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夫妇《青衣》的英译

近几十年来，我国不断寻求“文化输出”，取得不少成果，但是总体来讲，效果不是很理想（孙会军，郑庆珠，2011），在这种情况下，毕飞宇的中文小说《青衣》，却先后在法(2003)、德(2006)、英(2007)、西班牙(2007)、美(2009)等国家得以出版发行，并于2008年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土耳其、波兰和挪威等也分别从法语及英语版本转译该书。《青衣>的英美两种译本均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合作完成，在英语世界获得好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输出的成功范例。然而，与这本小说译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研究却一片冷场:仅有一篇硕士论文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英译《青衣》的文化过滤现象(薛瑞，2012)，另有一篇杂志论文论述英译的文化传真(孙会军，2011)——两篇都偏重研究英译本的“忠实译文”，认为应归功于译者对于中英双语文化的深刻理解及译者卓越的翻译策略及技巧，而不无遗憾地对“不忠实”的译文加以批评。然而，英译《青衣》的成功，单单靠作品的魅力，或者译者的翻译能力都是远远不够的，从整个社会环境角度去研究英译《青衣》，就会注意到对整个翻译过程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的，还有诸多文本外因素。 　　文化操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勒非弗尔(AndréLefevere)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除了语言因素外，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操控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其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有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这三个因素。 　　从改写理论角度分析《青衣》英译本与原文中的异同之处，就不难发现，改写理论对英译《青衣》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释力。本文运用改写理论，以英译《青衣》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背后的操控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本文认为，赞助人通过提供经济技术支持，通过操纵译者文学及社会地位，对有待翻译的原文及译者进行选择，同时又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对译者的翻译进行操控，从而完成对原文的改写，以期符合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本文最后结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而是在诸文本外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共同操控下对原文的改写。本文运用改写理论，分析赞助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英译《青衣》的操控改写，从而加深我们对《青衣》英译的认识，而且还对今后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经验，以资参考。英译《月亮歌剧》是葛浩文夫妇对《青衣》的成功改写，不仅符合西方赞助方及读者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而且成功保留并介绍引进了富含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及诗学。本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成功改写《青衣》所带来的启迪意义，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出国门，就要考虑在保留源文化特色的同时，根据目标语文化中赞助人所代表操控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原文进行改写。
语言顺应论视角下葛浩文《流逝》英译本研究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也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流逝》是王安忆的早期作品，该作品讲述了曾经是资本家的欧阳端丽一家在文革时期及文革后的生活境遇，讲述了主人公酸甜苦辣的生活及其对生活的体验。尽管对中文《流逝》的研究数不胜数，但对其英译文的研究却付之阙如。《流逝》的译者葛浩文，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成功，可为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本文选取其《流逝》英译本LapseofTime作为研究对象，从维索尔伦的语言适应论角度出发，旨在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做了哪些语言方面的调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语言适应论对文学翻译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借此个案研究，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文学翻译本质的认识。 　　本文首先回顾了前人对葛浩文及其译文作品的研究，接着阐释了语言适应论及其与翻译的关系，然后以语言适应论为框架，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从语境、语言结构以及意识凸显性三个方面，描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哪些顺应，而这些顺应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受什么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译者为了使译文易于被读者接受，首先要适应译语的语言系统，使其符合译语的语法及其结构，这一顺应主要表现在衔接、连贯和语序上;其次，译者对原文局部做了适当调整，目的是要适应译入语的文化价值取向，使译文符合译语的文化习俗，减少甚至排除文化冲突;此外，译者的某些调整，目的是要适应译文读者的认知水平，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保持译文读者思路的流畅。该个案研究表明，葛浩文《流逝》英译的整个过程，是译者在其凸显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动态地对语境及语言结构等层面做出选择和顺应的过程。
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阐释

2012年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低谷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有大量的企业为了缩减成本或者为了抓住先机，选择“走出去”，成为跨国企业;同时也有很多国内跨国公司因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精简机构和裁员，这些事实已经成为各大新闻的头条，这也使全球民众对跨国公司的关注度越发高涨。关注点在于跨国公司怎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除却维护股东的利益外，考虑消费者、供应商、员工、政府、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跨国公司履行这种社会责任的动机是什么？它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本文在探究了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的文献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不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而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目前还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伦理概念在企业管理上乃至经济学上的应用，其目的在于协调企业和社会的发展，最大化其同步程度，获得共赢。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有三重动因，分别是经济动因、法律动因和伦理慈善责任动因。 　　文章第四部分建立了改良的HOTELLNG模型，并对两家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四种情况进行了决策分析，发现无论东道国本土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付出，f(q)的成本都将是最优的选择，由此论证了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动因即利润动因。第五部分在企业社会责任动因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分评级标准，经过统计及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对政府、消费者、员工以及环境的付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成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正向促进企业经营的绩效。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投资者为取得国外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有效控制权而输出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经济行为.在目前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及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小.进入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一直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因素。中国在1994年和2005年进行了两次汇率改革，开始了人民币的趋势性升值过程.本文希望通过探寻人民币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来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做出借鉴，并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来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做出参考。 　　国际投资的经典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变动，会从生产成本效应、财富效应和资本化率效应来影响母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本文在总结了前人所做过的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相应的理论基础，首先回顾了人民币汇率演变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然后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分析来加以借鉴，接下来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人民币汇率和汇率波动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本文通过引入虚拟变量来对两次汇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加以定量分析，以观察两次汇改是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汇率波动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正相关，而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负相关，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汇率波动率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但反过来并不成立，而通过对虚拟变量的回归得出两次汇改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本文最后部分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关系的特点，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企业家才能提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企业家要素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不断显化的过程。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具有异质性和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并且通过“干中学”等实践性途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从事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活动。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偏离均衡而蕴含商机，企业家群体正是高效发现和利用商机的主动性资源，并动态地创造、传播新的市场信息和知识，其结果就是触发更多的市场交易及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同时，企业家利用以“Know-how”为主的知识体系，通过对技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企业良好的经营成果其实就是企业家把握商机、有效支配一揽子生产要素的外在体现。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家群体作为推动我国分工深化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主体，对实现经济增长、增进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发挥并提升企业家才能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与单纯的产品出口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层面上技术、资本、人才等一揽子要素的“走出去”，这就使得企业家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时空范围由国内延伸至国外，对其拓展“干中学”途径、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国际商务过程中要求企业家群体面对由地域、文化、政策等因素引致的更加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只有企业家发挥自身才能，在克服重重困难、支付交易成本后还有所剩余，他们才得以顺利促成交易的成功和企业的成长。此外，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开拓海外销售网络、参与国际竞争都可以激发企业家更积极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因而是企业家才能提升强大的助推器。而企业家才能的提升又能够促进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提升，并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多比较利益，从而进一步激励企业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形成良性互动，而这一互动是内生的正反馈机制。 　　本研究首先从理论的层面揭示了企业家这一要素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长此以往，很可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被“低端锁定”。为避免此类被动局面的形成，增进比较优势，实现我国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就需要依靠企业家这一关键性要素发挥作用。企业家区别于劳动力、资本等其他显性要素，是发掘、利用和拓展世界市场商机的主体，能够通过整合一揽子生产要素以及创新性的试错活动获得新的更有效的生产函数。 　　其次运用计量模型将企业家要素从人力资本中分离出来，利用全国各省私营企业家的密度和人均市值来从数量和绩效两个维度估计企业家的才能，并将其纳入生产函数。回归分析表明，企业家这一稀缺性要素对产出具有较大的弹性系数，由此验证了企业家要素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动态比较优势的增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还通过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提升企业家才能以及有效扩大市场规模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多个典型案例的剖析，尝试揭示企业成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些规律，试图为我国企业家群体更加高效顺利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思路;应该强调，我国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还可以促进被投资方的社会就业和经济增长。从利益的视角来看，有助于实现我国（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之间的双赢，因而产生了激励相容(incentivecompatibility)，由此导致的双赢结果是可持续性的。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最后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提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资源型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

资源型海外投资是中国历年来海外投资中占比居高不下的一类投资，多桩海外投资创出巨量交易额。中国处于快速发展、资源消耗加速和政府加快储备战略资源的阶段，资源型海外投资在面对东道国政府和社会时，更容易引发东道国的担忧和遭遇来自政府的保护主义而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因此，本文的选题对当前中国加快推进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外投资理论研究中，以区位选择和投资风险管理为研究对象的投资风险影响分析和关注政策制定的投资行为研究已成为研究政治风险和海外投资之间关系的两个重要方向。这两类研究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是相互补充的和渗透的关系。然而，这两类研究只关注了政治风险研究的一个侧面——共性政治风险评估或特殊行为/策略分析;同时在独立的研究路径中，对于将东道国——海外投资企业——母国三方共同纳入海外投资研究体系的整体视角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目前仍无法把握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上述三方主体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政治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制的。因此，本文整合了上述两条研究思路的核心思想，在详细界定政治风险的内涵基础上，对制度视角下的共性政治风险和行为视角下的特殊政治风险的交互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研究一,根据上述两条研究思路的内在联系，将其整合为统一的研究体系，更完整地刻画政治风险的生成和演变机理。由于动态行为分析依赖主体间互动，本研究将海外投资的三方主体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借此发现当政治风险存在时政治行为分析的规则以及各主体在投资谈判中的决策。结论揭示了一类研究猜想——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偏好制度不发达或政治风险较高的资源丰富的国家——背后的机理，即中国资源型海外投资受到东道国政府行为偏好和母国投资政策工具的影响，而接下来的实证也支持了该结论。 　　研究二，承接了研究一的风险框架，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共性政治风险的代理变量，来探讨共性政治风险和特殊政治风险——母国政策行为对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并购成功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整合了包括东道国——海外投资企业——母国三方主体互动的风险研究框架，以并购交易为研究对象，研究并购案例的区位选择及并购的成功率，在控制了海外投资中企业市场行为的基础上，分析共性政治风险和母国政策行为对企业并购成功率的具体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越高，就会有越多的海外投资进入该国;同时也会获得较高的投资成功率。同时母国政策行为会引导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提高投资成功率。 　　研究三，利用一个包含政治制度风险、双边政治关系和资源属性的三维评估体系在前两个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政治风险研究框架。本研究首先融合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的独立研究，结合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和东道国与母国间相对政治关系对投资风险和谈判的影响，共同解释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生成与表现;其次针对海外投资标的的属性（如文中石油企业的特定资源风险），利用具有母国政策背景和资源属性背景的国家战略投资来刻画资源风险的形成和分散机理，综合共性风险和特殊风险并存时的多重风险生成途径，并据此构建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评估和预测。本研究在共性风险、特殊风险和资源属性的政治风险框架下，更深入地探讨母国政策行为和双边政治关系对海外投资的不同影响路径并进行合理性的验证，对前两个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完善，同时也为研究四提供了具体政治风险分析的依据。 　　研究四，延续前三个研究对国内外环境及资源型海外投资为重点的风险分析框架，本研究通过中海油和中铝集团投资案例探索中国资源型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特别是投资谈判阶段的政治风险管理策略，并进一步对中国资源型海外投资在经营阶段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梳理和总结分析。本研究指出，资源型海外投资需从共性政治风险和特殊政治风险两个方面进行风险评估和管控，同时在投资的谈判和经营阶段，政治风险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结论突出了目标资源、东道国政府、外部利益集团和谈判策略对海外投资成败的关键作用，为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管控策略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借鉴。
人民币国际流动现状及推动机制研究

随着全球化发展，我国跨国开展的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对人民币国际流动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如巨额的国际贸易量面临着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并积累了外汇储备，企业海外投融资需降低成本，我国居世界第一的货币存量需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合适出口以便调控流动性，此外还有跨境旅游、留学等流动性需求。随着这些国际社会经济活动增加，人民币国际流动规模扩大，虽然还未发展为国际货币，但已逐步对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当前人民币国际流动现状、存在的问题、需求机制等情况进行研究，以便合理推进人民币国际流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控制流动风险，保障金融体系安全。 　　文章在研究这一货币流动问题时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回归到货币的本质属性和基础职能，从人民币国际流动的需求机制出发，并创新性地借鉴经济管理中的存货管理理论，将人民币看作外商的现金存货，以此建立数理模型来分析人民币的国际流动需求机制及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理论结果寻找合理推动人民币国际流动的突破口。 　　上述研究过程在文章中分七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对文章将要进行研究的问题进行背景介绍，提出研究目的、思路、方法，并梳理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对文章运用的相关货币国际流动理论进行回顾和述评，构建分析人民币国际流动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针对人民币国际流动现状进行描述，提出文章需解决的问题;第四部分:构建解决问题所需的理论模型，分析人民币国际流动内在需求机制和影响因素;第五部分:对数理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根据数理模型和实证结论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第七部分:对文章进行总结，并对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流动提出展望， 　　经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文章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1)人民币国际流动需求与贸易结算总需求量呈正相关，并与进出口产业具有联动性; 　　 (2)人民币国际流动需求与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和机会成本呈负相关，需要降低人民币国际流动成本。 　　根据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流动的四个突破口:一是推动国内优势企业“走出去”，扩大人民币国际流动需求;二是发展人民币交易市场，增加人民币国际流动的载体;三是促进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完善人民币国际流动网络;四是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构建人民币国际流动的枢纽和蓄水池。
基于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中国粮食安全研究

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但是，耕地资源对粮食安全的威胁作用却在日益加深。一方面，耕地资源供给质量严重恶化使得国内粮食产量的增长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粮食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导致国外耕地资源的供给风险较大。本文以耕地资源为视角，对粮食的生产能力维度和贸易流通维度进行有效整合，搭建国内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分析框架，分别基于国内、国外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维度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 　　国内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包括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两个方面。由于目前国内耕地资源的供给数量逐步趋于稳定，而供给质量却不断恶化，因此，相较于供给数量，供给质量对国内耕地资源有效供给的约束作用更为明显，而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是导致耕地资源供给质量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本文构建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动态仿真系统，研究高强度耕地利用模式下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演进路径。仿真结果表明，高强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在短期会促进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但在长期将导致耕地资源的供给质量严重恶化，造成粮食生产能力逐步下降，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国外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涵盖供给数量与供给风险两个方面。尽管当前粮食对外贸易和农业对外投资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国外耕地资源供给，但由于其蕴含着巨大的粮食贸易风险，因此并非是国外耕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尤其是当粮食禁运危机出现时，原有的国外耕地资源供给将迅速挥发。为了积极建筑耕地资源的有效储备体系，以弥补突发时期的耕地资源供给缺口，有必要衡量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大小。本文基于虚拟耕地资源贸易的视角，对中国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进行有效核算。核算结果表明，尽管大规模的粮食进口战略在短期会带来耕地资源的数量节约效应，但由于粮食禁运风险的存在，在长期将形成巨大的耕地资源潜在供给缺口，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积极改良耕地资源的传统利用模式，政府应当不断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强耕地利用持续性;为了有效应对耕地资源的潜在供给缺口，政府应当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构建全球农业产业链。
浙江龙泉青瓷在室内陈设艺术中的历史研究与运用

在人类古老的历史文化长河中，陶瓷艺术扮演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制陶王国”的美誉，西方人眼中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的形象就以陶瓷的译音作为代名词，“China”也是“瓷器”的称谓，可见陶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在我国古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中国陶瓷艺术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可以欣赏到众多精美的中国陶瓷，并为其优雅的气质和精湛的工艺所折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的著名的浙江龙泉青瓷。龙泉青瓷经历了从三国两晋时期的初创到宋代的鼎盛，再到明清时期的没落等起伏跌宕，绚烂辉煌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近代随着浙江龙泉响应国家“恢复龙泉窑”的号召下，作为我国重要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龙泉青瓷保护和开发工作被提到了正式日程上面，各方面的研究也开始进行，挖掘和培养多位龙泉青瓷大师，他们为恢复龙泉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发展到今天，龙泉青瓷产品仍主要以价格不菲的观赏性收藏品和传统的实用器具模仿为主，这种现象对青瓷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青瓷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应用无法有所突破。为了更好的传承这枝古老的龙泉青瓷文化的奇葩，同时也为突破现代青瓷产业的发展瓶颈，研究和拓展新的开发领域，为此，本研究课题以浙江龙泉青瓷在各个时期人们生活环境中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基础，以空间环境装饰为切入点，从室内陈设艺术的角度总结龙泉青瓷的历史并探讨产品创新开发的思路，希望对龙泉青瓷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本研究重点放在对龙泉青瓷悠久的历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的搜集，对龙泉青瓷在历史各个断代上的陈设装饰艺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研究的目的一方面为设计领域的设计师们提供系统较全面的专业设计素材，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有利于龙泉青瓷产业产品的创新与开发。本文划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内容与方法、国内龙泉青瓷陈设品的研究现状和国外陈设艺术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是中国瓷器的发展溯源，从中国陶瓷的起源到国内外陶瓷陈设品的历史发展，总结陶瓷在陈设艺术中的作用和借鉴意义;第三部分以历史朝代为主线，从陈设艺术的角度整理古代历史文化影响下龙泉青瓷的造型、色彩、工艺手法等特征，搜集了大量流传到国外的青瓷器，分析龙泉青瓷对国内外陶瓷的影响;第四部分总结现代陶瓷陈设品的设计手法和创新思路来探索龙泉青瓷陈设品的开发;第五部分是设计实践，通过前面几部分的理论研究和总结，进行青瓷陈设品的创新设计，对青瓷品牌的树立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设艺术学在当今社会迅猛发展，对于室内设计来说，是一个新出现的门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龙泉青瓷作为室内空间中重要的装饰艺术，如果能与时俱进地与陈设艺术结合应用，必定对青瓷产业的发展有所推进，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龙泉青瓷文化与人们高品质生活环境的完美融合。
后ECFA时代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两岸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而两岸无论是在货物贸易上还是服务贸易上，往往都会涉及商标、专利与著作权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正式签署以后，伴随着两岸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化和常态化，可以预见的是两岸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会紧跟着大量增长。但是ECFA第十条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第七条都只是框架性地分别规定了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和两岸知识产权纠纷的“协处机制”，并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设置方案。基于此，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于在后ECFA时代如何建立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相关建议，从而对从事两岸相互间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企业和人员都有所助益。 　　本文的第一章为“概述”部分，主要从名称、性质、特点和意义等方面分别对ECFA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作了具体而细致的介绍，认为ECFA既不等同于大陆同香港、澳门签署的CEPA，也不属于FTA，而应该是两岸在WTO框架下，为了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经济和投资往来而签署的部分内容受WTO调整的经贸合作协定;接着，具体阐述了《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的创新点与突破点;最后，在前面两节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数据来说明自双方签订两协议以后，两岸在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合作进展顺利。 　　第二章至第三章为文章的第二部分，首先，具体分析了知识产权纠纷的类型，从而得出和解、仲裁、行政机关处理、诉讼等知识产权纠纷的处理方式;接着，重点阐述了近二十年来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具体知识产权纠纷的发展与变革;最后，比较分析了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CEPA等主要区域经济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安排与特点，为在后ECFA时代构建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参考。 　　本文的重点在第四章，在前文的基础上讨论了ECFA背景下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构建方式。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从法律依据和现有机构两方面来论述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接着，基于现有机制的不足，第二节和第三节在借鉴前文所述的区域经济组织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预防机制和具体设置安排两方面入手提出了在后ECFA时代构建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笔者认为，后ECFA时代，两岸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在预防机制的基础上，还要建立包括实体法、程序法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具体机制。 　　后ECFA时代，两岸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必将进一步地深入与扩大。因此，我们应当在ECFA框架下，努力完善两岸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在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不仅为大陆地区企业到台湾地区投资创造良好而有利的环境，还要为台湾地区同胞赴大陆地区的投资保驾护航，从而最终实现两岸双方互利共赢、互惠共荣的新局面。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

中国与东盟正式展开对话20年以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后，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短板”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起来。如今，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最大市场。①随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领域的拓展，由此带来的各种经济效应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对国内经济所产生的效应，如经济增长效应、进出口效应以及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等都日趋显著。然而，由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起步晚、数额小，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关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国内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更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国内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技术进步方面的效应展开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剖析。特别是引入技术差距来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进步效应:首先，提出三种假设，即技术差距不影响逆向技术外溢、技术差距与逆向技术外溢呈线性关系、技术差距与逆向技术外溢呈非线性关系。其次，在每一个假设条件下构建模型。最后，通过对所有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拟合度，从而确定最合理、最符合实际的模型，并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在对四方面经济效应分析、检验之后，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国内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作用不明显;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发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推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逆向技术外溢，因而对国内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显著。 　　最后，根据研究的结果，为政府、商会和企业提出了相关策略建议:政府在投资活动中应起到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的作用、商会要做好桥梁、纽带的作用、企业要依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业和区位进行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国内的经济效应。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研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表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进行国际贸易实现商品的流动，以及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个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协调二者的发展以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政府和经济学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关于对外贸易对OFDI影响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对外贸易规模方面，忽略了对外贸易结构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视角出发对贸易结构影响OFDI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运用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构建相应的贸易结构指标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使用GMM估计方法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以及影响OFDI的其他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从而为政府决策者提供了有关制定贸易政策和“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和经验依据。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了一下主要结论: 　　第一，尽管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现阶段的对外贸易结构还是存在着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不高和贸易区域结构过度集中化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但规模与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差距仍然较大;行业分布较广泛，但重点突出;并且主要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洲际分布比较集中;从发展基本趋势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第二，对我国与发达国家组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对我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会产生抑制作用;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和集中度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集中度和竞争力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不同的是，对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组的分析显示: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与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而初级产品进口集中度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却为显著负相关;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和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对OFDI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三，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企业应选择正确的对外投资区位战略;扩大对发达国家制成品的出口，进而带动和促进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加大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国内市场这些产业产品供过于求的问题，而且还可以集中资源发展国内优势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于FAHP的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供应链竞争力研究——来自安徽辉隆与浙江农资的证据

现有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贸一体化及供应链竞争力两大主题，而没有对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供应链竞争力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这就引发了笔者构建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供应链竞争力理论模型、设计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并以两个典型案例对模型和各指标进行验证，以期得到提升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供应链竞争力之方略。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全球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连接已经逐渐打通，过去内外贸分隔的优势已经日落西下，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然岌岌可危。而内外贸一体化改制措施的提出给予了国内企业新的希望。这不仅是市场的需要，更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内外贸分隔人为地阻碍了企业供应链的扩张，使企业在当前以供应链竞争为主要竞争力的时代失去了竞争优势，从而仅仅沦为国外大型公司供应链的一个节点。为了打破困局，在内外贸一体化和“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我国企业需要跨越界限独立自主地建立以自己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和国外大型公司同台竞争，最终实现新型国家发展战略。 　　由于目前鲜有对内外贸一体化与供应链竞争力相结合的研究，本研究以内外贸一体化和供应链竞争力两者为研究切入点，深入探讨内外贸一体化企业如何提升市场供应链竞争力的问题，这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根据内外贸一体化企业的特性，以及相关的供应链竞争力理论和一般供应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nalyticHierarchyProcess，FAHP)更准确地建立适用于内外贸一体化企业的供应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引入安徽辉隆和浙江农资两家典型企业进行案例分析，最后总结得出结论。本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大量的有关内外贸一体化与供应链竞争力的文献综述，揭示当前对内外贸一体化与供应链竞争力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具有价值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部分根据上一部分总结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成果上，将目前的供应链竞争力评价体系作为基础，结合内外贸一体化企业的特性，引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理论的集成方法建立一种新型的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供应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 　　第三部分是对两家典型内外贸一体化企业的案例分析。首先，对该案例的选择都是通过一定斟酌与考虑，努力使研究对象不偏离理论要求。其次，在评价体系的框架下，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最后的供应链竞争力评价总分。最后，对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供应链竞争力做详细的分析。 　　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的实际运用，通过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为我国内外贸一体化企业提高供应链竞争力献计献策，为我国内外贸一体化改制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绵薄之力。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其对浙江省对外经贸的影响分析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贸易、投资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收益。然而与此同时，东北亚的区域经贸合作却相对落后，作为东北亚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日本、韩国并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随着三国间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入，建立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性合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2013年3月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首轮谈判正式开启，对自贸区的建设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我国各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效应理论，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首先从三国间贸易现状和产业互补性的角度分析了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方面对中日韩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而后以浙江省为切入视角，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直接投资三个层面分析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对外经贸的影响，在分析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贸易规模的影响时，运用浙江省对其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额的面板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通过引入虚拟变量FTA的方法对自由贸易区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促进浙江省出口的增加，进而证明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的出口促进效应。同时，浙江省与日韩间贸易潜力的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与日韩间的贸易潜力巨大，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将进一步深化浙江省与日韩间的贸易，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在贸易结构、直接外资方面，主要通过现状描述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的影响。最后，结合前文关于中日韩自贸区对浙江省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对浙江省如何应对中日韩自贸区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对日、对韩贸易，升级贸易结构及增加与日韩间的直接投资给出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基于异质性贸易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大体上看。中国对外贸易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除了产业转移政策导向外，还加大了利用外资的力度。因而可以说这段时期在中国对外发展中显得尤为关键。中国在2001年的入世再一次为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增添了动力。随着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的实施，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在国内投资及建立研发基地，中国可以凭借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来提高出口产品的规模和种类，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道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出口在历次金融危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也非常明显，充分说明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外部环境的冲击抵御能力较弱。 　　基于中国出口增长大幅波动和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事实，本文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指导，从贸易的二元边际视角切入，通过分解中国出口总量数据，分析中国出口增长的周期波动及其特征。通过对异质性企业与出口增长理论体系及相关研究脉络梳理和理论分析，揭示贸易的二元边际对出口增长的作用机理。通过对Melitz(2003)模型扩展和采用Tobit技术，实证研究中国出口增长中的二元边际决定因子，揭示中国出口大幅波动的深层原因，据此提炼出中国出口可持续增长的机制和路径，并依理提出后危机时代我国制定出口贸易政策的思路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