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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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跨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在发电行业的跨区域发展模式探讨中，跨区域发展的模式种类繁多，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发电行业如何进行跨区域战略发展，对于志在进一步发展的发电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B股发电类上市公司，在实行大规模跨区域扩张过程中，对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对跨区域发展的战略模式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和选择，使之更适合客观环境及企业自身特点，也就成为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本文论述了由于受到紧缩货币政策、电煤价格高涨、电价调整不到位、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等因素影响，发电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发电企业应根据企业自身条件，找出企业优势与劣势、机遇与威胁，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进行产融结合，加强一次能源的资源开发与合作，积极向能源产业链的两头延伸的发展战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将企业做强做优。其次抓住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部署政策的机遇，改变目前我们发电企业限于本区域、本地的发展战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科学化的进行跨区域战略发展，努力打造国际竞争力较强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实现企业电力市场份额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双重增长，从而实现发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适合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跨区域发展战略总体目标为：立足浙江本地发电、开发和支援新疆的经济发展建设，有选择的进行区域聚焦发展该跨区域发展模式是充分考虑了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企业自身的实力和复杂多变的外部宏观环境，给出的科学解决方案。该战略模式将能解决企业在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中，所遇到跨区域扩张带来的困惑；同时，对于科学管理现有项目具有积极意义。我们相信，在今后几年间，随着该战略的明确和执行的不断深入，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论文结合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对跨区域发展战略总体目标、战略方向和战略模式的选择进行分析、探讨，给出适合本企业自己的跨区域发展战略，并制定跨区域发展的科学的解决方案。同时，通过这一正在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的典型企业案例，为更多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跨区域发展的企业提供参考的对策建议，以期整个发电行业的健康发展。
国有森工企业境外债券融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和国内的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国有森工企业应趁此机遇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外资的强大优势,实现国有森工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同时,要借此机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构筑市场化发展模式,变林业经济为林区经济,多点支撑,多轮驱动,多元发展,并紧密与国际市场接轨,利用国际化的融资方式,建立适应国有森工企业特点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本文通过对国有森工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融资现状进行分析,以融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债券融资的优势,构建林业金融支持体系,总结森工企业境外债券融资的建议,最终设计出实施方案。本文逐层阐述了研究对象的现状、问题、对策和方案设计。 　　文章首先做了背景和理论基础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发展现状,阐述债券发展时机理论和债券融资优势理论,为全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对国有森工企业的发展现状和融资现状全面分析,提出当前国有森工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阐明森工企业目前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融资规模小、资金结构不合理和融资环境差等问题亟待解决,并分析了境外债券融资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的优势及可行性分析。再次,本文旨在为国有森工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构建林业金融支持体系,通过对森工企业资本缺口形成的分析,构建出林业金融支持体系框架图,建立政府对森工企业的管理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为森工企业“走出去”融资创造良好的体系支撑框架。融资方案设计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在构建的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融资目标、原则和实施建议,最后以吉林森工集团为例设计境外债券融资方案,包括资产定价、债券发行程序、条款设计以及债券定价,是本文研究成果的最终实现。 　　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的国有森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资金困境提供参考和借鉴,并为林业实现循环经济和森林的永续利用提供资金保障。
中蒙经贸合作共赢模式与对策研究

30年前,前苏联解体,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中国与蒙古两个国家也随之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经济的开放。在此期间,中蒙两国之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贸易方式也由自由贸易方式取代了中蒙双方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记账贸易形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不断冲击下,中蒙两国相继加入了WTO,在这样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中蒙两国贸易互补、经济合作规模已经达到了20多亿美元。但是,从全球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几年中,中蒙两国之间的贸易模式必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作者依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区发展理论,结合中蒙双方贸易互补、经济合作的现状特点,回顾了中蒙双方的经贸关系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现阶段中蒙双方贸易合作模式的特点、缺陷,提出了双方在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和“WTO成员”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未来中蒙双边贸易合作模式,预测中蒙双方贸易合作总额每年将以较快的贸易合作发展目标增长,确立了贸易全面互补的重点领域,大规模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明确了中蒙双方实现未来贸易合作模式必须做好的若干基础条件,阐述了中蒙双方实现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内涵和推进策略。
政治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跨国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

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潮流,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企业采取了“走出去”战略。然而,由于不了解海外投资环境,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面临政治风险。本文选取政治风险为关键因子,实证研究其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加入东道国特征:经济开放性、经济稳定性、基础设施、市场潜力这四个因素,研究其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45家中国公司的488个跨国子公司作为样本,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模式、政治风险、东道国的经济开放性、经济稳定性、基础设施、市场潜力、企业国际经营经验和规模这八个变量采用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东道国政治风险越大,跨国公司会选择合资(控股或非控股)进入模式;第二,政治风险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会受到东道国的经济开放性、经济稳定性、基础设施、市场潜力的调节。 　　最后针对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针对中国跨国公司进入国外新市场时,如何解决或规避政治风险对其的影响,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一些建议,并进一步提出本文的研究局限性,和对后续研究者的研究建议和展望。
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建设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应将市场原则运用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地方政府应把提高对外贸易水平作为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举措。哈尔滨市由于对外开放较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对外贸易总体水平较低,出口总量小,对经济发展的牵动力较弱。作为我国与俄罗斯毗邻的最大中心城市,哈尔滨市具有对俄经贸合作的区位优势、工业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建设对俄贸易加工区,可以使哈尔滨市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与潜力,使哈尔滨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加工基地和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建设对俄贸易加工区对哈尔滨市的外贸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进行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建设研究尤为重要。 　　本文在立足调查研究和对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的视角,阐述了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发展建设情况,对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从政府宏观政策、企业微观行为及国际贸易理论等角度,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论证。从有利影响因素和不利影响因素两个角度,从俄罗斯和中国两个方面,对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提出了哈尔滨市对俄贸易加工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建立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迅速发展,在旅游、环保、人员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在当今世界刚刚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韩两国进一步拓宽经贸合作领域,深化经贸关系发展,最终促成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提高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中韩两国经贸关系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贸易发展极度不平衡,贸易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再加上历史因素的影响和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两国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不利于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为了化解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为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对策和建议,本文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首先根据自由贸易区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关税同盟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等基础理论,分析了当前已经存在的自由贸易区的类型和特性,为后面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打好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对中韩贸易发展现状和中韩贸易特点的研究,分析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将产生的经济静态、动态效应,以及对周边关系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行了SWOT分析,总结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优势、劣势、机会及挑战。本文最后以大量研究为基础,得出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可行的,并针对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准备、实施过程分别提出了初期、后期对策和建议。
中俄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俄罗斯联邦是地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国,目前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也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波折后,近年的发展是稳步增长的,但双边贸易额距两国领导人确定的2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中俄两国作为相邻大国,不论在双边关系还是在地区合作以及国际舞台上都有着密切的协作,并且已经建立起比较稳固和彼此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但是,就目前来看,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俄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并不是很大,可以说中俄两国的贸易合作远远落后于政治合作。因此,在当前中俄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双方有必要携手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开创新局面迈上新水平。两国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对促进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东北亚地区经济协作,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展总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分析影响中俄贸易的因素和制定促进中俄贸易发展的对策,为加强中俄两国的贸易合作、改变中俄两国贸易量比较小的现状提供建议和支撑,以促使两国贸易沿着健康、稳定、有序、快速的轨道发展。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把中俄贸易作为论文研究的主要对象;以传统和当代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把中俄贸易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逻辑起点;以影响中俄贸易的因素分析和发展中俄贸易的对策研究作为论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对中俄贸易前景进行了展望。
The Determinants of MongoliaN-China Trade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蒙古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国际贸易,其地处为内陆并与最近的海港有一七二四公里的距离。此外,它的边界只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但是蒙古大量储量的煤、铜将显著改变蒙古的经济,对蒙古和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关于什么是将是一个为蒙古经济的重大变化的十年的主要焦点将是开采。 　　蒙古有着丰富的矿藏储备,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和较为先进的民主体制,这对于现今能源紧缺,国内市场需要不足的中国来说,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与蒙古的经贸合作,无疑是个双赢的选择。 　　中国是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经济和贸易的成功的良好的发展条件将促进未来数年的蒙古矿业的繁荣。 　　蒙中经济贸易往来历史悠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方面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经贸发展的因素。 　　在论文中,试图研究蒙中两国过去和现在的贸易关系,确定蒙古与中国的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以及对两国贸易与合作中存在问题做出分析。 　　希望这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两国的贸易关系,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An Analysis of Sino--Russian Trade and Cooperation

本文对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模式进行分析，以1995年至2010年为研究区间，考察两国宏观经济指标、进出口总额和构成、FDI以及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中俄贸易的影响，分析中俄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提出在全球化条件下促进两国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政策建议。
中澳贸易收支失衡研究

中国和澳大利亚同属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自1972年中澳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中澳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中澳贸易的非均衡性。而这种非均衡性使得中国在中澳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有必要对中澳贸易的非均衡状态、原因、影响做出阐述,以期找出解决中澳贸易收支失衡的相应对策。 　　目前关于中澳贸易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从中澳经贸合作的经济效益着手分析;二是从中澳产业结构入手分析;三是从具体细分产业进行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笔者将按照以下思路来进行论文的编写:首先梳理中澳贸易收支的历史及现状,再对中澳经贸合作的历史和现状做出阐述,并归纳出中澳贸易的总体特征,发现这种中澳贸易收支的非均衡性不仅存在于中澳双边货物贸易,同样存在于中澳双边服务贸易,于是本文对中澳货物贸易和中澳服务贸易,分别做出失衡原因分析。 　　引起中澳货物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一、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超过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二、中国对澳出口的商品在澳大利亚市场的可替代性较强,而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可替代性较弱。三、中国出口商为了保持当地市场占有率,在汇率发生变动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牺牲利润来维持当地价格粘性的定价策略。而当地价格粘性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产品中很少得到体现。即中国企业在和澳大利亚企业做贸易时,不论出口还是进口,均承担了汇率风险。 　　引起中澳服务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一、中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水平低于澳大利亚,且发展缓慢。二、中澳服务贸易中超过60％的贸易额集中在澳大利亚竞争力强的教育行业,而在中国竞争力强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的贸易额在中澳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不到0.5%。 　　最后本文基于VAR模型,分析中澳贸易收支失衡对中澳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中澳两国实际情况,给出四大政策建议:一、中澳贸易用人民币结算;二、战略性商品的开源节流;三、加强对澳大利亚市场开拓;四、和澳大利亚优势服务业合作。
法尔胜公司路桥材料业务跨国经营问题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实行跨国经营,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世界桥梁缆索产业出现了我国桥梁缆索产业飞速发展,国外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桥梁缆索产业相对萎缩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滞后的态势,这为我国路桥材料(桥梁缆索)产业跨国经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江苏法尔胜公司路桥材料事业部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路桥材料(桥梁缆索)制造商。近几年来,法尔胜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开始“走出去”,已有部分路桥材料产品出口到了香港、东南亚、韩国等海外市场,这也为法尔胜路桥材料的跨国经营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在该公司迄今的跨国经营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因此,对新形势下法尔胜路桥材料业务跨国经营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对于法尔胜路桥材料事业部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有关跨国经营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法尔胜路桥材料跨国经营初步实践,分析了法尔胜路桥材料业务跨国经营的动机和模式,在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法尔胜路桥材料业务跨国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资产提升、处理与客户的关系及规避风险等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论文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路桥材料产业跨国经营发展的相关建议。
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活跃,中国在大量吸引FDI的同时,部分企业也开始实行“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其中一些企业以寻求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目的进行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溢出机制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在这一国际环境下,本文将以中国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为起点,分析中国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分析,得到中国更好的利用OFDI促进国内生产率的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对现有研究逆向技术溢出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利用古诺模型构造了一个技术落后的MNE投资于技术先进国家的逆向溢出模型,分析影响技术溢出的因素。然后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行业分布及按国家发展程度的分布,从一个整体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在理论模型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知识资本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对各经济发展体的技术寻求型动机,然后利用技术溢出模型分析了国内各地区获得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的OFDI存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动机;第二,我国OFDI对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逆向溢出效应;第三,我国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投资来源地溢出的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强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的吸收能力也较强,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最弱。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应扩大各地区OFDI的规模;第二,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第三,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第四,加强各地区国内R&D的投入;第五,平衡各地区FDI的分布。
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对外投资研究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ation)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大趋势。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交互作用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经济全球化也是各国经济体制逐步市场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之中,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和变革。 　　当前,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跨国直接投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从1980年的537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8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达到创纪录的14000亿美元。在2001年虽有所回落,但仍达到了6473亿美元,2002年则又上升到7302亿美元。经历过2003年的低潮后,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复苏,到2007年又达到创纪录的19790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幅下降至16979亿美元和11140亿美元,但近期随着世界经济开始从金融危机中逐步恢复,国际直接投资又开始回暖,据估计,2010年国际直接投资有望回升至12000-13000亿美元。 　　当前的对外投资是在信息革命、科技革命、知识经济深入发展的时代发生的,它反映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大转变。各国企业通过在全球对外投资跨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力图在全球竞争中占有或保持领导地位,对外投资越来越成为全球企业竞争备受重视的战略选择。 　　建国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6,17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足足增长了54倍。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浪潮中。中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迈开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一批中国企业登上了跨国并购的国际大舞台。这其中尤以中国联想集团斥资17.5亿美元并购美国IBM公司PC业务部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报价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为世界所关注以及中铝以195亿美元并购力拓。据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82年的4200万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200亿美元,增长了近5200倍;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2年的4200万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33亿美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从1988年的1700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186.96亿美元。2008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降到129.58亿美元,但是下降幅度远远低于全球跨国并购萎缩的程度。最近的资料显示,由于我国经济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复苏,同时由于遭受金融危机后,国际上的主要资产价格普遍回落,我国企业逆市开展跨国并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0年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84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目前发展势头非常良好。 　　发达国家特别是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的企业,由于其货币可以作为国际认可的计价、投资和储备货币,可以减少投资成本,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同时由于货币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大多实行宽松的金融管制,有国内完善的资本市场作为支撑,有专业的投资银行提供中介服务,同时由于他们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在为其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时,同时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而我国企业由于受制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认可的货币、国内严格的金融和外汇管制、不规范的国内资本市场、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缺乏,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时融资渠道不畅、规模偏小、跨国并购支付手段单一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率和效果,阻碍了我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延缓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造成了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局面。目前国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把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外投资联系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使得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步伐。因此把人民币国际化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结合起来研究将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收益分配

全球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国际间贸易、投资活动不断加深。国际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重要的载体作用,它已渗入到全球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将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活动网络,维系着全球及各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运转。国际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既可以给投资国带来回报,也可以给东道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也是利益产生和分配的过程。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流动资本由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以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为主体的发达国家是掌握全球资本流动的主导力量,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关于全球资本流动过程中收益分配不均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虽然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但是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理论尚未对此形成系统的、明确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并且这些讨论往往是定性的,更侧重逻辑分析的研究,缺少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本文试图将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在充分利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各国在对外资本循环中的收益和成本,分析各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的角色。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 　　各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获益情况不同,是因为各国在对外资本流动中的收益和成本不同。本文的研究基础是单个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的收益和成本,通过比较收益和成本来比较不同国家在对外资本循环中是否获益,并从全球视角来分析收益分配问题。 　　本文首先提出理论假说,从理论上推导不同特征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的获益能力。在理论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数据理清过去近30年全球资本流动体系的格局及其演化过程。在进行收益分析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国际资本的存量问题,本文针对不同类型资产建立模型,计算了过去30年80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存量。基于计算的这80个国家资产负债存量数据,结合各国国际收支中的投资要素收入和支付数据,进一步计算了各国对外投资的账面收入和支付。基于收入和支付数据、投资存量数据和投资流量数据,我们计算了各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和支付率。进而通过收入和支付、收益率和支付率的比较,分析得出哪些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是获益的,而哪些国家又是受损的。并进一步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其中的原因。 　　从理论上来说,那些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实力充裕的发达国家能够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大好处。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管理和资金优势,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证券投资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由于具备信息、资本、技术优势,从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收益率。在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类别中,不同国家的收益和成本,因受到其资质、利率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落后国家由于信用低,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而那些提供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不仅在本币初次输出时享有“铸币税”,还在此后的对外资本循环中,充当银行家的角色,能够以低成本吸收资金,再以高利率贷出资金。 　　在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全球经济活动的国家样本,实证分析全球资本流动过程中各国的收益和成本。我们的样本包含80个国家和地区,这8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GDP)占全球95％左右,这些地区对外资本流动规模也占全球所有国家的95%左右,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样本基本代表了全球的经济活动。 　　通过建立模型计算着80个样本国家对外资本流动和国际投资头寸的情况,我们首先理清了过去30年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及演变趋势。我们发现过去30年全球资本流动呈现出以下特征:(1)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增长加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和各国国际投资头寸增长超过同期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2)少数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流动规模最大的13个国家占全球比重超过80%。从区域来讲,西欧国家的资本流动规模占全球的一半左右,是全球资本流动最活跃的地区。其次是北美,资本流动总量平均占全球的15%～20%之间。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中东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的比重明显上升。(3)对外资本流动“失衡”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我们计算的样本中,2000至2008年间,每年资本净流动和GDP比值超过5%的有30个国家,而这一数字在90年代和80年代分别仅为10和12。(4)尽管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末开始由资本输入转变为资本输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负债地位尚未根本改变。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对外总资产首次超过总负债,但是扣除中国因素之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仍旧对外净负债,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负债规模还呈上升趋势——虽然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持续资本输出。扣除美国因素之后,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对外资本净输出,持有的海外资产也大于对外负债,并且净资产规模不断上升。(5)发达国家的海外资产中,证券投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储备资产所占比重大幅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结构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储备资产的不断上升,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储备资产约为25%,这一比例到2008年已经上升为50%,其中主要是外汇储备,黄金和SDR所占比例极小。 　　从收益和支付角度来看,只有少数国家在国际资本循环中获得了要素净收入,而获得账面净收入的国家则更少。我们计算的80个样本国家中,在1980-2008年间,有34个国家累计资本净输出,到了2008年只有24个是债权国,能够获得累计要素净收入的只有15个,如果考虑资产升值,那么能够获得账面净收入的国家只有12个。这说明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赚钱”并不容易,不少国家在输出资本的同时,还同时向外国支付更多的利息——中国和俄罗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一些债权国(或资本输出国)还需要对外利息净支付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这两大债务国从国外大量借入资本的同时,却还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无论是要素收入,还是账面收入。我们用净收益率表示收益率和支付率之差,在过去30年中要素净收益率均值显著为正的国家仅有7个,而账面净收益率显著为正的国家仅有美国1个。这说明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能够直接获益的国家非常少,大多数国家对外资本循环中的成本超过收益。
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伴生性日益明显。需要对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包括因果关系和数量关系，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本文在回顾有关文献和总结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对二者的因果关系和数量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化、出口变化分别是GDP变化的原因;我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存在双向促进的因果关系;服务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出口分别与GDP之间以及服务进口和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GDP与服务进出口和出口之间以及服务进口和出口之间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因此，需要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包括服务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 　　在以上实证结果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及问题，建议从产业结构优化、加强立法和贸易管理体制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和渐进开放国内市场等方面入手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