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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并购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中国海外并购的效果究竟如何,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中国海外并购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找到答案,并在此基础上希望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实践提供建议。<br> 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然后总结了海外并购的动因、特点和影响因素,指出海外并购绩效不仅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行业的性质与发展状况差异也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不同企业的规模资源能力,海外经营与并购经验互有差异,这些都可能成为影响绩效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点假设。假设1: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后,并购绩效将提高,而且其整体绩效将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起伏变化过程。假设2:对于不同行业海外并购,其绩效变化具有显著差异。假设3:对于不同并购主体的海外并购,其绩效变化具有显著差异。<br> 其次,本文选取2000~2008年发生海外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在窗口期大股东变更、金融证券类以及数据不全的样本,得到4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采用西方先进的绩效评价工具EVA评价体系对海外并购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进行绩效评价时,从不同角度分别对所选样本进行了总体绩效分析,不同海外并购行业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分析以及不同海外并购主体的并购绩效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绩效并不理想。总体绩效上,EVA均值先降后升,但仍没有达到并购前的EVA水平。在不同海外并购行业的EVA绩效上,只有采掘业的EVA值在四年窗口期中均为正值,并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其他行业的EVA均值都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不同海外并购主体的EVA绩效上,发现非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绩效优于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绩效。<br> 最后本文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找出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制定正确的并购战略、加强企业并购的管理整合和跨文化整合、实施本土化战略以及选择灵活的股权结构以规避海外资产风险的建议。
劳动力乡城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劳动力流动理论和中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研究现有成果综述的基础上,研究中国转轨时期出现的“民工荒”问题。随着体制改革和城乡壁垒的松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经济活动,并以“农民工”的形式呈现出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既是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并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城市就业遭遇到一系列的歧视与排斥,他们从“农村走出去了”,但未能“在城市安定下来”,最终因为各种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是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他们只能退出城市,导致“民工荒”的出现。<br> 本文认为,“民工荒”本质上是农民工权利荒,并从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就业保障三个方面来深入考察导致“民工荒”的农民工权利缺失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满足于对“民工荒”现象本身的描述和量的衡量,也不满足于单纯政策性的建议,我们试图采取一种系统和演进的视角,探究“民工荒”背后的利益格局、体制根源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期为根本地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br> 基于导致“民工荒”问题的体制和制度根源,我们认为,切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创建新体制和弥补相关制度供给的不足。具体的解决途径:一是,通过政府改革制度,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和待遇;二是,加强法律体系、维权体系和农民工自救体系的建设,建立起由政府、工会和农民工自组织组成的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维权机制。三是,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四是,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br> 当然,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彻底打破原有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同时进行相关配套的制度改革和组织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实施的高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化分工的不断深化,世界经济展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的经济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成分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了服务贸易大国。研究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它不但能够充实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还可以为我国下一步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对实现我国服务贸易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br> 本研究运用服务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与方法,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我国传统服务贸易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回顾了学术界关于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成果,奠定了后文的理论基础。而后在我国1982-2010年的经济增长和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做了基本分析,并利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分析等方法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传统服务贸易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br> 研究认为,我国的服务贸易总量不断增加但逆差在逐年扩大,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仍未改变,我国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另外,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小。实证研究表明:首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GDP之间均存在的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的良好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与GDP之间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大,同时经济增长对服务贸易进口的拉动作用也不明显;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次,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动与GDP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传统服务贸易的出口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传统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变动与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br> 本研究得出我国服务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对如何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提出了鼓励我国服务贸易“走出去”,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进程,立足比较优势,发展传统服务贸易,注重培育新兴服务贸易等的对策建议。
石油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国家能源战略,这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随着经济每年以9%左右增长,中国不再是能通过其国内石油生产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事实上,中国的石油消费已经在过去的30年中翻了四倍,中国也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世界上第二个大石油进口国.然而,作为国内经济的一个支柱,石油进口不够稳定去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因此,海外石油勘探对中国石油公司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在开采外国自然资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非洲,其最大的投资地。鉴于非洲的多样性文化、经济、和其他一些方面,在经营活动中建立区分策略这在每个国家都是合理的。为满足这种需求,本文旨在分析环境、历史,以及中石油集团的石油开采行为在尼日尔的影响,并且为中国石油未来在尼日尔的开采活动提供实际指导建议。<br> 这个论文的主题涉及到了:海外投资,分析尼日尔的石油储存情况,以及本国的CNPC形势。通过分析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为尼泊尔的CNPC发展建立相应的目标与对策。CNPC要想从尼泊尔的石油勘探上获取一定的收益,就必须加强与尼泊尔当地政府联系,加强环境保护的措施,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尼泊尔所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去。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确保CNPC在尼泊尔的运营成功。<br> 这项研究成果不仅会有利于CNPC在尼泊尔的决策,而且也适用于以后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合作。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从2010年7月的3.3%逐渐上涨到2010年12月的4.6%,到2011年5月CPI指数已达到5.5%,在之后的2011年6月到9月,四个月的CPI均在6.0%以上高位运行,直到2011年年末的11月、12月,国内物价上涨趋势才有所缓解,但2011年我国全年CPI涨幅依然为5.4%,远超年初制定的上涨4%的目标。在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同样经历了一次国内物价的全面上涨,当时CPI指数曾经一度达到8.7%。本轮通货膨胀与发生在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在形成原因以及国家采取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近几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并具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这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途径多样并且复杂,因此输入型通胀治理对策的选择与调整很容易存在系统性误差。国家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提高存贷款利息率等货币政策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虽然短期内对抑制物价上涨有一定的作用,但对长期防范输入型通胀的发生并无明显效果。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具体有哪些传导途径;通过这些传导途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怎样对国内物价总水平产生影响等问题,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治理对策的选择至关重要。<br> 本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分析,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途径的理论进行总结;然后对我国输入型通胀的具体传导途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输入型通胀的传导途径主要可以分为国际贸易传导途径(成本输入传递、期货-现货市场联动传递、总供给-总需求传递、货币供应量传递)和资本流动传导途径。文中认为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使得国内商品价格逐渐与国际接轨,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通过成本输入传递方式推动国内物价水平上升,也可能通货总供给-总需求传递方式影响国内物价;另一方面,我国近十年的贸易顺差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入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额大幅增加,外汇占款也相应增加,最后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被迫增加,拉动了消费品价格,资产价格的上涨。本文最后借鉴20世纪70年代日本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经验,提出我国长期防范输入型通胀的有关政策建议,主要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确立资源利用的中长期战略、建立重要战略物资期货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建立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体制、以金融改革与创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强通货膨胀治理的国际合作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加入WTO,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日趋频繁,成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多年来,中国以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资源优势实施“引进来”政策,吸引了世界众多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统计,中国2009年的FDI(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约95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越来越重视中国的投资市场,越来越多的法国企业开到了中国的土地上。中法合资企业已成为中法两国合作的重要形式。中法企业的合作有利于中国引进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但同时,因两国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碰撞和冲突也对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据了解,在许多中法合资企业合资失败的背后,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冲突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解决冲突,促进两国企业文化融合,对中法合资企业的良好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br> 本文从中法文化差异着手,主要从大量案例中综合归纳出中法合资企业跨文化冲突的现状和影响。采用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观点和工具对中法两国文化机理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详细阐释。根据问题和原因以及跨文化管理的成功案例,本文尝试提出中法合资企业文化融合的有效策略。本文开篇作了绪论,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主题和意义,并将国内外与跨文化管理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对跨文化冲突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第三部分是中法合资企业的问题分析。主要研究了中法合资企业跨文化冲突的现状和由文化冲突带来的影响,并用典型案例加以说明。第四部分是研究中法两国跨文化冲突的内在原因,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法两国历史文化与经济制度的差异,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同形成冲突。本文第五部分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根据中法合资企业跨文化冲突的现状和原因,提出了解决跨文化冲突的意见和策略,并进行案例分析。最后,本文对此次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为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抢占市场份额,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金融危机的到来导致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银行实力消弱,部分中小银行甚至破产倒闭,于此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导致的并购成本降低,这些因素都为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创造了机会。近些年我国跨国贸易高速增长,国内企业纷纷加快“走出去”步伐,这也迫切需要我国金融业“跟随”企业“走出去”步伐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战略将继续深入推行下去,但如何把握好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良好契机,让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更有效率是当前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br> 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银行并购的效率理论及研究方法,接着介绍了国外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现状特点以及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历程和现状,然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事件研究法对三个具体案例做补充分析,通过DEA实证发现并购活动发生后银行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案例分析表明短期内并购活动还是得到投资者的支持并使投资者获得超常收益。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并购前的准备、并购中的实施及并购后的整合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最后,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战略给予相关建议,希望为未来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提供依据。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形象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中,打造城市街道形象成为了现在社会的热门话题。城市街道的创造是为了服务于人的活动,街道就如注入城市中的血液,它贯通着整个城市发展历程的脉络。居住街道是城市街道中,与人们生活关系最为紧密,是居民们相互沟通和交换信息的重要公共开放场所,也是城市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发展的背后,伴随了许多不利的因素,广州城市土地出现了过度开发的现象,城市街道原有格局被打破,再加上,商业经济、外来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使得广州市的居住环境、城市管理都面临着紧张的困境。为了缓解广州城市居住压力,除了通过开发城市新区来扩大城市用地外,“盘活”广州旧城区居住街道的呼声越来越高。<br> 盘活广州旧城区居住街道,不仅可以使得旧城区的土地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同时对发展地域性文化、建设有特色的城市形象,有着重大的影响。荔湾区作为广州的古老城区,它地处南方沿海,是中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各种文化和信仰在这里得到尊重和发展。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历经百年风霜的荔湾旧城区被误认为是一片“文化沙漠”,其造成的原因,不单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节奏过快,本土文化的创造者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对文化的发展需要做出什么贡献。再加上,荔湾旧城区居住街道中,设施破旧、景观稀缺、卫生管理差等问题,使得居住街道环境更显暮气沉沉。<br> 本文以广州市荔湾旧城区为例,对其居住街道发展的历史源流、人文景观和现状进行研究、考察,归纳总结出荔湾旧城区居住街道发展路径的演变情况,探讨其原因并为解决当下居住街道发展中出现的河涌污染、不安全环境、生活文化流失等问题做出一些思考。提出发展河涌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引入有特色的物业管理模式、文化艺术法制化、设计以步行为主的居住街道模式等策略,来解决荔湾旧城区现存的一些问题,使得旧城区居住街道环境得到改善,街道文化得以继续延续和发展。
论文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义和优势,对经营管理上海机床行业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相关情况做了介绍.接下来对世界机床行业的总体概况、发展历史做了回顾,并对美国市场的需求做了分析,指出美国非数控车床的中高端市场存在着较大的介入机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通过对国内(上海)机床行业的分析,指出同国际水平比较,国内机床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普通机床,非数控车床完全可以成为继磨床之后,上海机床行业开拓美国市场的另一产品,进而提出了上海机床行业开拓美国这一世界最大的机床消费市场的基本战略.在此基础上,试图在理论上提出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的一种新的模式:反向OEM<+>.在论文的最后,对海外公司经营的两个相关热点问题做了简单的探讨,其中提出了跨国经营企业的文化金字塔新模型.
日本是东亚经济模式的代表,是政府主导、赶超型经济的成功典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充当亚洲经济雁行增长模式的领头大雁作用,即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为雁身、以东盟和中国为雁尾,从而确立了日本在亚洲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在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把巨资投到房地产和金融证券市场,并大肆在海外投资,经济出现了泡沫化.虽然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水平差距不小,体制也截然不同,但两国经济面临的有些问题却有很大相似之处.日本过去是政府主导、赶超型经济,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两者都要减少政府干预,使政府的作用逐步降低;两者都要启动内需;两者都要改变政企关系和银企关系,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两者都要裁减人员、扩大就业;两者都要加强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日本经济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经济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签署之后,内地与香港各界反应热烈,掀起了研究CEPA及其影响的热潮.如何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CEPA及其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呢?区域经济一体化是CEPA的本质和意义所在,要正确认识和分析CEPA及其影响必须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CEPA是中国入世后签署的第一个类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经贸安排,它表明中国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区域经贸合作之中.CEPA的产生不仅是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而且也是符合内地与香港双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对于中国内地来说,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较低,效果尚不明显,如要加快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中港澳台的一体化是首选战略;对香港来说,其在经济转型期面临着市场狭小,产业和科技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的问题须通过加深与内地经济的融合来获得市场空间,发挥其固有优势,为其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和后劲.因此可以说,CEPA是中国入世后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两地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时不我待,在WTO给予中国的五年过渡期到期前,粤港两地应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度,牢牢抓住CEPA的核心层次--粤港经济一体化这一发展目标,从有利于整个区域充分融合的角度去制定与CEPA配套的政策、措施以及应变策略.具体来说粤港双方应尽快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形成以香港为龙头,区内城市分工合理的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同城效应;优先推进深港一体化;带动珠江三角洲周边地区,将大西南扩展为区域经济腹地;再造香港新优势;深化广东体制改革,实现粤港经济运行机制的对接.综上所述,CEPA对于粤港经济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深远的,它将引领粤港经济迈进全面一体化的新时期.
该文阐述了中国手机市场的市场发展现状(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特点等)和发展趋势,对手机市场的竞争现状、竞争格局、国内外手机厂商的竞争战略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具体介绍了摩托罗拉、诺基亚、波导、科健、TCL、日韩手机厂商的市场竞争战略.基于以上研究,对手机市场的经营战略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可行的业务运营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建议.在该论文中,作者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通过大量的数据、实例来支持论文提出的论点和分析.论文中所涉及的理论主要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竞争战略理论,其间还穿插了一些管理学的原理、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如组织结构理论、激励理论等.该论文还分析和说明了国内手机企业是如何应对激励的市场竞争的,通过研究和探讨它们所采用的发展战略,从中发现它们取得成功的因素和存在的问题,为正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拼搏的企业家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对中国手机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手机市场存在四个陷阱:品质的陷阱、价格的陷阱、创新的陷阱、发展模式的陷阱.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加快发展国内手机产业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尽快使中国手机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拓展国际市场;关注核心竞争力;抓住国外手机厂商生产外包的机遇提升中国手机产业的实力等.最后提出了一个观点:持续的竞争优势仍然取决于企业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广义的,既包括企业善于有效率地调动和使用企业内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营销管理创新能力.差异化、成本领先者的地位是能力的体现,有效率地使用时间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是竞争能力的体现.国产品牌能否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就是企业管理能力.只有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才能建立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发动机,特别是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作者要特别感谢本人的研究生指导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杜学孔老师的耐心启发和指导.由于作者的学识水平有限,同时写作时间仓促,错误难免,希望各位答辩委员会委员给予批评指正!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增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呼声在国内外日益强烈,如何积极而又理智的应对国际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战略性转移和重组日益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该论文力图探讨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对世界工厂的演变历史、当今世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从研究的顺序和内容上划分,该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世界工厂的特征,通过回顾世界工厂的崛起、演变、转移的历史,总结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规律,并从劳动力资源、迅速发展的市场空间、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的优势产业等方面的阐述中指出,中国距离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同时也探讨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数据,分析在后工业时代,世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走势.再结合中国入世两年来制造业的变化,对比研究现阶段在新世纪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和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在归纳和学习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作者在此提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及对策的浅见.通过以上三部分的阐述,作者得出下列结论:中国制造业必须利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提供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影响,争取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加速工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严重阻碍了中国金融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面临着金融业即将全面开放,所以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成为目前一件紧迫的事情.该文第一章对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进行了概述.通过对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主体、客体及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市场秩序和市场功能的分析,使我们对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有一个基本认识.第二章通过对中国目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现状分析,发现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基本上还处于初级和落后的状态,存在市场分割、市场主体不合格、营销理念落后、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资产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等诸多问题.为创造一个统一、高效、竞争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我们必须从主体多元化、市场层次化、竞争有序化等方面着手进行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构造.该文第三章结合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现实和国外不良资产处置即已取得的成功经验,通过引进做市商制度,构造了一个多层次的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如何使该市场能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该文第四章主要介绍完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相关对策.首先是通过完善市场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和控制不良资产增量的产生.再通过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和交易品种及交易方式灵活多样使交易活跃,为买卖双方提供更多选择和便利,增加市场主体利益的多种实现形式.同时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市场活力的关键,为此要建立多元化和多层次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重视和加大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力度,打击逃废债现象,建立以清晰的问责制为主要的监管制度,从法律、财务、税收等相关制度方面进行创造性地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最后,还要保持该市场的开放性,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新天地.
当前,招商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2002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达527亿美元,成为推动区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无锡新区作为较早成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她的每一个脚印乃至将来的进一步发展,更是都与外来资本,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息息相关,因此招商引资也就成为无锡新区管委会以及相关部门工作的核心内容.2003年1月,作者有机会来到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商局工作,成为一名一线招商人员,亲自参与了香港福群电子公司等几个大小项目的谈判引进工作,并配合有关部门对无锡新区综合投资环境开展调研工作.所有这些都促使作者对无锡新区招商引资的内外环境、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策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作者尝试着运用所学过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包括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营销学理论、战略管理知识、人力资源理论及SWOT分析法等,对直接投资在无锡新区的动力机制、对无锡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国际资本流动及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特点和趋势、招商引资的竞争状况、新区区位优劣势、招商引资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从而明确了无锡新区当前招商引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针对如何改进无锡新区招商引资工作,提升招商引资的质和量,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