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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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矿产资源布局与中蒙两国合作开发前景论证

中蒙经贸论坛于2008年6月20日在乌兰巴托举行，正在蒙古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并与蒙古国总理恩赫?巴雅尔共同签署了《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习近平指出中蒙两国有地理相邻的区位优势与经济上的互补优势，双边经贸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对话与合作平台正在增多，东北亚区域合作已提上日程，区内各领域跨国合作大有可为。据此，中方建议：今后双方应致力于落实好《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完善合作机制，积极探讨务实合作的新领域、新方式，扎实推进在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巴雅尔表示蒙方高度重视两国合作，愿与中方加强高层往来，深化在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开发与合作，同时愿不断改善蒙古国内投资环境，欢迎中方企业来蒙投资兴业。 　　据此，应当认定中蒙两国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开发对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正面临着能源消费量日益增长、矿产资源探明储量严重不足的局面，而蒙古国资源丰富，又与中国毗邻，为发展两国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两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困难时期，更要看到中蒙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这必将成为两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并肩、克服困难、共度危机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蒙古国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状况，总结了中蒙深化资源合作开发的有利因素，分析了中蒙资源合作开发的不利因素，提出了中蒙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对策：中蒙两国应当协调实施北水南调和海水西调工程，以解决矿区缺水问题；中蒙两国应当以大企业为主体开发运作重点项目，以解决投资风险问题；中蒙两国应当着力于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以解决基建迟缓问题；中蒙两国应当致力于继续全面强化双边各种关系，以解决强化合作问题。作者认定，只有这样来实施，才能有效深化中蒙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才能以此为切入点，在原有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开拓进取，为中蒙经贸合作得以持久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广西海洋产业发展研究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泛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个区域经济合作区内相互交错的海陆经济一体化的不平衡合作。相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流域经济为优势，泛北部湾经济区能够通过利用海洋，建立以海洋产业为优势的相关产业群，同时，通过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有效连接，直接接通东盟，为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区海洋产业的相关贸易发展以及产业合作创造了便利的空间基础。然而区域内各沿海经济区的海洋产业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广东等省份海洋产业发展的各项经济指标均排名全国前列，广西沿海的海洋产业尚仍处于海洋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大部分海域尚处于为未开发状态。对于广西来说，建立高质量的海洋产业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将广西的海洋产业发展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的视角下进行思考。文章首先对海洋产业理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海洋产业政策进行阐述；接着分别分析对比泛北部湾区域中海上东盟、中国三省的海洋经济发展现状，找出广西与其他沿海区域的差距；然后运用国际经济学理论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带来的贸易创造效益、投资效益、市场扩大等角度分析区域一体化为广西以及广西海洋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广西具体海洋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探讨；最后，针对广西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广西发展海洋产业的原则，对发展海洋产业平台的构建、对国家海洋政策的落实和利用以及广西对区域一体化的推动提出了建议。
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组织社会学分析(1988-2008)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逐步嵌入到全球经济与生产体系，中国的大型国有产业如钢铁、汽车、石油、电信、电力等关系到国家财政及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逐步开始了适应市场化与全球化要求的产业发展模式与战略的变迁。其中，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变迁充分而生动地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作为一种宏大的组织与制度变迁现象，中国石油产业在1988-2008年间实现了产业范式的巨大变迁，即从1998年之前的所谓“封闭－行政化”的发展范式演变为1998年之后所谓的“开放－市场化”的产业发展范式。这种产业范式的转变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定价机制实现了从“政府计划”或“行政定价”到逐步“与市场接轨”，尤其是“与国际市场接轨”机制的转变；其二，石油产业的企业组织形式或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国家行政式企业”到“现代公司制”的变革；其三，石油产业的市场参与或竞争格局实现了从“政府垄断下的局部有限竞争”到“寡占竞争”或“有主导的多元竞争”格局的变迁；其四，石油产业的外部合作战略实现了从以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为导向的“引进来”战略向以对外输出资本和技术为导向的“走出去”战略的转型。 　　关于产业的发展及变迁，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三个最主要的解释视角，即从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发展而来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视角、经济社会学中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产业解释视角，以及以网络与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视角。这三种具有明显结构化倾向的产业解释视角分别把市场、国家及其制度建构、网络或社会资本等作为理解产业发展变迁的核心机制。和这些结构化的解释视角不同，本研究试图引入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推论方式，将特定产业发展范式的变迁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组织与制度变迁现象，并从行动者间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及权力游戏出发来揭示出这种组织与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或动力来源。具体到中国石油产业范式的转型，这种形式层面的产业制度与组织方式的变革，并非遵循诸如市场、制度与网络等形式组织或制度的逻辑，相反，围绕着石油产业范式转型过程中特定具体问题，不同行动者基于自身行动能力与核心资源控制而建构起来的特定权力游戏，更有可能是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深层动力来源。即这种产业发展范式转型更有可能遵循的是所谓的“权力关系”与“权力游戏”的逻辑。 　　通过对1988-2008年间中国石油产业在定价机制、组织形式、市场参与、外部合作等方面组织与制度变迁的具体梳理，特别是对石油产业范式转型过程中围绕着具体问题而建构起来的权力游戏及游戏的组织环境、行动者行动能力与核心资源控制、行动策略等进行勾勒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的转变除了受到市场、国家及其制度建构、网络与社会资本等表层结构或形式化机制的影响外，更深刻地受到了具体行动领域中现实存在着的权力游戏机制的（形塑）作用。也就是说，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及权力游戏构成了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深层动力来源。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空间布局战略

研究与开发作为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跨国公司开展产品差异化竞争、形成技术垄断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由于全球知识资源的跨国界分布，跨国公司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纷纷向海外投资设立研发机构和开展研发活动，如：为了占领和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技术本地化、技术跟踪和模仿、资源利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等，将价值链高端环节布局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期得到更大的经济效益。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收跨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是吸收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机构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1997年时不足20家跨国研发机构，发展至2009年底已有1250多家各类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其中，属于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也高达340多家，并且数量还呈逐年递增趋势。空间上，以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为外资研发投资高地，呈现出跨国研发活动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带，并有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态势。 　　以往文献中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研究多集中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跨国研发投资的主客观因素、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类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选择因子等。本文将从空间层面分析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的战略类型，并试图分析在华研发战略类型与空间布局的关系，总结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的空间布局战略。
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战略研究

在“走出去”政策的鼓舞下，中国企业走出了国门进行海外投资。一直以来，中国市场虽然是日本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但日本市场却不是中国企业进军的主要对象。中国企业的对日投资战略以开拓市场和寻求技术为主要目的。近年来，技术寻求型对日投资的现象开始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迫切需要技术上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市场亟需外来资金的激活。次贷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却又给中国企业的对日M&A带来了好时机。专家预测，中国企业将大举展开对日M&A攻势，技术寻求为其主要目的之一。 　　一种互补优势的观点，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日投资战略的内容和意义。通过投资，中国企业获得了技术、开拓了市场、提升了品牌知名度，而日本也得到了外来资本，有利于其企业的重组和经济的复苏。中日经贸关系的再次升温将有目共睹。然而中国企业在对日投资中，是否能够成功利用日本的投资环境，消除日本国民对中国企业印象中的偏见，提高中国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在并购后是否能够消化其固有的经营模式和管理体系，完成技术寻求的原定计划，都是今后课题的关键。
试论新时期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外交：缘起与表现

中国经济外交的产生，是在中国外交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型的直接结果。因此，总体外交战略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内部动力。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外交的支持，而外交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帮助国内企业获取国外市场和资源。因此，来自经济发展上的客观需要，构成了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外部动力。 　　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之一，也是中国外交最为活跃的地区，“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对东盟的外交实践，而其中的“富邻”政策，则可直接归纳为“经济外交”政策，所以，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政治动力来源，就是“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此外，东盟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具有先天的优势，地理临近、资源丰富、市场互补，这些因素的综合构成了中国大力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经济因素。 　　新时期中国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具体行动，即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主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具体而言，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既有搭建平台，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乃至创立越南副总理与中国企业CEO的圆桌对话会；也有把国家层面的“走出去”战略落到细处，直接推动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发展，如广东省对东盟的“双转移”战略；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东盟经济发展的创新支持模式--设立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分析和管理

为了实现国家能源“走出去”战略，中国石油企业（简称油企）在国际化经营的道路上进行大胆尝试，并购境外油田资产和国外石油公司，然而，中国油企的跨国并购面临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成功的案例很少。因此，对中国油企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建立适合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所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本文在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这样一些不足：(1)对中国油企跨国并购风险的分析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较少；(2)定性分析中缺乏过程识别风险的研究；(3)定量分析的研究或笼统用灰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分析，或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分析。因此作者提出一套更为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战略目标选择阶段采用灰关联综合测评法，并购实施和并购整合阶段都用模糊综合测评法，识别的风险因子相应给出应对管理办法。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引申出本文的写作意义，叙述了中国关于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和中国油企跨国并购风险研究的现状。大概描述了文章的框架及内容安排。 　　第二部分：介绍了跨国并购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方法，识别法包括：德尔菲识别法和分段识别法，评估方法重点介绍灰关联风险测评和模糊综合测评，并分析了两者的不同。 　　第三部分：中国油企跨国并购风险的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叙述了中国油企进行跨国并购动因，进而对中国油企跨国并购进行SWOT分析，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四个方面系统了解中国油企进行跨国并购的战略意义和自身定位，为接下来的风险分析铺垫。 　　第四部分：中国油企跨国并购风险分阶段的定性定量分析。首先对并购战略目标选择阶段的风险进行分析，并采用灰关联综合评价方法选择出风险最小的并购目标，走入下一个程序。并购实施阶段也进行风险进行分析，再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描述各类风险的影响程度，整体风险大小，对各类风险提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并购整合阶段跟实施阶段一致，先做定性分析，然后用模糊综合评价量化，相应有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理方法均从我国石油企业角度出发。 　　第五部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再一次对本文的观点进行回顾，也理性看待了自己的不足，指出自己今后研究的方向。
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加双边中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发展而不参与国际贸易。全部国际贸易的历史都揭示出一个道理，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经济才能获得快速发展，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不断增加，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在出口时发生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研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不仅从理论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而且还从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贸易引力模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发展空间广阔，两国多年来的合作使得中加贸易额有了长足的增长。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中加经贸合作的因素，其中加政府对中国出口品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政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尝试使用贸易引力模型，采用中国与其21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使用面板数据估计出贸易引力模型。在估计出模型之后，代入中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数据，进而对模拟结果与现实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分析、验证了影响中国和加拿大双边贸易额的主要因素是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语言、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加双边贸易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以温州为例

经济全球化时代,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1978年以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紧紧抓住国际生产要素重组与转移的机遇,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形式。根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300多亿美元;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4300多亿美元,累计完成对外经济合作营业额2630亿美元。温州是全国“走出去”的先行城市。截至2008年8月底,全市经批准设立的境外企业已达526家,遍布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和投资国别数均位于全国同类城市前列。温州企业从刚开始到境外设立办事处、专卖店、贸易公司,再到创建中国商品城、设立研发中心、实施跨国并购、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投资规模日渐扩大,投资形式日益多样。对外直接投资既为温州企业创造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全球化资本运作的广阔天地,也为温州经济拓展发展空间,通过“腾笼换鸟”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开放型经济层次和城市竞争力,建设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温州注入了不竭动力。 　　当前,温州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对国民经济及社会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温州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各种效应,针对温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问题,提出促进温州企业跨国经营的对策建议,以此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第一章对选题目的、意义以及论文的结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第二章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国内外实证研究的结论进行了评述;第三章以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为脉络,从温州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类型和特征入手,研究温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投资地域;第四章利用翔实的数据,结合相关的计量模型及分析软件,分别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温州的对外贸易、就业、技术进步等领域的具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则在前四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扩大温州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的对策建议。
闽侯县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研究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城镇、农村经济连接的桥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报告中指出:“壮大县域经济,大力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镇集聚,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不同类型的县域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市郊县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才能更好的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鉴于此,本研究的思路主要围绕“闽侯县应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所发展的程度,进一步延续该模式所应坚持的发展路径”等问题展开,通过对闽侯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的探索,有助于为其他市郊县等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SWOT分析法、综合评价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方法。首先,对闽侯县县域经济的现状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并探析了县域发展模式选择的动因。其次,根据钱纳里等提出的工业化结构转换模型进一步评价了在该模式下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借助专家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经验公式判断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运用城镇化比例指标(UPI)评价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使用MATLAB软件分析了现有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对县域所起到的带动作用。最后,鉴于当前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关系与带动作用,指出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 　　 (1)闽侯县的综合优势与劣势、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内外的竞争压力决定了闽侯县不能延续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与封闭式的工业发展路径,要充分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坚持区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实现县域跨越式发展。 　　 (2)闽侯县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闽侯县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是工业,城镇化具备较强的带动潜力。 　　 (3)闽侯县要坚持“优先推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壮大聚集经济与聚集城镇、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发展路径与“坚持以人为本、增加县域人力资本,加快城镇化步伐、统筹城乡发展,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升工业化水平,强化工业园区建设、培育集群经济,注重科技进步、降低能耗污染”的发展对策。
建立海峡两岸共同市场研究

建立海峡两岸共同市场,促进两岸经贸合作,有助于两岸共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助于推动两岸经济繁荣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从两岸经贸的背景出发,对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理论依据进行文献综述,界定了两岸共同市场的内涵：两岸共同市场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大陆与台湾两个独立关税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在内容上涉及关税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法律法规等国家主权涵盖的范围,是一个动态的从低到高,最终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渐进过程。探讨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提出进一步创造构建两岸共同市场有利条件的政策建议。深入研究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步骤,认为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推动,从“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到“两岸自由贸易区”再到“两岸关税同盟”最终实现“两岸共同市场”。重点设计了两岸沟通机制、金融合作和监管机制、劳务合作机制、投资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各个阶段目标的顺利推进。
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研究

自1984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质量由低到高、分布由沿海及内陆逐步发展起来，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各地招商引资、创造就业、增加税收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各地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只顾招商引资，并未考虑产业结构问题，造成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和中低层次技术为主，项目的整体规模、水平、档次还不高，开发区内相关企业间未能形成相互依存的分工协作体系，产业结构内部既缺少自我创新的技术生成，也缺少外来技术的内生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正驶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重大形势的变化。在当前开发区政策优势不断弱化的形势下，各开发区只有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创新与升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上档次、上水平。本文通过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研究，探寻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内容、模式与路径，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推动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论文综合运用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运用比较分析、分类分析、归纳演绎、实证分析等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地分析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内容特点与要求，构建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理论与政策框架。 　　全文从六个方面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进行了探讨。首先，从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界定、内涵与特征分析入手，综合运用产业价值理论、产业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理论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创新进行分析；其次，基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技术创新的原理，构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基本框架与建构机理，并进一步探讨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构建与运行；第三，基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组织创新的原理，分析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深化机理与产业集群演进特征；第四，从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现实背景出发，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的双螺旋模式进行了定性表达与数理表述；第五，基于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中的政府行为的分析，探讨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创新中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体系；第六，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对其产业创新进行了SWOT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有关产业的产业创新路径与方式，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纺织行业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土化策略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同其他企业合作，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供应链，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所以本文首先从供应链的理论概念入手，在系统分析供应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企业必须要加强供应链的管理，强调对整个供应链企业的优势进行集成，以整个供应链为基础参与市场竞争。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活动中已经成为最活跃、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经济、消费层次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市场差异性和多样性，跨国公司在推行全球化的同时，为适应各地区的本土环境，在东道国当地因地制宜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通过对本土化相关理论的系统分析，指出跨国公司必须要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相应的就要实行供应链管理的本土化策略。 　　由于我国纺织行业的劳动成本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同行业的水平，并且纺织行业的基础条件比较好，原材料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以及巨大的中国市场等因素，越来越多的跨国纺织企业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企业竞争的需要，实现其全球化目标，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当今企业的竞争主要取决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因此本文就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研究纺织行业外资企业的本土化策略问题。 　　本文以纺织行业外资企业在华经营为切入点，结合纺织行业外资企业供应链的特点，通过对纺织行业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土化的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来探讨纺织行业外资企业供应链本土化的目标和模式以及具体的行动对策，为正在和以后有意到中国投资的外资纺织企业以及即将到海外投资的中国纺织企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同时也希望为我国政府在对待在华投资经营的纺织外资企业宏观决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以及我国的相关纺织企业如何融入到外资纺织企业供应链本土化的进程中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和启示。
跨国链主对中国制造业的控制研究——链主控制下政府产业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中国制造业的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希望通过引入外资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但制造业却日益陷入跨国链主的控制。政府支持政策能否帮助本土企业突破控制，实现技术升级？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生产和贸易两方面政策入手，考察政府鼓励政策对内资企业技术吸收和技术升级的影响。借助面板数据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生产方面，研发支持在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方面表现不明显，原因在于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过大、本土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贸易方面，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改善出口结构方面，该政策优化了中等技术水平产品出口结构，高技术商品未受明显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对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要使生产领域或是贸易领域的支持政策发挥更好的效应，应该将政策与行业特征结合，完善创新体系，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通过加工贸易促进制造业上下游整体技术升级，帮助企业由被动模仿转化为主动创新。
资源约束下中国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如何克服这种稀缺性，尽最大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必将是经济学无尽的话题。随着人们对资源约束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在经济增长、知识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影响因素驱动下，资源定义的外延在不断拓展，同时资源约束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紧扣着资源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经过50多年建设和发展，中国炼油业正处在一个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首先，炼油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能源需求的基础产业之一，始终承载着为社会提供燃动能源的重任，也担负着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责任，具有其他能源工业难以替代的作用，对国家能源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次，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以原油资源为主的国内自然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中国炼油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传统的以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竞争模式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第三，中国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已经无法承受“高能耗、高污染”之重，而炼油业本身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的生产特点，如果延续传统的简单扩大规模的线性增长方式，那么对环境的伤害将是无法弥补的。因此，环境资源约束使得中国炼油业传统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呈现出不可持续性，走清洁生产模式是我国炼油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第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炼油国，但仍然不是炼油强国，尽快实现由“炼油大国”走向“炼油强国”已经成为保持中国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首先从自然资源、安全环境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炼油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进行了内涵界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原则、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突出资源约束主线，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炼油业，并且在综合分析资源约束的基础上给出了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即主要包括炼油业发展的垄断性、周期性和高关联性三大方面。同时，将资源约束作为前提，深入分析了影响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过程控制、企业管理和资本投入，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贡献、环境保护、产业结构等；其次，通过发达国家炼油业发展过程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以基于资源约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了资源约束下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包括资源利用、安全环境、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研究表明，规模较大沿海炼化一体化炼油企业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些沿江炼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迅速得到提升，而内陆和西部地区的燃料型炼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弱。在炼油业清洁生产模式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重视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及资金投入的炼油企业在炼油工业体系中地位比较显著。我国目前很多炼油企业资源利用率较低，对环境破坏比较严重，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有的企业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状况，短期内阶段性的经济发展需求摆脱不了对这类企业的依赖；第三，实证研究表明科技创新是形成炼油业可持续竞争力的基础，而集约化的资源利用、清洁生产模式则是提高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第四，国内原油资源以及市场已经无法为中国炼油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炼油业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面开放后中国炼油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应该局限在国内，而是应该放眼全球，坚定“走出去”步伐，立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视角，这是实现中国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综合分析了资源约束的理论背景，并结合炼油业自身特征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初步探索形成了可持续发展与炼油业相结合的理论框架；第二，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炼油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对我国炼油业面临资源约束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拓展；第三，具体到企业层面，构建了资源约束下炼油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具有代表性的炼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初步分类；第四，着重阐述了中国炼油业在加入WTO后所面临新的国际竞争环境，将炼油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国际因素结合起来，完善了整体理论框架；第五，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了2007至2008年我国炼油业细分企业的清洁生产指数CPI，并且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炼油业清洁生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和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对清洁生产模式具有促进作用；第六，对当今世界颇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炼油业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归纳，从中得出这些国家在炼油业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尤其是缓解资源约束的成功经验，藉此促进我国炼油业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明确发展方向，探寻发展路径；第七，将“资源约束”概念引入金陵石化公司的分析当中，着重对金陵石化公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机遇、资源约束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阐述，为金陵石化公司可持续发展拓展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