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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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走出去”口号提出之后，我国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迅猛，但由此也引发了一些人对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外流，影响国内资本形成等问题的担忧。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形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的影响。 　　据《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9年，我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这些市场依赖型行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存量中的比重高达49.2％，说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其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理论研究结果得出市场空间开拓型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影响取决于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强弱对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SPSS18.0软件按我国的省份数据对市场空间开拓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聚类分析，然后运用STATA软件采用2003-2009年我国26个具有代表性省市的数据对市场空间开拓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这两种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挤入效应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不会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应鼓励国内企业加大步伐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浙江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及优化研究

浙江作为全国贸易大省，也是制造业出口大省，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在贸易和生产规模不断增大的过程中，浙江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也存在明显弊端。目前，浙江正处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调整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和市场范围，是浙江外贸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本文通过对1997-2009年间浙江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的发展历程、演变规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出口市场结构日趋多元化，主要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为主，但出口市场集中和结构失衡问题仍较为突出；(2)出口主体结构日趋合理化，实现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格局，但出口企业的规模效应却不明显；(3)浙江制造业的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为辅，但一般贸易的发展空间有限；(4)出口商品结构日趋合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90％以上，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工业制成品中仍以低成本、低价格和低附加值为主要特征，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仍偏低。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从出口商品结构、出口市场结构、出口主体结构以及贸易环境改善等各个方面提出优化浙江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明确加快出口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
当代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与欧洲的回应——以中共中央四代领导人为中心

本文探讨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层对欧洲整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认知状况，集中考察中共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对欧洲的认知状况，包括其欧洲观的具体内容及纵向沿革。本文的研究覆盖了61年的时间跨度，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于当下本文写作的2010年。这一时间段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几乎完全同步，欧洲的一体化始于1952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共同体的创立，这两个共同体向来被视为是当今欧盟的前身。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扩展当代“欧洲身份认同”命题的思想视野。为此，论文引入了新的参照系：中国政治领导层眼中的欧洲一体状况。从他们公开的政治演说和讲话中，论文提取了特定的“话语”，并展开专门的深入探讨。鉴于笔者是欧洲人，所以整个论文是以一个欧洲人的特定视角切入，在分析相关的中文文献时，大量引用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资料和论著。本文尽可能借鉴当代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观念框架，从而构建出更为开放的观念场域，便于从更多的角度分析问题。 　　论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论构成，具体分为六章。正文部分有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研究新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章采取相同的结构，包括一段简短的引言，对该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概括论述，对该领导人的政治世界观及外交政策定位的回顾，对该领导人的欧洲一体观的深入分析，以及一个小结。 　　第一章回顾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研究的概念框架、研究目标及可行性论证，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第二章研究的是毛泽东对欧洲的认知，将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分为三大主要因素：意识形态的权重，中国近代史经验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经验。在毛泽东看来，欧洲是“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本文探讨了当时欧洲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角色，及其与毛泽东所预期的角色之间的具体差距。毛泽东的欧洲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同时，中欧之间缺乏直接现实的交流途径，这也造成了中国对欧美之间关系的误读。 　　第三章分析了邓小平的欧洲观，首先将邓小平的政治世界观分为三个阶段：“反对苏联霸权的联合阵线”(1977-1982)、独立自主、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政策(1982-1989)及回应国际社会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1989-1992)。邓小平的欧洲观与他的外交政策变动是相关的：在邓小平的执政生涯中，欧洲最初被视为是中国潜在的伙伴，可以在对抗苏联及其他的军事事件中加以联合(1978-1982)，随后，邓小平更为务实地看待欧洲，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促进和平的联盟组织，以及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天安门事件是中欧关系的转折点，双方的关系一度极为低落，欧洲向中国施加的压力令邓小平重新谈到欧洲的霸权历史，并将欧洲的干涉称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形式。本章的结论凸显了中国的欧洲观中的“中国中心”视角，以及欧洲的普世主义对中国的欧洲观的影响。 　　第四章探讨的是江泽民的欧洲观。本章首先结合全球化、多极化的历史语境，讨论了江泽民的世界政治观，同时分析了中国对于新的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的主张。本章也探讨了当代中国的“百年国耻”观念背景、“受害者”心态的终结，以及对于自身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国家观念。中欧各领域对话的常规化--欧盟1995年首度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中欧年度高级会晤制度--都增进了江泽民对欧洲的现实了解。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的欧洲观并不完全客观，而是受到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兴起的反西方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本章的结论部分特别探讨了欧洲与美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眼光，并提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并未完全理解其中的差别之处。 　　第五章研究了胡锦涛的欧洲观。本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采用的政治话语的变化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特别考察了中国外交的新趋势。本章结合了中欧作为“形成中的轴心”(2003-2006)的时代关系、“不和谐”(2006-2008)的经贸摩擦，以及令中欧关系降到新世纪最低点的2008年外交危机。本章的结论部分提出，第四代领导人首次以“独立”的眼光看待欧洲，然而中国与欧洲之间在国际秩序及价值观方面依然存在着现实的“不对称性”。结论部分还对中国的“天下”世界秩序观与欧洲的普世主义做了比照与反思。 　　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新中国四代领导人从个人的欧洲观到集体的欧洲观的变迁过程；第二部分，归纳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对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的认知状况；第四部分，总括四代领导人对欧盟身份的认知，特别是对欧洲价值观的理解。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汇率风险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由2003年的28.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了688.1亿美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13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日益显著，本研究通过计算选取的港币、美元，欧元和澳元等四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最主要的外币币种来计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四种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情况及对我国大型对外投资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根据不同汇率风险的特性分别对宏观波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波动利用不同的模型进行测量。 　　本研究首先利用基于GARCH(1，1)模型的VaR方法来计算我国目前四种最主要的对外投资货币对人民币对数收益率不同观测周期的值来从宏观的角度来识别对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状况。之后将重点利用不同模型就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不同周期的汇率风险进行衡量，其中在短期汇率风险的度量方面我们主要利用添加了GARCH(1，1)项的Jorion(1990)模型来研究我国最大的40家进行对外投资的上市企业和13个主要行业的日、周和月股票收益率与对应观测周期的四种货币各自汇率波动的关系；在中长期汇率风险度量方面，我们采用的是Murphy(1984)经典公司绩效度量模型，利用33家内地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来分别计算各个企业的财务汇率风险，并通过面板数据来对中。长期汇率风险进行度量。 　　研究发现，无论是VaR方法还是企业和行业市场指标以及企业的财务指标都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的汇率风险水平非常显著，股票市场绩效指标显示从日周期到周周期到月周期，随着观测周期的延长汇率风险显著性逐步下降，通过财务绩效指标的研究发现，季度周期汇率风险最为显著；通过对企业层面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利用美元和港币进行投资的企业受益于人民币的升值，而利用欧元和澳元进行投资的企业总体而言受益于人民币贬值，这一结论也在财务绩效指标的分析中得到验证；从样本企业和行业的角度我们发现90％以上的行业受到汇率风险的显著影响，尤其是信息技术业、制造业、综合类、采掘业和社会服务类等等行业的企业样本的汇率风险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在利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经营现金流等财务指标来衡量汇率风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时，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要高于用每股经营现金流衡量的汇率敏感性；最后我们分别利用面板数据对季度和年度数据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季度和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数据衡量的美元、港币和澳元汇率风险非常显著，而每股经营现金流衡量的各种汇率风险均不显著。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风险研究

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政府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和方式，提高外汇储备的专业化管理效率，提高盈利能力。然而，由于成立时间不长，中投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研究。 　　首先，本文分析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现状，并通过对挪威全球政府养老基金、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澳大利亚未来基金海外投资战略分析以及与中投公司的对比，提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 　　其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风险因素的来源，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分为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大类。在此基础上将两类风险分别进行细化。 　　再次，本文借鉴McGowan& Moeller(2009)使用的对外投资风险矩阵(Foreign Investment Risk Matrix，FIRM)，采用东道国政府对FDI的态度、该国国内的冲突程度、该国国内已知的腐败程度等三个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政治风险，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外来FDI的潜力和通货膨胀率等三个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风险，对中投公司近年来主要投向的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香港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评分。 　　最后，本文运用较为通用的VaR模型，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投向国家和地区的汇率风险进行度量。同时，在对外投资风险矩阵的经济风险中加入对汇率风险的衡量，构建改进的对外投资风险矩阵，对四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进行重新度量。文末，运用改进的对外投资风险矩阵英国的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其为何落入FDI不确定区域，进行了理论与现实的验证。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效率研究

2006年我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我国宣布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兑现了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承诺。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我国设立子银行与国内商业银行在完全平等条件下展开竞争。这就意味着外资银行特别是花旗、渣打等跨国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资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大中型企业正在或已经“走出去”开拓境外市场，探索国际化经营之路。面对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和客户的境外服务需求，国际化经营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如何提升海外并购中目标银行的经营效率，是我国商业银行探寻国际化发展道路中首要面对的问题。对并购效率问题的研究能更好的服务于中资银行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军国际银行业，增强中资银行在国际银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 　　本文论证的主线是：围绕中资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是否能够提高目标银行效率，以及海外并购如何才能通过提高目标银行效率这两个主要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在研究并购效率前，本文界定了银行海外并购的基本概念，并对商业银行境外并购的动因理论以及并购效率的相关理论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目标银行效率的评价体系，提出了本文采用的评价方法。然后，以5家海外被并购银行为例，运用评价模型对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总体有效，但普遍存在并购后期整合不力的结论。最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政策建议。
主权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和国债市场的价格联动分析——以欧洲五国为例

次贷危机以来，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政府公共债务不断积累、财政处境日益恶化，导致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不断增加，最终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长期以来一直比较沉寂的发达国家主权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迅猛发展。在次贷危机中备受争议的CDS也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无论对于我国政府，还是对于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主权债务问题都是其在投资分析决策中应该考虑的。这就需要对主权CDS市场的功能和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公司市场投资等级信用主体的CDS和债券的研究，仅有涉及主权市场的研究也多着眼于交易较为活跃的新兴国家主权市场。主权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是否真的能提供针对国债违约的有效保险，主权CDS市场是否和国债市场呈现了良好的互动和补充，是否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主权CDS和政府债券市场进行研究，以“欧洲五国”为例，对两个市场等价关系、引导-滞后关系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理论的阐述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等实证分析，发现虽然主权CDS市场和国债市场有紧密的联系，但两个市场间理论上的等价关系并不精确地成立，长期均衡关系也不总是成立。虽然主权CDS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引导了国债市场，但当国债市场在价格发现过程中引导主权CDS市场时，两个市场间更容易形成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进一步对债务危机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异，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但并没有发现希腊债务危机存在溢出效应，可见主权市场对危机的放大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虽然债务危机促进了主权CDS市场的发展，使其一度在价格发现的过程中引导了国债市场，且对于债务危机信息的反映相对更加敏锐，但其仍处于新兴时期，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的透明度和相关的监管措施的建设，以促其健康发展。
外向直接投资与中国外贸演化:机理与实证

中国对外贸易以往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并由贸易小国迅速交为贸易大国的跳跃式扩张,得益于一系列按照时间序列展开与叠加的因素。早期几乎完全仰仗有限的体制改革和限于特区的引进外资,后来是整个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再后来是“入世”与履行“入世”承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最后则是企业“走出去”与外向直接投资(ODI)。这些因素相继成为围绕中国外贸扩张研究的热点论题。最近的热点论题之一,无疑是ODI对于外贸发展的效应。ODI与外贸扩张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老论题,但已有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偏向:一个是有关理论几乎完全基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以往的现实提出,鲜有基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理论。另一个是大多围绕着ODI与贸易的互补押或替代关系展开,而忽略了此类效应作用的机理以及别的贸易效应,尤其是贸易结构效应与贸易条件效应。本文主旨,就在于从新兴市场经济体ODI所具有的特点出发,以中国现实数据为依据,分析ODI在中国贸易规模、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动态演化中的系列效应。 　　机理分析方面,本文从资本流动与母国贸易的关系切入,通过对Mundell模型从小国模型到大国模型的扩展,刻画了资本流动对母国贸易条件交化的作用机理。考虑到ODI流动中企业决策的核心地位,故从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假定出发,构建了反映ODI母国贸易效应的理论模型,分析了ODI对母国贸易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引出三个实证命题,分别围绕ODI-贸易数量动态变化、ODI-贸易结构动态变化以及ODI-贸易条件动态变化展开。 　　实证检验以机理分析为基础,以中国ODI扩展现实为线索及依据,构建了一个实证检验模型,引入UNCTAD和WTO数据分别对中国ODI的贸易规模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围绕第一个命题的实证检验证明,中国ODI存量与流量都对外贸规模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且存量对外贸规模的影响大于流量。具体而言,从1982年到2010年,ODI的贸易规模效应最为明显,ODI存量促进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的全面扩张;但从2005至2010年中国ODI的地区分布看,ODI对货物出口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符合“中国式”ODI的理论判断。围绕第二个实证命题的检验证明,当ODI-贸易规模效应发生,进而会产生ODI-贸易结构效应,但是ODI-贸易结构效应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具体地说,通过时间序列检验的ODI母国贸易结构效应不如贸易规模效应显著;但通过对2006至2010年七个细分行业的ODI和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无论ODI存量还是ODI流量都对这些行业的贸易结构产生了影响。围绕第三个实证命题的检验证明,ODI会产生一定的贸易条件效应,但ODI不是决定贸易条件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过时间序列对ODI的贸易条件效应进行检验表明,ODI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条件效应,ODI存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贸易条件改善,而ODI流量却加速了贸易条件的恶化,但是影响贸易条件效应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国际与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 　　上述结论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对ODI-贸易效应论题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命题本身的深化。从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而具有的“中国式ODI”特征切入,将论题由单纯的贸易规模效应拓展至结构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同时对以往研究所关注的规模效应进行了综合视野的动态化拓展。实证检验按照命题要求探索了新的方法。研究的现实政策启示在于,政府旨在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对外投资的政策目标,不仅应考虑其单纯的境外市场与境外资源开拓效应带来的贸易规模效应,而且更重要的应考虑其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后两种贸易效应包涵了更多的贸易福利内涵。
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和逆向知识溢出模式研究——以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高技术产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牵引力,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先后经历了最初的军工产业的积累阶段和改革开放以后技术和外资引进的推动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借助外来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外资企业考虑到以后在中国发展的需要,往往凭借其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对核心技术的外溢或者传播通道进行严格控制,或者提高技术转让价格;或者在国内外市场上采取低价格销售的方式,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盈利率,再加上高新技术更新快、产品生命周期短以及引进的技术滞后等原因,导致在市场贸易模式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有限。现阶段,国家和地方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或者在国内发展海外同盟,实现“海外嵌入”式技术和知识获取。 　　本文采用嵌入性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以浙江省四个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对本土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和逆向知识溢出模式进行了剖析和研究。本研究首先回顾了企业嵌入性和知识溢出的研究现状以逆向知识溢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问题——现阶段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的模式以及海外逆向知识溢出模式有哪些?海外嵌入模式和逆向知识溢出模式之间的匹配关系如何?影响企业海外逆向知识溢出的情景因素有哪些?其次。在追溯文献和问题导向下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本土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和逆向知识溢出模式的理论框架;接着,对浙江省四家典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和逆向知识溢出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并总结出现阶段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模式和逆向知识溢出的典型模式;最后,通过跨案例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得出影响知识溢出的情境因素。 　　本研究通过跨案例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开放型的海外嵌入模式往往与逆向知识溢出的“海绵模式”相对应;(2)聚焦型的海外嵌入模式往往与逆向知识溢出的“吸管模式”性匹配;(3)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的模式不是单一的,其海外嵌入模式往往具备开放型嵌入模式和聚焦型嵌入模式的特征;(4)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的目的不同,其所选择的海外嵌入模式也不应相同;(5)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符合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过程;(6)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存在“嵌入性不足”的问题;(7)影响本土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嵌入和逆向知识溢出的情景因素有:创新模式、人力资本存量、相关技术知识的储备情况,研发投入力度以及企业内的学习机制。 　　在很长一段时期,浙江的民营企业往往以“短平快”著称,但往往产生“资本漂浮”和“产业游离”的基本印象,例如最近的“温州老板跑路潮”现象。但本文选取的四家高新技术企业,则是新时期浙江知识型企业的代表,是扎根产业、全球化整合知识资源的代表。本研究的海外嵌入模式和逆向知识溢出模式的研究,丰富了现阶段知识溢出研究的视角,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高新技术企业整合全球知识资源研究提供了浙江样本实证分析结论。
文化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国际间资本要素的移动更加频繁,对外直接投资(FDI)对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推动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目标国。 　　跨国公司作为FDI的主体和载体在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与进入模式选择因素进行了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形成了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关于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分析比较鲜见,关于文化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更是空白。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文化差异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其影响越来越大。本文根据相关理论,研究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分析文化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为我国如何吸引外资及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引用了比较详尽的资料,利用从1985年到2009年47个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数据,对文化因素与外商最近25年来在华直接投资额变化的关系做了系统的分析论证。 　　本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概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和创新点。第二章界定了文化相关概念,对国内外学者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整理。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文化以及在华投资各地区与我国文化的差异度,然后分别从文化对FDI行为的微观传导机制和宏观解释来分析文化差异对FDI决定理论,即从理论角度寻找文化差异对FDI决定的根据。第四章分析描述了FDI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历程,从历史角度说明文化差异对FDI的影响,最后描述FDI在华现状,从现实角度描述文化差异对FDI的作用。第五章则从实证角度来论证文化因素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将文化差异分为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两个指标来衡量,分别按照荷兰文化大师Hofstede的经典五维度分析方法重新计算了各国与我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指数,同时采用华裔人口在投资国所占比例作为心理距离指数,在此分类的基础上,笔者应用贸易投资领域经典模型——引力模型,对文化差异与1985年到2009年25年来47个国家的在华直接投资额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各个区位因素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求分离出文化因素对外商FDI的单独决定作用。 　　第六章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其中表示各国对不同知识需要同时又造成知识流动壁垒的文化距离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是正相关的;而表示主观风险程度的心理距离则体现出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阻碍作用。同时笔者的研究得出了与以往研究所不同的结果:即我国GDP对外商FDI有着负向的阻碍作用,工资的增长也并未如其他学者研究那样对外商的FDI起着阻碍作用,反而外商FDI与我国工资同向增长,而政策变量可能由于滞后、连贯性等自身原因和世界经济波动等外部原因导致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我国中小型跨国公司成长机制研究——基于部分国家、省份和温州的数据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世界500强中的大部分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了直接投资。2002年,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当年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产生了“走出去”的要求,也具备了“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良好条件,因此,培育中国本土跨国公司成为现阶段一项很有实践意义的课题。那么,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走出去”呢?“走出去”之后能否发展壮大为中小型跨国公司呢?这些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文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了国内外跨国公司成长机制问题,并以温州中小型跨国公司的成长为例,归纳总结出我国中小型跨国公司成长的一般轨迹,旨在为我国中小型跨国公司的培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文章首先在国内外双重背景下提出了我国培育中小型跨国公司的必要性,并界定了中小企业以及中小型跨国公司的概念;接着阐述了国内外有关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为模型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以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中国为例,对世界典型国家中小型跨国公司成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中小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尤其需要注重的是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扩大(人均GDP的增长)。第四部分,首先对国内12个省直辖市中小型跨国公司成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与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在中小型跨国公司的培养上需要注重的是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扩大(人均GDP的增长);从个体上来看,企业家精神对浙江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最为显著,市场因素对江苏省和广东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最为重大,因此,浙江省在培养中小型跨国公司时应该注重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其次以温州的中小型跨国企业为例,通过对企业成长路径、投资方式、区位分布以及投资行业的分析,归纳总结了我国中小型跨国公司成长的一般轨迹;最后还以哈杉鞋业有限公司为例,分析其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轨迹。 　　文章的最后,通过对上文实证结果和统计描述的分析,总结了我国在培育中小型跨国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系统论和空间视角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有效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顺应时代潮流,在2002-2010年间,以年均49.9％的增长速度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的加快,未来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仍将在高位运行。在经济全球化已表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下,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战略选择之一。 　　新形势下,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以便有的放矢地制定出“走出去”刺激方案与风险防范措施。本文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以国内外新形势为背景,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简化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定性分析与空间计量经济学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关联机理,并形成一般化地获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不仅是对原有理论的有益扩展,更是对我国加快实行“走出去”策略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1.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系统论定性分析。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广泛存在“第三方效应”,并建立母系统、子系统和微系统等不同层面的研究框架,为计量经济模型中描述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和估计模型参数提供理论支撑。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采用2003～2008年我国对57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建立横截面数据模型、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以及基于空间视角的空间面板模型,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诸因素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存在“第三方效应”影响,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连续性,存在集聚效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导向型”;对资源的寻求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双边距离与双边汇率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等。 　　 4.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中国企业的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响应国家“走出去”政策的号召开始走出国门,投身到跨国并购的浪潮之中。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国外企业面临倒闭,给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量企业开始“海外抄底”。然而,据德勤2010并购报告统计,超过50％的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未取得成功,无法达到增值的底线,这充分表明跨国并购交易非常复杂且具有难度。TCL、明基、上汽等著名企业的失败案例更是引起了我们对跨国并购的反思。因此,如何成功地进行跨国并购以及企业能否运用以前的并购经验来获得预期的跨国并购绩效逐渐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围绕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关系入手,回顾和总结了国外并购经验相关的理论及其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的研究体系及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并购历史历程,指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与特征。第三部分回顾和总结了国外有关并购经验、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分析了跨国并购绩效的测量方法及影响因素,为文章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经验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学习视角为出发,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第五部分,介绍了本文涉及到的变量及其测量,并重点介绍了因变量跨国并购绩效的测量方法——事件研究法。同时,根据收集到66家样本企业的数据对总体样本的跨国并购绩效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跨国并购绩效的产生是由非随机事件引起的。第六部分,通过运用方差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并分析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最后部分,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管理建议。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并购经验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购经验是解释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键变量。 　　 2、跨国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国内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然而,如果企业在没有跨国并购经验的情况下拥有国际经营经验,国内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3、并购事件的相似性、股权收购比例和并购方的企业性质对并购经验和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调节作用。在相同的并购经验条件下:并购事件的相似性越高,跨国并购绩效越高;多数股权和完全股权收购的跨国并购事件的绩效明显高于少数股权收购的绩效;民营控股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
石油钻井单井成本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石油工业持续重组向深层次逐步推进,我国石油钻井公司正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置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我国钻井公司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更面临严峻挑战,只有在加快改革、改组、改造的基础之上,有效地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获胜。钻井公司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明确自己的位置,加强钻井成本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好的效益。对钻井成本实行单井管理,探索进一步降低钻井成本新方法和新模式,已经成为摆在我国石油钻井公司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文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工作实践选题,对石油钻井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借鉴国际石油钻井公司经验,并结合我国石油钻井公司的特点,运用成熟的成本管理理论,构建了一个管理制度完善、组织机构健全、控制措施实施到位、突出单井成本预算、单井成本控制和考核的管理体系,以期能为钻井公司加强钻井成本管理,寻找适合我国钻井公司特点的单井成本管理方法,为推动钻井公司单井管理系统应用提供参考。
中国男篮与世界强队进攻抗干扰能力的比较研究——以2010年第16届男监世锦赛为例

随着世界范围内篮球运动的交流和融合,世界各国之间的篮球运动水平差距越来越小。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应的对篮球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教练员的训练和指挥能力以及团队背后的整体运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男篮经过艰苦的训练,特别是在速度、耐力、弹跳、意识、外线与外线的配合、内线与内线的配合、外线与内线的配合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比赛竞争力逐步提高,并在各个位置上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篮球队员,如今已经具备了与世界强队一争高低的实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男篮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虽然中国男篮经过艰苦的训练和多次重大比赛的锤炼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通过比赛实况也不难看出中国男篮与世界强队之间在进攻抗干扰能力方面仍然存在着差距(特别是在身体对抗、进攻的合理性、投篮命中率、心理素质以及智能等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差距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在系统理论的支持下经过深入的实践和研究才能去克服这个难题。 　　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与进攻抗干扰能力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综合的叙述,从理论上阐明了进攻抗干扰能力是左右一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其次,针对中国男篮可能存在的问题选取了2010年第16届男篮世锦赛中国队与对手(希腊、科特迪瓦、波多黎各、俄罗斯、土耳其、立陶宛)所有的比赛这一合理的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方法并结合SPSS16.0这一数据统计软件对中国男篮在2010年第16届男篮世锦赛中涉及到的影响进攻抗干扰能力的身体条件因素、技术因素、战术因素等因素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分阶段、分层次的对数据进行分析,初步得出了中国男篮在2010年第16届男篮世锦赛中进攻抗干扰能力方面的不足。再者,通过对中国男篮在2010年第16届男篮世锦赛中进攻抗干扰能力方面的优势和不足的准确分析,深入解析了中国男篮与当今世界篮球强队之间在进攻抗干扰能力方面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最后,为解决中国男篮在进攻抗干扰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为科学化训练提供参考。本文结合篮球运动高速度、高空优势、高超技巧和高强度对抗的发展趋势,系统地提出了提高进攻抗干扰能力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在全面发展技战术的基础上培养特点和绝活,要强化冲抢前场篮板球意识和挡抢后场篮板球意识,注重培养外线球员的进攻能力,加强快速、隐蔽投篮技术动作的训练,随时加强对队员的心理调整,强化“顺风球细心、逆风球坚心”的理念,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策略,取其精华,完善自我,并贯彻始终,从而在身体、技术、战术三个方面全面提高中国男篮进攻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