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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1世纪,资本要素流动明显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各种国际投资活动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传统的流通领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发展到了生产要素的跨国组合。国际投资已由发达国家的单向外流演变为世界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流动格局。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法也经历着由发达国家简单的单边立法演变为世界各国参与规则制定的国际化变革,制定统一的、普遍适用的国际投资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从乌拉圭回合谈判产生的TRIMs协议入手,通过回顾TRIMs协议签订之后国际社会在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方面作出的努力,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现状,探析了TRIMs协议的发展前景,并对我国在未来的谈判中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建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br> 第一章阐述了TRIMs协议的产生背景和过程,并分析和总结了TRIMs协议内容的法律特点。国际投资法与国际投资的发展并不同步,具有相当的不平衡性。乌拉圭回合以“加拿大投资法” 案为导火线,发起了与贸易投资措施议题的谈判。最终经过七年多的时间艰难的博弈,谈判各方签订妥协性的、浓缩而不明确的世界上第一部规范国际投资的全球性实体条约——TRIMs协议。<br> 第二章对TRIMs协议做出评价,分析了协议的进步意义、消极影响及其缺陷。TRIMs协议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规范指南,在国际投资立法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迫使发展中国家让渡更多的外资管辖权。协议本身的缺陷如适用范围单一性、未涉及限制性商业行为等注定其只是一个过渡性文本。<br> 第三章分析了TRIMs协议签订之后国际社会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典的尝试。历经三年MAI谈判的搁浅以及WTO关于贸易与投资议题的反复讨论都预示着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关于国际投资的实体规范的多边框架或公约将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努力的目标。<br> 第四章论证了本文的中心论点,即TRIMs协议发展成为WTO法律框架下的国际综合性投资法典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促使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多层次联系,催生了国际合作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国际综合性投资法典)意愿,维护共同的国际秩序。WTO宪章为将来国际经济合作领域法律框架的进化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平台。由于WTO注重规则方面的问题,它也为将来能帮助各国面对不断出现的世界经济问题的新的规则和措施的纳入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br> 第五章根据前文分析的TRIMs协议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在未来多边谈判中应采取的对策。“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使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大有作为,一部国际投资法典对于我们国家意义非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结合本国的国情,积极寻求对策以在未来的谈判中最大化地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海外并购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经营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并购使企业综合竞争力迅速提升,行业品牌集中度加大,企业经营技能迅速攀升。中国与世界正进入并购时代。然而海外并购纷繁复杂,各有各的特点与个性。但我们要从现象看本质,针对具体的案例从法律层面予以评析,为构建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提供建议。因此,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海外投资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迅速填补调整海外投资各环节的法律空白,完善现有法律的不足。<br> 全文共分三章:<br> 第一章是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基本情况的概述,描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与现状;区位与产业分析以及海外并购的方式与特点。<br> 第二章和第三章为本文的核心内容。<br> 第二章以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部门和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作为典型案例,从并购背景、过程、结果加以分析,并从法律角度予以评析。<br> 第三章在分析评价案例的基础上,归结出我国现有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构建我国现有海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建议。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致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甚至衰退边缘。受此影响,国际投资环境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形势都发生极大变化。本文对此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在东道国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在新形势下发生的扩展进行分析,并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相应化解策略。全文共四章:<br> 第一章概述各国为转嫁国内通货膨胀、失业狂潮等连锁矛盾纷纷掀起保护主义风暴,同时对海外投资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和阻挠,这对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海外投资形式的跨国并购产生史无前例的震动。此种形势下,世界各国对海外并购均表现出各异态度。<br> 第二章针对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特点及其所面对的海外投资环境加以分析,并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传统特点在新形势下发生的一系列新转变及扩展进行总结。为后文分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在东道国将面临的各式法律风险进行铺垫。<br> 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着重从目标企业反并购、传统政治风险以及商业运营过程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在东道国面临的法律风险加以归纳总结,诸如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调查以及并购成功后商业经营中受到东道国文化差异、产业结构僵化、劳工问题、品牌薄弱、社会责任标准碰撞等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风险,同时对各种法律风险加以反思,努力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寻求法律技巧欠缺之处,从而为下一步的化解策略找准着力点。<br> 第四章依然为本文的重点论述部分。承接前三章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海外投资环境变化之分析,我国企业在此种形势下面临的新法律风险挑战,政府、企业对于法律应用技巧欠缺之探讨,有针对性地对政府和企业提出相应化解海外并购风险策略——政府应该从过去的约束工具转向保驾护航的服务者,从多方向着手,努力构建完善的海外投资机制。而企业应当重视和把握化解海外并购法律风险技巧,力图做到详查东道国法律规定、借助律师调查、自主培养人才队伍,熟悉和适应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走品牌强劲的海外并购之路。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起步较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海外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现阶段,金融危机使绝大多数国家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吸引外资,大大提高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积极性。然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各国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加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本身就存在法律保护不足、相关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使现阶段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危机重重。本文拟以金融危机为视角,分析各国政策、法律的变动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影响,进而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应对策略。<br> 全文共分三章,约三万四千字。<br> 第一章: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概述。简要介绍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以及现阶段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的特点;<br> 第二章:通过介绍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在外资准入;劳工;税收、金融;知识产权;环境法等等领域法律、法规的变动,分析其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影响,是本文的核心部分;<br> 第三章:针对各国法律、政策的变动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企业应在全面、细致的收集信息的同时强化投资过程中的法律专业化操作;政府应强化其服务功能,更好地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帮助。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全国大中型企业的积极响应,企业涉外业务的各种形式和管理方法逐渐成为学术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而在国际化的各种风险中,政治风险或者说非市场风险无疑处在一种特殊而又敏感的地位。企业如果能有效评估、管理和控制涉外业务和国际化经营中的各种风险,不仅能减少企业在海外经营不必要的损失,还能提高企业在国际商务和合作中的竞争力和信心,这对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br> 因此,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了解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实证研究。在对数家企业的探索性调查之后,我们设计了结构性调查问卷。从被调查者及公司领导人信息、企业信息和企业跨国经营及风险信息三个方面对受访MBA学院进行了调查。本文以收集到的240份有效企业问卷为样本,通过统计,我们得到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非市场风险类型、发生频率、发生目标国等的实证调查研究数据和统计结果。根据这些得到的数据和结果,我们提出了针对非市场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意见和见解。<br>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非市场风险有汇率和反倾销风险,对外投资最重要的风险是文化冲突和整合带来的风险。另外多数企业对风险的盲目乐观态度和跨国经营的高风险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认为企业涉外风险意识有待加强。<br>
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让部分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资产价值大幅缩水;一方面给予营运健康、资金充裕的企业走出去扩张的机会。在中国企业加速内部整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并购热浪重新卷起的今天,站在四年后的时间节点,从经济的角度再次回顾、总结、评价联想集团(以下简称联想)收购IBM PC 业务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案,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现实意义。<br> 本文试图在对后评估、并购及并购整合理论充分阐述的基础上,着重从绩效评价角度入手,介绍相关理论研究概况并阐明评价方法,结合联想并购IBM PC案例,通过并购背景、过程以及目前并购现状、新的外部环境的分析,提出并购绩效评价体系设计的新思路,并尝试结合各种不同的后评估方法,综合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事件研究法以及财务指标法对联想并购前后市场数据、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际验证、分析。尽管受诸多不可控因素影响,目前尚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预测并购整合的最终结果,多年来学者对于并购绩效评价实证研究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本文写作的目的不是为寻找唯一解决方案,而是试图综合一种更完善的指标体系提供给那些计划对并购实施评估的企业以借鉴。<br> 并购后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大量前后期的资料收集、分析工作,仅本文的阐述不足以完全帮助企业做好评价工作,希望本文能引起相关企业的兴趣与重视,让海外扩张的步伐迈得更稳健,更成功。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鼓励有条件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开展跨国并购,尤其是我国加入WTO 以后,明确地确立了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出去”战略。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是否适宜。国内已有学者在宏观角度上跨国并购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而在微观角度上跨国并购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较少。<br>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以我国开展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是否能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围绕跨国并购绩效分别运用累计超额收益率检验,长期绩效研究法检验,财务风险预测检验对中国跨国并购的企业的公布收益、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财务风险逐一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跨国并购只能在短期内给股东带来正的财富效应,长期内为负的财富效应,在目前的条件下跨国并购并不能给上市公司创造价值。同时,由于本文的研究受时间因素和大盘变动因素的影响使得样本公司数量较少,财务数据仅为投资前后三年的数据,所以后续研究中将会选取更长的时间区间和样本数量,并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剔除大盘因素对检验的影响,从而更全面研究跨国并购对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于2002年11月4日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计划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两大区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各国之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和层次,产业结构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而双边贸易关系可能以竞争性为主。那么,要想使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否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否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的研究得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贸易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br> 本文首先对中国与东盟近年来的贸易情况、双方的贸易联系以及双方贸易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还存在互补关系。然后本文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双方在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方面的互补性,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分析双方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发现中国与东盟无论是在资源性产品方面还是在工业制成品方面都存在互补关系。最后,本文对增强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促进双方的共赢提出了五点建议,同时指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巩固和加强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行业集中、地区集中、投资主体差异显著等特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些特点,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存在巨大的影响。<br> 本文首先以Dunning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基础,采用1982-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新的五次方程模型,通过OLS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所处的阶段。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另一方面,通过对模型的计算,得出了我国投资发展阶段的四个临界值,从而将我国的28个省份划分成三大类,分别是OFDI的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各地区分别处于投资发展的不同阶段。<br> 其次,本文采用2003-2007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和国内企业出口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了影响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人均GDP和出口都对对外直接都投资产生正效应,在各地区出口的贡献度都强于人均GDP的贡献度。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人均GDP的贡献度递减;而出口的贡献度却递增。<br> 最后,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角度,给出了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若干政策和建议。<br>
所谓主权财富(Sovereign Wealth),与私人财富相对应,是指一国政府通过特定税收与预算分配、可再生自然资源收入和国际收支盈余等方式积累形成的,由政府控制与支配的,通常以外币形式持有的公共财富。一些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投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运作,或成立公司形式,将主权财富作为公司资产;或由专门机构接受委托管理主权财富。这些机构一般被称为主权财富基金(简称主权基金)。他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养老基金,也不同于那些简单持有储备资产以维护本币稳定的政府机构,而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机构。最近10 余年来,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飞速发展。已成为国际金融与投资市场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持续蔓延的形势下,作为国际金融秩序“领导者”的西方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态度相当复杂,既希望获得他的资金为元气大伤的机构“输血”,又强调国际、国内的双重立法对其加以规制;而主权财富基金为了自身发展需要,也应当建立一套制度来规范其运营管理的各方面活动。作为全球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我国也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国家财富进行积极管理。2007年,通过对国家外汇储备的转换,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CIC)成立。当前,从中投的外部监管到内部治理结构的运作上均存在规范缺失,直接影响了公司的专业化、商业化的运营,且带来了投资损失。因此,对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立法,应是中投摆脱当前困境,实现公司预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br> 所以,在本文的写作中,首先综述主权财富基金及其现状,指出建立主权基金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然后提出在相关立法上借鉴国外成熟的法律制度非常必要,同时对新加坡与挪威建立专项法律制度保障本国主权基金良好运作进行了剖析,具体从运作模式、管理结构、投资风格、风险控制、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接着结合国际立法趋势,以及我国国情,认为对我国主权基金进行专项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br>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专门法的框架与内容,主要从中投的资金运用、公司管理层的组成与决策、投资范围与方式、内控机制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与责任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而且针对中投的海外投资也提出了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希望通过专门立法为我国主权基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其担负起实现国家财富保值增值、执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推进国内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的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大量国外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市场,我国企业正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尤其是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单纯依赖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其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小民营企业只有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另外,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吸纳了全国75%的就业人口,它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也关乎到社会稳定。因此,研究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如何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对稳定社会和提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br> 本文结合马克思和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本文以马克思的资本输出动因论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动因,并充分阐述了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然后,以传统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为基础,从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角度出发,对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势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最后,从企业角度出发,借鉴韩国、日本、意大利等三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力图在产业、区位以及模式等方面给中小民营企业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从政府角度出发,力求在投资立法、金融政策和服务体系三方面提出相关可操作性的方案。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进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技术水平的提升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以及利用各种技术扩散途径对外来知识进行学习、吸收与模仿。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证实了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即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能够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对母国产生技术扩散效应,而且能够提升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UNCTAD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在一项对30个国家152000家企业的跨国研究中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研发活动对于提升以专利申请来衡量的母国国内创新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br> 我国正从以引进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经济效应已逐渐显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标在于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目前,国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就业、产业升级、贸易结构等方面,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甚少。因此,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对外直接投资纳入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对于我国转变投资增长方式,更好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类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br> 本文首先就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等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技术进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类综述,重点介绍了近期的研究热点,即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本文第二章提出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研发投入及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理,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打下理论基础。本文第三章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现状,首先回顾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并进行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最后对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进行分析。第四章在前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即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是否存在。第五章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是否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六章,将人力资本和R&D存量作为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分析了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第七章总结实证检验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是通过促使增加研发投入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提高研发资源的产出效率来实现的;(2)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存在,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3)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效应上,而不是创新效应;(4)人力资本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结合对外观设计授权量产生的正向作用要大于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作用;(5)将R&D的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以后,可以发现两种国际技术扩散途径的作用机理不同。引进外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有赖于我国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水平的制约较小,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资源和技术环境。<br> 本文选择了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并最终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正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意图,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及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理,从而弥补了理论研究的不足;从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引入人力资本,分析了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将R&D的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国际技术扩散渠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差异。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还不成体系,且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期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进展,当然,由于客观数据的缺乏,使得本文难以从产业和企业层面进一步分析,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缺憾。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从战略高度考虑,为减少政治和经济风险,针对对外贸易集中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从目前我国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情况来看,我国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局面没有大的改善,对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的出口额占整个出口额仍然高达67[%]。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前单纯依靠扩大出口目的国的办法来规避风险是不可取的。为此有必要研究一国出口市场集中度的一般规律,提出新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目标。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对影响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分别从政府、市场、企业、商品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五大因素来对影响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例。<br> 政府在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政策导向和执行力是影响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促进服务体系是我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国不同的市场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对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具有直接的影响。从出口主体来看,我国目前仍然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在经济实力、管理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上都与国外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一国商品结构决定一国的出口市场格局。我国目前以初级制成品为主的商品结构决定我国主要的出口国家和地区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据预测到2010年,世界大约有400个多边和双边贸易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影响我国出口市场格局的重要因素。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对完善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要明确我国出口市场的重点。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促进服务体系。再者要将我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最后要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发挥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创造优势和贸易辐射功能。
本文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海外区域市场之一的印度市场开拓为切入点,以企业目前实践的案例为载体,试图通过分析和研究经营个体的内外部环境、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方案,反映出对中国钢铁企业境外区域市场本土投资和经营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提高。<br> 本文首先介绍了学界关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四大类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并进行了简要评述,并结合我国企业发展实际阐述了国际化发展理论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价值和作用。其次,文章介绍了武钢海外市场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战略规划,通过对自身和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的分析和对比,展示了武钢未来一段时期开拓海外区域市场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第三,文章对印度宏观经济、市场特别是与钢铁行业发展相关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目的在于寻找印度市场的切入点和发展方向。最后,本文提出了武钢印度发展战略步骤和发展的阶段性重点等建议方案,以资武钢印度区域市场开发的长远健康发展。<br> 本文认为,武钢印度市场应充分把握中印两国资源、产业互补下不断深化发展的贸易关系这一有利背景,充分利用和发挥武钢既有资源和平台,植根于印度本土市场,以开展进出口贸易为主,兼顾资本运作,走出一条工贸结合、融会贯通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道路。
政治风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有实力的企业纷纷涌现,很多企业不仅把国内市场紧紧抓牢,同样也将眼光关注到海外更广阔的市场。跨国企业发现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东道国政治的不稳定性造成的政治风险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并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跨国经营面对的政治风险更为复杂,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也应该逐步推进。<br> 在全球经济化的前提下,我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向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也同样面临着政治风险,如何准确地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是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美国市场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将眼光瞄准美国市场,在美国的投资也逐年增加中,美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存在着潜在着政治风险,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事件就是由于美国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宣告失败的。在美国跨国经营的中国的企业如何有效的评估和防范政治风险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从跨国企业的和母国做为切入点,结果美国自身的政治环境特点,提出中国企业在美国防范政治风险的策略,减少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br>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大量查阅和研究,在对政治风险理论的所涉及的政治风险的定义、分类、评估方法、特点的基础研究下,将政治风险的理论与中国企业在美国跨国经营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跨国企业和母国政府的共同的协调协助降低由于政治风险造成的可能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