顾和总结。从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到，区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区域之间的异质性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统一市场建设必须要考虑的重大因素，一定程度上与要素、资源、商品和市场等的共性建设同等重要。第三部分对影响统一市场发展理论机制进行分析，从宏观角度分别深入地分析了市场机制、组织机制和政府机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包括市场、政府和民间组织三种机制。其中，市场机制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要素空间配置、企业区位选择等方面；政府机制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主要通过一体化的战略部署、政策的实施弥补“市场失灵”；组织机制主要是协同参与，对“政府失灵”进行补位，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传递相关信息、对政府进行监督等。第四部分是对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的前期准备，从微观角度寻找测度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从指标选择的原则出发，总结可使用指标的内容并分类细化加工处理，提炼出本文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所使用测度指标。本文通过从理论上论证了地区间相对价格水平的收敛性以及宏观经济指标的协同性，综合利用第一二代面板单位根检验，考察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差异或经济协同问题，从而为山西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最优路径选择，为中国统一市场建设提供实证的支持。第五部分是完善统一市场建设的研究实证部分。本部分已如何促进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为例，描述了“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情况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讨论山西省加入“一带一路”经济带或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更为合理可行，从而得出山西省今后经济发展的安排，并且分析影响和带动山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今后山西经济发展、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应该重点完善的方面，为统一市场建设增添新的力量，为资源型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动力。第六部分是从侧重国际层面和侧重国家层面描述典型的统一市场建设类型以及中国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展望。立足本国，放眼世界，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尤其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是继续深化统一市场建设的新途径，推进中华名族伟大复兴进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中国应该基于传统八大经济区域，抓住时机，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机会，拓宽区域间的合作范围和合作类型，促进中国统一市场的建设。第七部分是指出中国参与统一市场建设的问题以及解决政策建议。本部分是结合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提出完善统一市场建设的思路和政策建议。第八部分，是全文总结和后续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国加快沿边开放与能源供应战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的视角

能源作为一种特殊战略商品，对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对能源需求的激增，导致国内能源生产供不应求，且供需缺口逐年增大，对经济发展构成威胁。解决能源供需缺口问题、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应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应在立足国内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海外能源资源。能源不是一般商品，它兼具政治及金融的属性，所以对能源供应安全问题的研究应放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能源格局下，结合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供应状况及经济发展形势来进行。随着勘探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规能源的发现，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发生变迁，能源供给西移，并呈现多中心化趋势。除传统的中东非洲地区外，中亚-俄罗斯地区、东南亚南亚地区由于地区局势相对稳定，能源储量丰富，日益成为重要的能源供应中心。能源需求逐步东移，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旺盛，中国和印度成为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其次，“页岩气革命”给世界能源结构格局带来重大变化，非常规油气异军突起，成为未来油气领域勘探开发合作的重点。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需求国。然而，中国富煤少油贫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和环境要求的制约，使得中国必须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本研究重点关注海外能源供应，即如何在“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下确保中国从海外能源市场以合理的价格长期稳定地获取能源，以弥补国内能源供应。研究这个问题首先从我国当前的能源安全、能源供应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入手。目前我国获取海外能源存在着能源来源地相对集中，合作水平不高、能源运输通道单一、长期承受价格溢价、在国际能源市场缺少话语权等问题；面临着后危机时代西方社会制造的“中国威胁论”、“能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论”等国际舆论、能源富集区不断兴起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大国竞相博弈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是实现海外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未来发展的趋势，发现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途径均指向“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既是满足当前全球化的能源市场上，各国彼此倚重、共同抵御能源系统性风险、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安全的需要，更是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以弥补国内能源生产供不应求的需要。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问题，重视国际能源合作和推动区域能源一体化是中国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中要重点考虑的内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增长乏力。面对中国的崛起，美欧等大国通过环太平洋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扩大其在亚太和欧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围堵中国，目的在于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打压中国市场。中国在经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增速逐步放缓，且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进程中，经济下行压力大，可谓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当前国际局势，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了“加快沿边内陆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对外开放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不仅为我国实现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及区域能源合作、确保海外能源供应提供了新思路，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能源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展区域化的能源合作对于区域内能源供应国、消费国及能源过境国来说，不仅可以通过共建能源基础设施保障运输安全、有效降低各种风险，还可以增强抵御外界冲击的能力并避免价格溢价，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长期来看还可以共同提高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并获取相应的话语权。这对于中国实现能源供应安全意义重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包括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向西辐射到西亚中东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与我国相邻的众多东南亚国家，向南辐射至南亚地区并向西延伸，其末端到达非洲东部地区。这些地区中多数国家为能源生产国或过境国，与我国有着传统的能源合作。随着俄罗斯中亚地区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该地区成为中国能源对外合作的重要对象；东非大气田以及西非深海盐下气田的发现，使非洲成为世界能源投资的重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因其地缘优势的存在，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以上区域分布着我国现有的和未来即将开发的陆上和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实现能源供应安全，“运回来”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区域内还有重要的的国际及区域性组织和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1、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海合会、亚信峰会等，这些组织为区域能源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也为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贸易投资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与周边区域开展能源合作提供了现实条件，能源合作必将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点内容；同时以能源合作带动区域内经济合作，也是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必经途径。 　　本研究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是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简要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能源安全及国际能源合作的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介绍了本文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从能源安全入手,明确了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当前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第三章对于如何解决我国海外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即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拓展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能源合作。指出对外开放战略为我国能源对外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提出深化国际和区域能源合作应结合对外开放政策。第四章分析对外开放对我国海外能源供应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我国与周边区域开展能源合作提供的新机遇和新思路；明确新形势下在“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内开展能源合作是实现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举措。第五章根据能源经济理论、区域合作理论、能源合作博弈理论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为开展“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分别就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地区、中国与西亚非洲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及合作前景进行分析，结合“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对未来进一步的合作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机制的可行性，对实现路径、合作模式及合作内容进行具体探析。第七章从相对微观的层面对政府以及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提出政策建议。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对未来国际以及区域能源合作研究进行展望。
跨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研究

跨国公司理论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其产生于传统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基础之上。跨国公司理论立足微观层面的公司研究，并伴随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力度与频度的增加而发展。全球价值链理论产生和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型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活动的兴起而发展，是用以描述在新型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进行细化分割后，分散到这些生产环节具有比较生产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的新型全球分工现象的系统化的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形成略早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分工的深化而发展，也受到全球投资发展的影响；在跨国公司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针对生产的全球化行为、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而产生的生产工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新型分工模式的研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在以往的研究中，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进行，而针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则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因此，将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链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下，将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结构发展的影响，和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对跨国公司的治理模式、结构等方面的促进作用的研究两者进行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较少，即，针对企业和针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分属不同研究层面，结合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公司，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较少。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公司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视角切入：从跨国公司理论出发，研究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阐明了当前主要由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主导企业与跟随企业之间的治理模式对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与发展的影响。文章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被“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现象，并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国际经营指数等衡量了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发现中国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但跟随公司的价值链活动以及其与主导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互动也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和形态。其后，利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模式的案例分析发现，构建主导价值链、在已有价值链中产业升级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型国际分工下可行且有效的“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目标，并提出相应的升级建议。最后，在新型国际分工的框架下，对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

全球价值链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国家日益扩大本国在不同程度和环节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和附加值模式主要由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构建和主导,各国是否能够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链条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吸引他国投资的规模或本土企业与领先跨国公司合作的互动程度。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本国国内附加值增值、提高就业和收入及扩大出口等方面的经济行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参与价值链分工获得技术和技能扩散途径对本国产业升级。但是这些益处并不能自动实现，有时一国可能一直被困于低端价值链分工位置无法升级，从而无法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价值。中国制造业中有很大比例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仅仅是以接单加工生产的角色参与到链条中来，所获利润仅仅是低技术含量的代工费或组装费。即便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和独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也一直是这些外资企业的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尽管外资企业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高科技出口占比很高，但呈现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这些高科技产品仅仅是跨国公司从母国或世界其他国家进口核心零部件发到设立在中国或发展中国家合资或独资企业亦或当地企业，经过简单加工、制造或组装后的再出口。有哪些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吸引本国需要优质外资？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对国家和省际制造业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进行研究，分析哪些制造业部门参与价值链分工受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及程度如何，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决策，可以吸引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安排复杂度高的生产任务从而提高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 　　本研究分为七个部分：第1章引言；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将研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和世界各国与中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与相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度量指标选用或测度方法进行介绍并选用适当的方法测算经验检验时所需的主要指标；第4章理论分析框架是在DS模型基础上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研究，着重分析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何跨国公司海外资决策。理论分析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为减少由于东道国企业模仿行为而产生的损失，跨国公司通常安排复杂度较低的生产任务到东道国完成，而将技术水平较高、附加值增值高的核心生产任务安排在母国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完成；第5、6章是经验检验部分，从制造业总体和分部门角度，分别用跨国数据和中国分省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经验研究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经验检验，鉴于除知识产权保护外，还有大量的因素影响一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从而影响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所以本文的经验检验除了关注最主要的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外，还尽可能多地考虑了跨国公司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而本文理论模型没有涉及的影响因素，力求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知识产权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互关系。跨国实证中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别验证发展中国家识产权保护是否对跨国公司转移生产任务的模式的海外投资选择产生影响，观察知识产权保护是不是阻碍了优质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分省实证研究中则将中国各省做样本分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组别，做了同样的实证检验；第7章是结论、建议和未来研究展望部分。本章首先对全文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然后针对经验检验所发现的问题并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现状，从企业和国家层面提出了一些相关建议。
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研究：专利海外申请视角

中国企业的技术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能否凭借技术在国际上竞争？回答这一问题，是国际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中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我国建设创新战略与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政策支撑。过往的研究囿于数据的局限，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着力不足，相关定量分析特别是微观层面的分析较少。本文希望以中国企业专利海外申请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这一现象的研究，拓展并深化现有的企业技术创新与国际化战略的相关研究，洞悉并阐述中国企业技术走出去过程中的宏微观机制，厘清学界对于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认识，介绍一段中国企业如何运用技术在国际上竞争的故事。中国作为拥有四大发明的古国，曾经是世界技术创新的最大来源地，也是世界技术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中国发明的技术，走向了世界：罗盘带来了大航海时代；古登堡改进的印刷术迎来了文艺复兴；火药在西方的传播迎来了热兵器时代。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经过改革开放和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站到了伟大复兴的门口，那么这一次，中国是否能够再次成为技术创新全球高地，是否能够回复那个技术文明的荣光？中国能否从世界工厂转化为世界大脑，由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母国升级为中国创造(Created In China/Innovated In China)的母国？重新攀登技术高峰，向世界各国传播技术实现技术“走出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的核心，更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产业升级的必要任务。因此研究中国创新的技术特征，研究中国是否已经重新具备了国际水平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实力，中国企业能否从技术国际化中获利是当前重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即从当前观察到的一种中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现象----中国专利权的海外申请行为来研究中国技术水平的国际地位，中国走出去模式的变化和中国创新的真实内涵。 　　本文首先分析了技术“走出去”的制度背景，将技术“走出去”、专利制度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推动有机结合，分析了我国技术“走出去”的主要特征。其次，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组织战略视角构建了企业技术“走出去”的理论模型，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再次，在宏观方面，本文先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经典的林德假说检验传统理论在技术层面的国际流动的影响，再从技术“走出去”作为技术扩散的传导机制，推动国家转型升级的角度对技术“走出去”的宏观绩效进行了考察。最后，在微观层面，本文从企业技术“走出去”战略的异质性特征研究了技术“走出去”战略在企业内的战略层次和能力需求，考察了品牌战略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企业技术“走出去”战略的影响，而后再从技术“走出去”企业的出口绩效与对外投资绩效讨论了技术“走出去”的微观绩效。本文把传统的贸易理论视角与国际化视角和企业技术“走出去”特有的创新特征和知识产权制度特征相结合，拓宽了创新与贸易理论交叉领域的研究空间。 　　本研究表明：⑴技术“走出去”与国家经济技术能力密切相关。技术“走出去”由一国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而技术“走出去”的东道国选择则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距离有关。⑵传统贸易理论机制可以类似地应用于解释国际技术流动。林德效应在技术国际化流动中同样成立，技术国际化的机制与传统贸易的决定机制有类似之处。⑶技术“走出去”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一国技术“走出去”会使得两国贸易结构更为接近。这反映出在技术“走出去”的过程也是技术跨国扩散和学习的过程，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向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更为频繁的技术流动实现。⑷企业的技术“走出去”行为是异质性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的自身生产率是决定企业技术“走出去”的核心因素。⑸企业的品牌意识越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水平越高。技术保护概念和企业的品牌战略具有互补性。⑹企业的技术“走出去”可以显著的推动企业出口额、出口价格和市场份额的上升，而且这一现象是在最微观的层次下显著的。企业的每个相关专利可以给企业在东道国的相关产品的出口价格提高18％，市场份额也能够得到显著提升。⑺企业的技术“走出去”可以推动企业的对外投资，但这一推动作用只在好企业和市场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出现，自身能力不足的企业的技术“走出去”和其对外投资战略形成替代关系。 　　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①讨论的技术“走出去”是中国企业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技术水平提升背景下的时代性转型。如果说中国入世后第一阶段是货物的走出去为特征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则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会是以技术技术走出去为特征的世界大脑的地位的争取。本文应用了最新的宏微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希望能激发学界、业界与政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为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转化提供重要的启示。②研究是对南方国家创新理论的最新拓展。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南方发展中国家，其巨大的创新能力与后续的技术国际化挑战了理论中只假设北方国家创新的传统。特别是技术“走出去”意味着中国企业具备了国际前沿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成果，本文引入林德假说与国家间的贸易结构，对南方国家创新的可能来源与经济影响提出了新的后果。③研究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市场与产品知识产权战略的影响，对当前异质性贸易理论在更深入层次的战略的优序排序与企业内部市场选择与产品选择的方向相契合。本文研究指出了企业内也可以通过技术“走出去”战略增强企业在某一市场和某一产品上的竞争力。这可能显示出企业内部对细分的出口市场、流程、产品、技术的内部选择中优胜劣汰的机制与过程。④对中国技术创新与专利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启示。本文重新解释了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如何创新，特别是如何高水平的创新的问题，技术“走出去”中的国际专利很大程度可能反映着中国创新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专利。本文对这些专利对企业的战略效果的研究也有力的解释了中国创新的价值所在，回应了国际上相关质疑，对未来的专利价值研究与中国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

2013年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确立的第十三个年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但是与总量数据上的乐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持续走低。从组织学习的理论视角看，处于海外并购热潮中的中国企业能够从自身和同行的跨境并购经验中获益。但现实中中国企业尚不成熟的并购技巧和差强人意的成功比率与这一理论视角存在明显对立。因此，探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经验对其后续并购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机理变得极具现实意义。此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呈现出不同于发达经济体企业的独特之处，导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成长经验及其理论在回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针对性地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问题，科学评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是中国跨国企业理论发展的需要。 　　本文使用1982年至2012年间中国企业公告后的跨国并购交易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将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并列被视为组织学习的来源，使用大样本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并购经验学习和替代学习对于企业当前并购交易成功概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⑴企业既可以从自身的成功经验学习，也可以从自身的失败经验学习，但两者的学习效应曲线是不同的。从自身成功经验中学习是比较直接的收益过程，但是自身失败经验和当前交易完成可能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正 U型，即企业在从失败经验中获取正向收益之前需要承受失败经验对交易完成结果持续的负面影响。⑵企业在进行经验学习的同时，仍然可以向他人学习。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可以从同行业其他企业跨国并购经验中学习，但是学习收益因结果而异：企业可以从他人成功经验中获益，但会受到其他企业失败并购经验的负向影响。⑶自身经验在替代学习机制中的作用。在交互效应的检验中，本文有关自身成功经验对于替代学习效果的两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最终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企业之间的成功并购经验仍然存在学习潜力，而成功经验的积累导致企业“过度自信”，忽视对其他企业失败经验的学习。跨国并购方面失败经验较多的企业能够从其他企业成功经验中获得更多收益，也能够学着克服来自同行企业失败并购经验的负面影响。⑷情景特异性对并购知识迁移性的作用。本文构建了两个特殊研究情景以探讨情景特异性对并购知识迁移性的作用。首先，本文通过检验国内并购经验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关系，证实了国别对于并购经验知识可转移性有显著影响，而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外并购交易在复杂程度和影响因素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其次，本文检验了中国企业在香港并购经验的可推广性，结果显示香港作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第二故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中国企业的香港经验可以帮助企业在儒教文化群国家完成并购，但无法帮助其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跨国并购。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①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情景下，本文将组织学习的来源拓展到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通过使用已公告意向跨国并购交易的完成结果作为因变量，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方法论上关于并购绩效变量选择的争议。同时将更多未能完成的并购案例容纳进研究样本，对跨国并购公开阶段的学习效应进行单独考察，这是国际商务和跨国并购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改进。②证实了企业能够同时从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中学习，但两种经验学习方式的收益曲线是不同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企业跨国并购的情景下，企业自身成功经验与其完成当前并购交易可能性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是企业自身失败经验与其完成当前并购交易可能性之间是 U型相关关系。本文关于经验学习结果依赖性的检验是对以往研究结果在跨国并购情景下的重述和拓展。③发现跨国并购情景下替代学习效应因经验类型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当前并购交易完成的可能性与同行业企业的成功并购经验正相关，与同行业企业的失败并购经验负相关。但企业自身的并购经验可以帮助其更多地从同行业企业的成功经验获益，减轻同行业企业的失败经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从吸收能力观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自身并购经验对于企业替代学习效应的影响，证明了替代学习不应当局限在初创阶段的企业。而本文关于两类学习交互作用的实证结果还显示，成功经验可能导致企业在随后的活动中“过度自信”，忽视了从他人失败经验中学习的机会。而失败经验则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更深层面的问题搜索，提升两类经验的替代学习效果。④有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研究近年来刚刚兴起。虽然这些研究涉及经验学习，但多将其简单设置为单一哑变量或调节变量。本文从经验学习和替代学习的视角讨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的学习效应，并通过检验国内并购经验和香港并购经验的可推广性论证情景特异性对经验学习中知识迁移性的作用。这一研究视角结合了国际商务领域最新的研究方向，能够为比对传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行为差异提供经验证据，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现有研究的丰富和完善。
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问题研究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作者基于对世界贸易组织及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机遇与挑战的理论化界定，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与挑战相关的国内外有关文献，重点梳理代表性学者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结论，并对此加以深度整合、细化、梳理，建构出不同于别国的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理论体系，并结合俄罗斯本国所具有的特点，首次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俄加入世贸组织应对机遇与挑战的研究框架。 　　本文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中的案例分析法。作者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三国为例，从世贸组织的组织特征和运作方式入手，分析了俄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俄艰难的入世谈判和做出的承诺、入世后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基于俄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定的理论框架，作者从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入手，研究了基于特定动机下影响俄加入世贸组织的因素，首次从定量、定性分析两个层次力证了俄加入世贸组织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三个国家入手，首次设定了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机遇与挑战选择模式。最后，作者对俄加入世贸组织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2011年12月16日，世贸组织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协议，结束了俄罗斯长达18年的入世谈判之旅，并成为世贸组织第156个成员国。对于世贸组织而言，俄的加入，使世贸组织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占到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98％。每个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必须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入世承诺，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在同一框架下世贸成员国之间开展的经贸合作，有利于各成员国理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带动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这些无疑对加快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加入世贸组织是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佳选择，如不尽早搭上世贸组织的快车道，就有可能在经贸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俄罗斯作为大型经济体，欲在经贸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不能再继续独立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本研究表明：对俄罗斯的经贸发展前景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有弊，其中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参与和利用世贸组织为俄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期望得到的利益，分析了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俄艰难的入世谈判和做出的承诺、入世后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方面，世贸组织是一个融合了“以规则为基础”和“成员主导”两种性质复杂的混合体。与前身 GATT相比，世贸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法人地位、更完备的组织形式以及更自动、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被视为当前最具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但另一方面，世贸组织的实际运作机制并不是按照一个国际机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仍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间或协定的性质。对世贸组织的成员来说，除了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外，更要充分发挥世贸组织成员的主导作用，主动寻求在世贸组织中的定位、更好地发挥世贸组织对自身发展的作用，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研究表明：众多的国家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给其国内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其中最明显的是改善了对外贸易环境，并推动了本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当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真正发挥作用，更多地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认真履行所做出的承诺，并认真遵守世贸规则，能否持续推进国内改革和发展。
跨国公司并购整合过程研究——以雀巢在华并购整合为例

在过去的30年里，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已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绿地投资。跨国公司（以下简称“MNC”）在中国的收购活动日益增多，越来越多来自海外投资者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量有并购价值的企业，还有，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激励政策，从而有利于实施战略投资。雀巢很早就制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总体战略，并使用其“传统”方式与当地优质企业合资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市场保持领先地位。然而，在中国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由于经验不足，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公司能够基业长青。与很多跨国公司一样，雀巢选择了最为擅长的并购手段，达到了稳健、快捷进入一个新市场的目标。然而由于诸多因素，例如，经营和文化的差异，雀巢与中国的被并购方企业也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冲突，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雀巢通过正确的市场定位以及业务的重新组合，克服了重重困难。 　　本文首先介绍现有的并购理论，并借助这些理论来解释和剖析雀巢在中国的并购活动。本文主要关注雀巢在中国的经营战略，并分析雀巢和中国合作伙伴在管理上遇到的种种问题。基于并购和整合方式，作者试图分析和探讨被并购企业对雀巢的收购态度及并购后的整合方式的影响。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和解释跨国并购行为，如学习理论（Haleblian and Finkelstein,1999）、社会阶级理论（Palmer and Barber,2001）、进化论（Ahuja and Katila,2001）、代理理论（Mallette and Fowler,1992），并应用这些理论解释出现并购的时机、并购后的整合以及并购失败的原因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从买方的角度去考察，因为卖掉公司业已表明自己处于市场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并购后的前途也不容乐观，时常会出现难于整合或者并购失败的结果。在2004年，Graebner and Eisenhardt（2004）从卖家的角度来研究并购，并提出了“求偶”并购及“联合型”治理。本文作者通过对银鹭、徐福记及豪吉的采访发现，它们与雀巢的合作方式更像是“入赘式”并购和“教练型”治理模式。因此，从卖方角度研究跨国公司并购行为，将“入赘式”并购和“教练型”治理的理念，应用到雀巢的并购案例，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入赘指男女结婚后，男方到女家成亲落户的情形。其特点是女方家庭需要劳动力及传宗接代，恰好男方家贫而无力娶妻，只能屈身到女方做上门女婿。“入赘式”并购的特点强调了买方和卖方双方的匹配，卖方看中的不仅仅是价格，更看重的是企业控制权出让后，卖方能获得何种长期回报，尤其是对这种长期回报的掌控力度。这种并购模式，体现了并购双方长期共赢的战略逻辑。而并购后收购方由于对行业和当地文化的陌生，增加了经营的潜在风险，因此诉诸于使用“教练型”治理。即控股股东（外资企业）提出具体利润增长要求，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指导，最大限度放权给熟悉业务经营的管理层，以推动公司发展。这是一种教练带运动员的模式，同时体现了管家理论的思想精髓。教练希望运动员出成绩，运动员同样需要教练的指导，二者是互相依赖的。为了达到公司业绩的增长，双方彼此都离不开。本文研究希望能为中国企业成功实施并购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本研究包含以下七个章节：首先，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为相关文献综述，介绍了国际化及并购的来源，回顾和梳理不同学者对并购的研究，同时介绍了跨国并购的进入战略，另外对跨国并购的类型进行了分类。第三章回顾雀巢的历史。雀巢公司在1866年成立于瑞士。诞生之初的产品Farine Lactée Henri Nestlé拯救了很多婴儿的性命。随后，雀巢很快扩展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1905年,雀巢与Anglo-Swiss公司合并，雀巢步入了快速扩张的时代。本章对雀巢公司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介绍了它的历史以及如何依靠并购成长为全球领先的食品企业。第四章分析了雀巢从进入中国到现在的经营实践，包括它在中国市场的管理体系及如何履行当初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承诺。雀巢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如今，雀巢在中国很多城市建立了工厂。本章还探讨了雀巢在中国成功并购的因素。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研究，深入分析了雀巢在中国的三个并购案例。1908年雀巢进入中国市场，并在1990年哈尔滨双城市建立其第一家公司——雀巢双城有限公司。当初的雀巢对中国市场还是比较陌生，因此通过收购中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雀巢的第一合资企业为太太乐，在中国开办的第一个合资企业为太太乐，随后与银鹭、徐福记合资，通过成功并购这三家市场领先的企业强化其在中国的地位。第六章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本章从被并购方的角度来分析雀巢在中国的并购。基于Graebner and Eisenhardt提出的“求偶式”并购与“联合型”治理，并认为“入赘式”并购与“教练型”治理更适合解释雀巢在中国的并购及治理手段。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在本章中列出本研究的贡献，同时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中韩FTA对双边贸易及FDI的影响分析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靠关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经济也不断超越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还通过区域合作推动相互的经济发展。因此，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共同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走向。目前除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东盟等传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外，还有不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加强相互的经贸合作。尤其是中韩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发展。根据统计，中国已与19个国家签订FTA，韩国也已49个国家签订FTA。中韩两国都积极参与或主导各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随着中国和韩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和韩国在世界经济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中韩双方的合作关系来说，虽然两国遭遇过几次大规模的危机，但是自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通过各个方面的紧密合作克服困难，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双方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2005年中韩两国达成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两国再进一步加深全面和战略行合作，促进了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以及可持续的发展。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关系日益加深，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为2742亿美元左右，和1992年的50.3亿美元相比，增加了大约50多倍。双边FDI也不断发展。2014年中韩双边FDI总额超过了30亿美元，和1992年的1.4亿美元相比，上升了30倍左右。不仅如此，中韩两国对双方都是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因此，中韩两国已经从2004年开始经过多次 FTA谈判，2013年双方终于达成FTA协议，目前等待批准生效。在上述的背景下，中韩FTA对双边贸易及 FDI的影响研究是双边经济持续和加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方面的研究。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以中韩两国 FTA对双边贸易及 FDI的影响为研究主题，首先以中韩两国的贸易及 FDI的具体数据依据，探讨中韩双边贸易及 FDI是否存在互补性，然后根据世界各国经贸的数据采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得出的结果再进一步解释清楚中韩FTA对双边贸易及FDI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韩FTA之后中韩双边贸易增加103％至135%，中韩两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增加14.8%至19%，还发现中韩双边FDI增加14%至35%，中韩两国和其他国家的FDI增加28%至35%。最后，希望通过得出的结果促进中韩FTA的快速生效，为两国产业的互补与合作以至共同发展提出一个健康而良好的方向。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在这一章对全文的整体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比如，研究背景、目的、方法和理论基础等。第二章是中韩区域化发展及现状，在这一章主要了解中韩两国的 FTA发展战略、现状和双方FTA谈判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些内容再解释清楚中韩两国的 FTA可行性。第三章是中韩 FTA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这一章首先根据中韩双边贸易的具体数据、竞争力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证实两国贸易是否存在互补性，然后采用引力模型，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家总产量、人口、人均GDP、贸易开放度等数据分析FTA对双边贸易的效应，最后证实由于中韩两国存在天然贸易关系，两国 FTA对双边贸易具有较大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预测两国 FTA对双边贸易的具体效应。第四章是中韩 FTA对双边 FDI的影响。本章以水平型和垂直型 FDI都能解释的知识资本模型（Knowledge Capital model）为基础建立了模型，还采用以前的实证分析里的 FDI决定因素有引力模型的基本变量，包括市场规模、距离等。首先主要分析国家间的 FDI决定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解释中韩 FTA对双边 FDI的影响。第五章是结论。这一章根据前面解释的中韩双边贸易及 FDI结构的互补性和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总结中韩FTA对双边贸易及FDI的影响，也为了中韩两国FTA快速而稳定地生效，提出建议。
泰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研究

从前，泰国是落后的农业国，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三十多年以前，泰国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不但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还不断地运用投资政策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此，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泰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这表明，泰国一直以来都依靠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加速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因泰国国内政治动荡处于不明朗的状态，劳工资源短缺和国内劳动力生产成本上涨的问题，对泰国引进外资来带动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困难。泰国政府转而采取了放宽对外资金流动的措施，推动泰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泰国央行实施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的政策，使近三年来投资规模出现了很大的扩张，尤其是2012年，泰国首次出现了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情况，对外直接投资在泰国经济发展中开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寻求原材料和获得先进技术，还推动着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将对泰国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进出口贸易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泰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首先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并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其次阐述了泰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包括泰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再次，通过引力模型探讨泰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数量的变动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也概括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数量效应和贸易结构转换影响的因素；最后，阐述了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为泰国的对外贸易和企业发展提出建议。本文遵守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以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泰国进出口和贸易结构的影响。借助经典的引力模型检验泰国与2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及贸易关系，时间跨度为2005-2013年。在研究泰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数量效应方面，理论研究表明，贸易政策，汇率，产业特征，地理距离，市场规模，要素价格和投资动机等都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因素。本文分别分析了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泰国进口还是出口流量，主要受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人口和泰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并且显著为正。双方国家距离因素仅在出口模型中显著为负影响，进口模型并不显著。变量 FTA对贸易流量显示积极作用，但是仅在进口模型出现显著，而共同边界变量在两个模型里表示为正相关，但是都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泰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是正的显著关系，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都属于贸易创造效应。此外，在研究泰国贸易结构效应方面，实证分析表示，无论是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泰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三类产品进出口贸易都是正的显著关系，表明泰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进口和出口流量，都属于贸易创造效应，而且对进口贸易促进作用比出口贸易更强，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尽管近些年来泰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但是泰国跨国企业中能够进行投资的企业仍然有限，主要由大型企业为主，对中小型企业而言，仍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本文为泰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泰国政府应该建立全面海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或者专门建立独立的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机构，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投资风险，行业调研和投资机会等信息，以帮助投资企业深入了解海外投资环境。在金融支持方面，政府以及相关金融机构要放宽以及简化贷款的申请程序，专门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特别基金为泰国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此外，泰国政府应该尽快关注和改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同时，培训公务人员以及给泰国商业提供税收方面的资料。最后，在面临缺乏管理经营人才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各个高校以及学术机构大力培养人才，建立完善的各种培训中心，国际人才选拔，聘用机制，委托专业机构，公开招募跨国经营人才以及赴国外考察等方式健全经营人才队伍。
“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

本文研究问题背景是近年来东盟区域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表现日益突出，虽然在2009年和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东盟吸引外资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那么，东盟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哪些？历年来日本是东盟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但近年来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比重大幅增加并成为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他们在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会考虑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当中在东盟哪个国家具有潜力竞争力？泰国是东盟创始国之一，作为一名来华学习的泰国留学生，本人对上述的研究问题很感兴趣。本文以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材料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作为出发点，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东盟十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以描述性统计方式，对东盟各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详细研究后，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分析东盟十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为：在经济因素方面，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主要因素来自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经贸开放度、基础设施的发展、失业率水平的和汇率情况。该结果与以往对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文献总体上一致。在制度因素方面，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重要因素包括监管质量，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的文献相吻合。对于大部分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仍靠传统经济因素为主。不过，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环境的起伏动荡，制度因素也成为外国直接投资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之一。⑵分析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为：在经济因素方面，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主要因素来自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国家之间的距离和汇率水平。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文献总体上相吻合。在制度因素方面，政局稳定性和在东道国的华人比重是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是不可忽略的因素。⑶分析日本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结论为：在经济视角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主要因素来自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日本从东盟国家进口额和东盟国的通货膨胀率。制度视角的政治因素和金融激励措施因素均对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⑷东盟各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后主要发现：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实际人均GDP越高，实际GDP增长率越底。新加坡和文莱是东盟区域内人均GDP位于高水平的，但经济增长率却处于中间靠后的位子，而人均GDP靠后的新东盟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处于靠前的位子；至于劳动力成本方面，东盟各国的最低工资不断提高，工人和中级工程师工资也随之上涨，导致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加上2015年末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将建成后，熟练劳工将可以自由流动，一部分熟练工人可能会跳槽到工资报酬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进行就业，导致熟练劳工短缺现象进一步恶化；至于人力资源发展方面，东盟区域内的不少国家不仅目前能提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大量年轻劳动力，也足够供应未来20年所需的年轻劳动力。此外，东盟高技术人才大部分集中在新加坡，但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也紧跟随后，能体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至于基础设施方面，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综合基础设施系统较为完善，可为外国投资企业提供陆、海、空三种的便捷运输硬件。印尼和越南也正在着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现状，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国家；至于腐败情况，2014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显示，东盟区域内有五分之四的国家得分低于50分，表明大部分东盟国家仍存在内幕交易、竞选筹资和政府合同回扣等问题。不过，他们的排名明显上升，这意味着东盟各国也意识到腐败对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从而不断加大力度打击腐败行为，为了在外国投资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加其投资信心；至于经商便力度，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新加坡连续九年占居世界首位，依次分别为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值得注意的是，除新加坡以外，其他东盟国家的前沿距离分数（营商便力度排名的依据）均有所提高，说明东盟各国正在竞相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便利环境，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商。 　　本研究创新点包括：①收集基于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对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数个实证研究结果，对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代理变量、预期结果和实证结果进行分组，根据所列出来的各项代理变量去搜索东盟十国相对的数据，仅选出东盟全十国共有的代理变量数据，设计模型后，将几个代理变量纳入模型，并进行淘汰方法的实证研究，最终选出最佳估计模型。此贡献点可为将来有意对此题目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较为捷径的参考资料。②结合经济和制度视角来分析影响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试图找到东盟十国最新的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目前有不少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不过，现阶段在中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有关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较少，并且基本上研究结果均在2007年之前，此外由于数据的可取得性，大多数仅对东盟老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但是在2007-2014年期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外国投资者在各地进行投资时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也发生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了2004-2012年对东盟十国的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将更接近实际情况。③从东道国（东盟国家）和投资国（以中国和日本为案例）结合单双边角度，对影响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在国际投资领域主要从东道国和投资母国的单方面因素以及两国之间的距离因素进行了讨论，但是本文建立了一个结合单双边因素的更为完善的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框架。
The Impact of FDI o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EAN Countr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of ASEAN5 countries，including Indonesia，Malaysia，Philippine，Thailand，and Vietnam，during the period from year 1995 to 201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mpact of FDI inflows on growth depends on both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host countries and the source countries of FDI: (1) FDI inflow in ASEAN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economic growth only when the host country has accumulated high level of human capital to interact with FDI. (2) The source countries of FDI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FDI-growth linkage. There ar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Intra-ASEAN FDI and Extra-ASEAN FDI. Extra-ASEAN FDI，which is mos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significantly promotes growth while the impact of Intra-ASEAN FDI is not significant.Regarding the impact of FDI on trade，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DI compliments both exports and imports. (2) Extra-ASEAN FDI has the larger effect on total exports of the host country than Intra-ASEAN FDI.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most Extra-ASEAN FDI are vertical FDI in global value chain，which take advantage of 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s differences and locate unskilled labor intensive production tasks in ASEAN countrie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DI on trade across different destinat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xtra-ASEAN FDI promotes both Intra-ASEAN exports (exporting goods and services to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nd Extra-ASEAN exports (exporting goods and services to courtiers outside ASEAN region).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another important motive of FDI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and access to the integrated market of ASEAN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