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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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识别与控制研究——以长电科技收购星科金朋为例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跨国并购再次掀起浪潮，成为各国企业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最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虽然不同国家的跨国并购发展水平不一，但都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跨国并购这一浪潮中来，全球跨国并购的金额总量也在不断上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显示，全球企业并购案例于2014年共发生了3282起，并购数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较2013年增长了22.2％，并购总金额更是达到了3.12万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了73.3％，增长幅度惊人。 　　在跨国并购的浪潮中，作为后起之秀，中国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跨国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中国企业的经济全球化步伐也越来越坚定，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踏上了新的台阶。跨国并购的成功固然会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跨国并购的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跨国并购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对企业来说也是致命的，跨国并购的风险问题也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论文围绕跨国并购风险理论，发展特征，风险特点，结合长电科技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的案例，从理论层面和案例角度对风险识别和控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风险控制建议。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和文献综述，对跨国并购风险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结构框架、预期贡献等方面进行概述。然后从跨国并购、并购风险、风险识别方法三个角度，对国内和国外的文献进行整理，并阐述了这些研究给本文写作带来的启示。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和发展特征总结，对跨国并购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并购的微观收益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对跨国并购相关理论进行概述，同时介绍了跨国并购的风险理论。然后收集整理了我国近十年来的跨国并购相关数据，对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和风险特征进行总结。 　　第三部分:案例分析，以长电科技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为例，首先对并购双方进行了介绍;然后对并购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进行回顾，详细阐述并购的始末;再对长电科技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并介绍长电科技的控制措施;最后运用奔福德定律和层次分析法对并购财务风险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 　　第四部分:总结与建议，在前面三部分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提出跨国并购风险识别与控制的建议，为其他企业的并购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的预期贡献主要是运用奔福德定律和层次分析法，从定量的角度评价了案例中的财务风险，有助于为今后定量评估跨国并购风险提供参考。同时从案例选择来看，极少有文章涉及到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并购案例，也很少有涉及民营企业和集成电路行业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案例，选择长电科技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有其独特的借鉴意义。
会计稳健性、债务契约与企业并购效应——来自我国上市企业并购的证据

并购是企业寻求发展、整合和升级产业链的重要方式，是一项实现企业扩张和提升产业价值的战略选择。在我国，新公司法、证券法的出台和实施，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颁布，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完善的市场、法制环境，掀起了企业并购的高潮，并购的规模和数量大幅上升，并购特征和模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目前企业并购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扩大企业规模的横向并购，多元化战略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整合的纵向并购形式崭露头角。尤其是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理念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四部委联合发文，明确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程序，鼓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助于夯实上市公司资产，推进企业整合，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企业并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以此为背景研究企业并购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学术研究上，会计稳健性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会计信息属性(Ball andShivakumar,2005)，而且被屡次证实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Basu，1997;Ball,2001;Watts，2003)，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作为有效治理机制的会计稳健性能够及时地反应“坏消息”，及时确认相应的损失，甄别出损害企业价值的“坏的”投资项目;此外，会计稳健性能够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弱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监管者更加全面地监督管理层的决策;所以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制，管理层可能放弃包括并购在内的高风险或低收益的投资决策，会计稳健性在理论上会对企业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相较与以会计信息视角（影响因素、存在性）的会计稳健性研究，国内从治理机制的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并购效应关系的文献很少，本文拟从企业并购视角来考察会计稳健性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并购效应的影响，分别从并购风险和并购绩效两方面研究并购效应，以期能够完善和扩展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之一的会计稳健性研究，并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会计稳健程度更高的并购买方是否能够减少管理者高风险并购行为的动机？相较于会计稳健性较低的并购方，会计稳健性更高的企业是否能拥有更好的并购绩效？ 　　本文以WIND数据库中首次公告日在2007-2014年间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选取并购方为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2853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从CSMAR数据库选取2002-2014年经筛选的并购企业的财务等基本数据，通过事件研究、多元回归等实证方法和理论推导等规范研究方法，研究考察会计稳健性与并购效应之间的关系。 　　在不稳健的会计计量下，如果一项投资失败带来亏损，此时管理层可以在财务报告中延迟披露该损失，那么该损失对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作用非常有限。但是，在更稳健的会计计量中，管理者必须及时报告投资损失，此时投资于那些不确定性高的或者盈利能力低的项目会使得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而约束管理层的风险投资行为。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并购效应的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会计稳健性能够及时地反应“坏消息”，及时确认相应的损失;会计稳健程度高的企业能够更及时地甄别出损害企业价值的“坏的”投资项目，而及时确认损失可能减少基于会计盈余的报酬和收益，所以管理者考虑其自身利益，更有可能放弃无法获利或者风险较高的并购决策。 　　第二、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会计稳健性更高的企业要求披露更多的信息，能够适当地降低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监管者更加全面地监督管理者的投资行为，从而做出适当风险和收益水平的并购决策。 　　第三、会计稳健性能通过契约约束对企业并购效应产生影响。作为股东，为了获取权益报酬会鼓励管理层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从而获得超额收益。但是，债权人会更关注管理层投资决策的风险，因为管理者可以通过潜在的风险投资将债权人的财富向股东转移;因此债权人基于资本保全的目的，更有动机监督和干预企业的并购决策。 　　债务契约是财务报告中会计稳健性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Watts，2003)，由于债务契约的存在，清偿到期债务本金和利息的要求对企业具有硬约束。债务杠杆较高的企业更能够抑制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促使经理人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抑制风险过高或者微获利甚至不获利的投资决策，所以债务契约能够减少风险投资的动机。 　　因此，债务治理效应表现在抑制影响管理层进行风险并购和无获利并购项目的投资，从而影响会计稳健性与并购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相对于没有债务契约的企业，存在债务契约约束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与并购收益、并购风险之间的关系更强。 　　本文首先总结了国内外关于会计稳健性和并购行为研究的文献;然后根据已有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模型逻辑推演出文章的假设，并构建检验假设的模型。最后，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并指出文章的局限所在。 　　本文的结论框架及结论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框架以及文章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分别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经济后果等文献进行总结，同时对并购绩效、风险、债务契约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文章介绍了会计稳健性的信息属性和治理机制、并购的分类，以及并购相关的并购绩效及并购风险等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文的理论部分。 　　第四部分:实证研究。实证部分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会计稳健性与并购风险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并购买方的会计稳健性越高，管理者进行高风险并购的动机就越低;会计稳健性高能够抑制管理层的高风险并购决策。 　　(2)会计稳健性与并购风险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债务契约的约束和影响，债务契约是财务报告中会计稳健性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Watts，2003)，相对于没有债务契约的企业，债务契约约束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与并购风险之间的关系更强。即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存在债务约束的企业，更能够抑制管理层进行高风险并购的动机，债务契约硬约束发挥了一定的治理功能。 　　(3)会计稳健性不会在并购后短期内对企业并购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理论上会计稳健性治理效用的发挥能够正向作用于并购绩效，但是囿于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市场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就认知、消化和吸收企业披露出的相关信息，因此会计稳健性对并购绩效的短期影响没有在并购事件短期内呈现出效果，该影响在更长期间内方能得到体现。 　　(4)会计稳健性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债务契约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债务契约的企业，存在债务契约约束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更强;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存在债务契约约束的企业，会计稳健性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影响更加明显。 　　第五部分:本文的研究局限和启示。设计局限在于企业并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决策，它必然受企业各种治理机制的影响，而文章仅考虑了会计稳健性和债务契约的治理机制;而理论上也应将股东会、董事会、盈余信息质量以及信息披露等各种机制综合起来予以考虑，本文未对上述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其次，限于研究设计，本文只从并购方的角度考察会计稳健性与风险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没有考虑被并购方的稳健性因素，而这一因素可能与并购方绩效和风险、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息息相关。 　　对于极其复杂的投资决策行为，微观视角解读会计稳健性对于企业并购的影响，从而为企业真实决策行为提供思路和指导。本文从并购效应的收益和风险两个视角探讨会计稳健性的作用，从微观企业角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新视角;建议应增强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提升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
宏观审慎资本监管：作用机制与效果检验

2008年金融危机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并引起了政府和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人们发现已有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政策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发生孕育了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监管理念也因此在此次危机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干预成为防范金融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工具。由于以往的金融监管政策目标中并没有考虑到由单家机构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和其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进金融监管的政策和手段以提高单个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弹性。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危机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监管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按照监管工具类型划分，可分为资本相关类、流动性相关类和信贷相关类。其中，资本相关类宏观审慎工具的提出和实践是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领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巴塞尔协议Ⅲ文件中加入了基于宏观审慎的资本监管要求，如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等，以便更好地适应危机后的金融形势。从我国来看，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冲击较小，但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步开放以及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金融监管也需要进一步的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我国在借鉴此次危机带来的教训和经验，根据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陆续提出并开始实施一些宏观审慎资本监管政策。 　　在宏观审慎资本监管领域有着大量的文献，许多国家根据自身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的实践，但宏观审慎资本监管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如作用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实施效果有待检验、面临监管套利等问题。从时间维度来看，许多文献从计提机制设计的视角分析我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适用性，但我国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还存在分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内在形成机制和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而厘清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内在形成机制是逆周期资本监管有效实施的前提。此外，逆周期资本缓冲作用机制和实证检验的研究也并不多见。从截面维度来看，许多文献分析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防范措施并利用指标法、市场法等方法评估机构的系统重要性;提出了分配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的计提机制，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宏观审慎资本监管非预期效应的研究不多。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在我国的实践效果同样未得到充分探讨和验证。 　　因此，本文以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工具为研究对象，围绕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从以下两个层面开展研究:一是研究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工具的作用机制。主要从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工具的作用对象和条件、传导渠道、实施目标进行详细探讨和实证分析。二是检验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实施的政策效果。在分析宏观审慎资本监管作用机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我国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的预期和非预期效应，并从银行稳健性、信贷增长、系统性风险承担、系统重要性维度权衡等几个角度检验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实施的政策效果。考虑到我国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实践情况，本文重点研究宏观审慎资本监管中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留存以及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本文通过对宏观审慎资本监管作用机制和效果检验的研究，弥补我国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现有文献的不足，对防范我国系统性风险也有着现实意义。 　　本文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 　　第二章为巴塞尔协议与银行资本监管的发展。主要阐述巴塞尔协议发展、资本监管理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关资本监管的实践和探索，梳理我国有关资本监管的实践，并对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工具作较为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第三章为我国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及其内在形成机制检验。从逆周期监管视角来看，由于逆周期资本缓冲对不同驱动因素所导致顺周期效果是存在明显差异，判别影响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内在形成机制是逆周期监管有效实施的前提。因此，为了考察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实施条件，本章探讨了我国银行业顺周期性以及我国资本缓冲周期性，并着重对我国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内在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不同类型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内在形成机制的差异。从分析和实证结果来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资本缓冲周期性内在形成机制方面存在差异。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监管约束力显著下降，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表现并不显著。这表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迫切性更高。此外，本文实证结果也表明我国银行在繁荣时期面临着利润补充资本不足与资本消耗过度的矛盾。 　　第四章为逆周期资本缓冲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本章讨论银行资本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之间相同和不同的性质、作用以及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逆周期资本缓冲在我国尚未实施的现实，本章利用监管压力指标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的代理变量，研究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对银行资本缓冲变动和信贷增长的影响。从分析和实证结果来看，监管压力能够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但对信贷增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第五章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和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作用机制。本章内容主要包括分析系统重要性机构风险特征、对系统重要性机构评估以及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作用机制和非预期效应的讨论。在系统重要性机构评估中，本文利用指标法和市场法（基于DCC—GARCH模型的MES方法和△CoVaR方法）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在资本附加作用机制方面，本章从提高稳健性、抑制不公平竞争和过度风险承担几个方面阐述资本监管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监管套利、道德风险加剧、操作机制等视角讨论资本附加的非预期效应。 　　第六章为基于截面维度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实施效果检验。本章主要是从第五章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的作用机制和非预期效应出发，检验宏观审慎资本缓冲实践效果及其对银行产生的影响。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虽然实施宏观审慎资本监管能够一定程度抑制系统性风险，但其带来的负效应显著削弱了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的效力。 　　第七章为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归纳了本文主要结论，并从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的实施效果提升、制度建设、市场约束等方面提出改进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的政策建议。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一是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类型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内在形成机制的差异性。逆周期资本缓冲对不同驱动因素所导致顺周期的效果是存在差异的，因而判别影响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内在形成机制是逆周期监管有效实施的前提。我国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监管在经济繁荣时期约束力下降，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繁荣时期更多地表现出自身风险承担意愿增加。这表明对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更为迫切。 　　二是考虑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必然导致监管压力变化的事实，利用监管压力指标作为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代理指标，检验监管压力指标对银行资本缓冲变动和信贷的影响，以检验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有效性。由于我国逆周期资本缓冲具体实施框架和细节并未出台，研究逆周期资本缓冲主要集中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设计上，但效果检验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分析逆周期资本缓冲作用机制基础上，区分了逆周期资本缓冲与资本缓冲，并利用监管压力指标检验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的有效性。本文发现监管压力对于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有着显著的影响，监管部门在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周期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所带来的监管压力变化对实施有效性的影响。 　　三是从实证角度检验了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的非预期效应。国内关于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实践效果的讨论较少，本文分析了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机制并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讨论可能产生的非预期效应，利用我国银行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在模型设定方面:(1)不同于以往资本监管与风险承担方面的文献中采用不良贷款率等反映银行自身风险的指标作为其风险承担的指标，本文采用了杠杆率、MES和CoVaR方法所估计的系统重要性、同业业务作为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2)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宏观审慎资本监管与资本充足率的交互项检验了它们之间相互削弱效应。资本充足率在市场中具有维持银行信心、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资本充足率也是衡量银行对于自身风险态度的指标之一。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的实施对银行而言，同样也意味政府对银行的更高级别的担保，从而可能加剧道德风险。因此，本文在模型中考虑到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的实施可能会部分替代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作用并导致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影响发生改变的情形。 　　四是提出了银行系统重要性维度之间的权衡问题。银行系统重要性评估的维度主要包括规模、可替代性、关联度和复杂性等四个维度，并且四个维度设置为等额权重。在宏观审慎资本监管效果检验分析中，基于我国对大型银行实施1％的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本文提出了银行系统重要性维度权衡的问题，并通过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
商业银行跨国并购案例分析——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飞速发展，我国企业不断在“走出去”，随着“一带一路”方针政策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国外市场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服务需求越来越大;我国金融起步较晚，金融管制较为严格，银行业处于分业经营的状态，商业银行不允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而言，如何通过海外并购方式进行拓展业务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命题。本文的研究侧重于探讨海外并购能带给商业银行什么好处、商业银行应选择哪种海外扩张模式、并购与新建投资这两种扩张模式的区别优缺点是什么、银行的海外扩张与银行的经营绩效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海外扩张案例能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哪些启示。 　　本文选取工商银行最近两次海外并购的案例为研究对象，本文论证的主线是:对海外并购存在哪些竞争性的优势、银行海外并购是否能提高经营绩效以及海外并购如何才能提升银行经营绩效的这些问题展开研究。首先介绍并购为银行海外扩张带来的优势与作用，然后通过对比并购与新建投资这两种海外扩张模式的优缺点得出并购模式对商业银行更有利;接下来通过工商银行海外并购案例分析并阐述工商银行进行海外并购的目的与意义，在介绍完工商银行海外并购案例的背景资料后，通过财务指标法和杜邦分析法对工商银行并购前后的财务绩效和风险进行分析后发现，并购交易能显著改善被并购银行的经营效益并增强并购方整体的经营效益，同时并购方能够很好的将并购带来的杠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文化的差异与并购后磨合成本也会使得被并购银行的经营业绩出现短时间的下滑;最后本文通过总结工商银行海外并购案例带给中资银行的启示，并给出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提供一定帮助。 　　本文的研究框架是首先通过整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大多数银行跨国并购案例表明跨国并购能够改善被并购银行的经营效益与风险管控水平，能给双方银行带来优势互补与协同效应，但也存在银行并购不仅不能改善银行经营业绩反而在并购后银行的业绩显著下滑的案例;并购交易能提升并购方的股票的股票价值，并且并购方的实力越雄厚，那么并购后银行股东的价值提升得越明显，同时银行并购更容易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对外资管制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并且对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的目标银行进行并购的成功率更大。 　　然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跨国并购进行理论分析，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可以使自身从事多元的业务，增加多元化的利润渠道，避免单一国家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跨国并购可以实现商业银行自身的银行国际化，提升银行在国际的知名度;商业银行跨国并购能带来财务、经营与管理上的协同效应，降低自身的融资成本与运营成本，扩宽自身的业务经营范围与市场份额，引入管理经验丰富的人才。紧接着本文将并购与新建投资这两种海外扩张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相比于跨国并购，海外新建投资的成本较高并且会带来后期运营的不确定性，同时前期需要进行长期复杂的新建准备工作，而跨国并购能够缩短银行的投资周期，降低政治风险，使银行迅速地进入目标市场并获取目标银行已有的资源。 　　接着本文分析了工商银行分别于2011年与2014年海外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与Tekstilbank的两起并购案例，通过财务指标法发现阿根廷标准银行在并购交易后的经营效益指标比之前有了更大幅度的增长，不良贷款也比之前有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说明工商银行在海外并购目标银行后，利用自身丰富先进的管理经验对其进行资源整合和经营改进，使得目标银行的盈利能力与风险控制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Tekstilbank在并购后2014年末的利润收入出现明显的下滑，其资产规模也出现了小幅度下滑，说明在并购交易结束后，双方在文化与管理模式方面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由于磨合成本上升而出现的经营效益短时期下滑，但并购前的有效沟通与并购后的积极包容态度能有效地降低磨合成本。为了说明即使并购交易存在风险，但并购交易从长期来看是对提高工商银行整体的经营绩效和风险管控能力具有正面的作用，紧接着，本文通过杜邦分析法分析2006-201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第一次海外并购商业银行后的盈利指标、营运指标、财务杠杆以及不良贷款的变化发现，工商银行在进入海外市场后的销售净利率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同时其权益乘数不断下降，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其资本充足率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并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些指标的变化说明工商银行在进行海外并购战略后，自身的经营效益不断加强，并且通过全球布局分散自身的经营风险，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通过海外收入保障自身高水平的收益率。 　　最后本文总结了海外并购带给商业银行启示与建议，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注重区域的选择以及国家化人才队伍的培养，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在并购交易后要善于整合资源达到优势互补与协同效应，并且应注意并重视并购后的后续整合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城镇化不仅是人类居住方式的改变，而且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在排斥城镇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重庆六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直辖市，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以年均1.35个百分点的水平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在全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所提高。截止2011年底，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总人口为0.54亿，城镇化水平达到41.6％，然而，在2001年，西部民族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仅为30.1％，十一年时间里，西部民族地区以年增长率为4％的高速度发展城镇化。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西部很多民族地区当前依然处于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以及自我发展能力严重滞后的困境之中，故西部民族地区基本上被西部贫困地区、宗教盛行地区、边疆地区覆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关系着西部甚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本文分为六个章节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和研究: 　　第一章主要从本文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及主要创新与不足方面进行了论述。本文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研究背景，以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为研究中心，系统研读大量的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系统的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背景、现状、发展态势、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就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框架。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国内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国外关于城镇化的基础理论主要有西班牙工程师瑟达(A.Seula)在他的著作中《城市化基本理论》中提出了城市化的概念。山田浩之认为城市化的内容分为在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诺瑟姆(R· Mnortham)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用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来描述;刘易斯（W.A.Lewis）、乔根森(D.W.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学者提出的二元结构论等。其次，国内城镇化理论:张庭伟提出了“综合模型”的理论，论证了中国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以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是有影响;李克强认为中国的传统经济中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可能复制国外的由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化工业社会，而必须先走出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结构”，即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现代化工业部门并存等。再次，主要论述了国内外城镇化的研究动态，其中列举了国外的区位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结构理论。国内的研究主要从学者们根据中国自生研究的城镇化模式研究、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最后提出了我国在城镇建设中具体的实践活动，主要有: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政策带动模式、以及对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发展特点以及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与发展问题的研究。首先，从数据分析的角度阐述了西部民族地区2009-2014年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其次，通过数据分析阐释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与全国城镇化发展区别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再次，通过数据整理、构建指标指标对其进行熵值法评分、再利用SPSS软件对所整理的数据进行处理;最后，根据数据分析总结出了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五种类型以及每一种类型的城镇地理分布、城镇自身发展的特点。 　　第四章主要是从模型分析后的结论来阐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从发展水平、就业情况、城镇体系、城镇职能、城镇化发展模式、环境问题、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城镇化发展机制体制、地域文化九个方面阐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框架，主要从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战略阶段出发，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新时期扶贫攻坚阶段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国家颁布的战略纲领实施的外部环境下，西部民族地区应坚持以人为主、因地制宜、文化认同、生态宜居的原则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第六章主要阐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主要是从西部民族八省区各自实际区情和各自发展的异质性、城镇化体系规划、西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特色产业支撑体系、加快推进生态城镇建设方面来阐述如何真正意义实现具有西部民族特色城镇化的战略途径。 　　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要以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城镇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国家各项政策、战略规划为保障，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具有民族特色产业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创新建立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质量，完善政府宏观引导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动力机制，紧紧抓住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机遇，积极利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稳步推进关键期的契机，探索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海外并购的财务风险控制研究——以洛阳钼业并购北帕克斯铜金矿为例

有色金属是人民日常生活和国防工业必不可少最基础的材料，并且它对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全面亏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的加深。而我国的有色金属含量有限，未来的有色金属行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需要探寻更多的路径，其中之一为寻求“走出去”策略，也就是寻求海外并购的机会。随着近几年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层出不穷，需要引起寻求海外并购机会企业的重视。纵观海外并购所有的风险，其中财务风险是个不可避免且影响海外并购能否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在海外并购中需要重视财务风险并掌握控制财务风险的方法。本文通过理论和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有色金属行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较为有效的控制方法。 　　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章节: 　　第一章是导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再是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通过研究国外文献和国内文献得出文献综述总结与启示。 　　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阐述了并购、海外并购、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内涵，并对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来源和识别方法进行描述。 　　第四章是洛阳钼业并购北帕克斯铜金矿的案例分析。首先对有色金属行业的特征及其海外并购的现状分析，进一步对洛阳钼业案例的并购背景、财务风险来源识别及控制的分析，分析得出对有色金属行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控制的启示。 　　第五章是研究总结、建议与展望。研究总结出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事前来源主要是对目标企业的定价，控制方式有:制定成熟的海外并购战略;培养关于并购的海外专业人才;海内外都配备专业的中介团队。事中来源包括融资活动、支付对价和汇率波动，控制方式有:合理预算融资金额;合理选择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支付方式，混合支付可分散风险;制定并购支付资金预算表;减少风险业务;购买保险;套期保值。事后来源主要是企业的财务整合。控制方式主要有:整合阶段初期可实行分离管理;整合存量资产及负债。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为有色金属行业在海外并购中财务风险的控制提出有效建议，不足之处在于只分析一个案例，也由于自身能力有限，研究结果未能精确。
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研究——基于宝能“入侵”万科的案例分析

杠杆收购（英文简称LBO），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指的是利用杠杆进行收购目标公司的主体，以被收购目标公司的（本文指的是上市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以及资产为抵押进行负债融资，最终达到收购目的收购模式。杠杆收购能为企业并购筹集大量资金，因而逐渐成为了美国资本市场并购的主要的方式之一。而“垃圾债券”的出现使杠杆收购在美国达到了最高潮，并促进了美国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当今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十字路口，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必然掀起企业兼并重组的又一大浪潮。但是兼并重组其它企业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如果企业单纯依靠自有资金必然很难完成兼并重组。因此，杠杆收购就成为摆在我国上市公司面前的一个现实选择。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信托机构、私募股权基金等中介机构的不断出现也为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杠杆收购是把双刃剑，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我国杠杆收购处于萌芽阶段，还有很多条件不成熟，导致杠杆收购的风险较大。因此，加大对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有利于指导我国上市公司在杠杆收购中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促进企业资源整合，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我国“走出去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通过宝能“入侵”万科为例，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杠杆收购中面临的主要风险，最后提出了我国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和结论。全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交代了我国杠杆收购的背景，然后从理论和现实方面总结了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研究的意义，最后阐述了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其次，介绍了国内外对杠杆收购风险研究的主要成果，然后对国内外对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发生差异的原因;最后，介绍了关于杠杆收购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了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杠杆收购相关概述以及杠杆收购风险相关概述。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风险进行了研究。按照杠杆收购的三个阶段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了风险发生原因。最后以宝能收购万科为例，分析了宝能杠杆收购万科的动机和面临的风险。第三部分就是措施与结论部分，这部分分别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提出了防范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风险具体办法，最后得出了相应结论。 　　本文主要贡献和不足: 　　我国关于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风险方面，往往忽视了财务风险以外的如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而有时这些风险却决定了杠杆收购的成败。并且杠杆收购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具体风险也不同，还要分阶段进行分析和有重点的进行防控。本文就从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的整个过程为视角，通过分析杠杆收购不同阶段面临的具体风险，有针对性的提出了风险管理相关建议，完善了我国杠杆收购风险管理相关理论的同时也为未来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收购风险管理提供一些理论指导。
经济结构转型期的钢铁集团跨国并购风险研究——以河北钢铁集团收购瑞士德高公司为例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产生了巨量的钢铁需求，中国钢铁行业开始崛起，并迅速壮大。 　　然而，随着房地产业的增速下滑，相关产业也开始受到产能过剩的冲击，其中，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严重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技术、资金、资源、能源、劳动力密集产业，但同时是产能过剩最严重、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2007-2011年保持在80％左右，但在2012年之后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为了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经济模式实现平稳过渡，钢铁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其实是消化过剩产能，而其解决途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行业内整合控制国内产能;二是对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通过海外市场，向国终释放产能。 　　为了应对此形势，先知先觉的钢铁企业在海外市场早有布局。中国的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早有发生，然而成功率却很低，仅有25％，本文以钢铁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河北钢铁集团收购全球最大的钢铁销售网络公司-瑞士德高为例，结合其他钢铁企业跨国并购案例为对比，分析通过全球跨国并购解决国内钢铁行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可能性和风险点，并对其他企业跨国并购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供解决建议。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章先对经济结构转型期的钢铁企业现状进行简要描述，指出现在改革的难点所在，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介绍了并购及跨国并购的相关定义、分类以及动因理论，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第三部分为对案例主体—河北钢铁和瑞士德高集团进行介绍，并对此次并购背景进行详细介绍，在对并购案例的背景状况进行分析的同时引述出本案例的并购过程。 　　第四部分笔者立足于经济转型期，对案例进行细致分析，包括并购背景，并购流程，综合其他同行业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并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案例公司的并购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评价，最后对河北钢铁集团收购瑞士德高公司的优劣进行综合评价。 　　第五部分总结河钢集团和德高公司的案例，对钢铁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启示和建议。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对大量跨国并购案例的分析总结，对跨国并购的风险进行细致的划分，通过对专家问卷的综合整理方式，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河北钢铁集团并购瑞士德高公司一例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再通过对此并购案例的分析，由点及面的对通过跨国并购，来解决经济结构转型期间的钢铁集团过剩产能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具有一定实践价值的建议。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此案例较新，并且集团公司数据不透明，无法立足于财务数据上得出可靠的结论，并且使焉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过程中，由于采用了专家意见打分机制，导致结果仍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笔者由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和时间限制，对闻题的分析不够深入，论文还存在改进余地。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控制研究——基于招商银行并购永隆的案例分析

21世纪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为了实现其全球化的战略目标，不断地通过海外经营发展壮大自己的业务。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海外扩张，但是和世界上大型的跨国商业银行来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道路才刚刚开始，境外业务的利润所占的份额还比较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企业走出去、全面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和更优质的资源，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借此时机，逐步走向全球化。商业银行拓展海外业务主要通过海外并购和海外新建。要想快速的打开海外市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海外并购。 　　然而，国内外大量的海外并购失败案例警示着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交易犹如森林拓荒，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失败。当前的经济态势对于海外并购而言，危险与机遇并存。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在海外并购中控制风险、抓住机遇，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主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并购的动因和绩效方面对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做了大量的研究，对风险的研究却相对稀少。本文着重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各种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到经营收益上从而影响财务风险。本文中所提到的财务风险是各种类型风险的综合反映。 　　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整体框架。 　　第二章为国内外研究综述。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和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研究现状，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解释了财务风险、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等重要概念，对本文中的财务风险进行了界定，阐述了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和控制的相关理论。 　　第四章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中存在的财务风险及原因。首先对我国商业银行历年海外并购的现状进行概述，并提炼归纳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发展的几个特点。其次将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分为并购前、并购中、并购后三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其财务风险。最后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出现财务风险的原因。 　　第五章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控制。文章分别针对三个阶段的财务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 　　第六章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案例分析。文中以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为例，依次介绍了并购双方的基本情况、并购过程及存在的财务风险，最后总结了招商银行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启示。 　　第七章为针对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相关建议。该部分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提出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控制的可行性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相关方面的研究后，本文站在全局的角度对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整合阶段的各种财务风险进行了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引发财务风险的原因，然后针对各个阶段具体的财务风险控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最后本文结合经典案例，分析了招商银行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和经典做法，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控制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建议，期望能为商业银行在未来的海外并购中提供借鉴和参考。
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世界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已不容小觑。各国企业在竞争国际市场的同时，已越来越多的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此起彼伏的环境壁垒更是将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直接放在国际贸易进出口的明面上。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或者保持其原先的地位，主动将环境因素纳入企业竞争力之中，使得环境越来越成为企业国际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甚至有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中国制造”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以无可比拟的低成本优势打入国际市场，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仅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竞争优势并不能长久。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旧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面对来自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前景急需转变。而中国经济发展至今，环境问题已日趋严重，在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和增长压力这三重压力下，要想使得中国企业真正自主的走出国门，立足世界，就必须顺应这种环境趋势，重视并利用环境因素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中国企业做大做强。 　　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各国学者皆有论证。在经济学上，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环境污染将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先增后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状态时，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便可以解开，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矛盾点”什么时候到来;另外国际贸易中“污染天堂”的假说告诉我们若继续放任环境污染，不对环境施以严格的管制，更多污染密集型的企业将会进入我国，导致我国环境更为恶劣，进而导致恶性循环。基于此，各国纷纷推出环境规制来抵制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最终怎样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国际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参考众多学者文献的基础，首先在环境管制的角度讨论环境污染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尽管传统的理论认为，强的环境管制会对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负面影响，但是“波特假说”表明，对于环境污染而带来的环境管制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味的坏处，其中“强波特假说”告诉我们环境管制将诱发企业的创新活动，生产成本反而会因此下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而上升;其次在企业宏观方面，就企业产品环境竞争力角度，主动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的企业将会在国际贸易中拥有绿色通道，增加其进入一国的机会，减少中间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其良好的社会环保形象也会慢慢形成品牌优势，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观念。最后，在微观方面，正如Graffzivinetal.(2012)在其著作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Worker Productivity(withMatthew Neidell)里所说，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供给的前提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2015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坚定不移的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的市场与资源，实现转型升级发展。本文不同于将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而是运用厂商最优生产模型，通过环境污染对多厂商成本的影响来讨论环境污染直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采用中国199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有着重要的补充和现实参考价值。 　　在中国环境污染的大背景下，通过了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在原有多种环境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从环境竞争力的角度归纳分析环境污染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同时，在借鉴杨俊、盛鹏飞(2013)对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基础之上，选取工业“三废”作为环境污染衡量指标。在考察中国工业企业“三废”污染现状，及目前的工业“三废”治理情况，运用面板计量分析模型来分析环境污染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最后的实证分析中，通过对环境污染变量即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及人均固体废物产生量等逐步回归可以看出，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及人均固体废物产生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其中，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均对劳动生产率当期产生负的效应，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将会导致企业劳动效率的损失，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为环境规制政策、经济发展转型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南亚经贸协调发展研究

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压力，中国和南亚间经贸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经贸联系，文化联系密切，同时也存在经济政治矛盾和边界争议。目前的研究，无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实践研究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间经贸关系发展问题重视不足，存在理论研究的缺陷。现实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形成机制、发展特征等具有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完全不同的规律性，而且，国际贸易在最不发达国家减轻贫困方面能够发挥强大作用。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发展对于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进出口有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进程、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就业机会和可持续生计的扩大，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需求。中国作为全球对外贸易发展的大国，与近邻南亚的经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发展中大国之间、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间的经贸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尝试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中国与南亚诸国经贸发展的整体特征、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而提出协调发展对策。 　　中国与南亚经贸发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产品相似、互补性小的特点较为典型，区域贸易失衡现象突出，尤其是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都表现出进出口总量与结构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一方面分工深化促使各国国际贸易中地位的调整、创新扩散成为推动区域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断重塑中国与南亚经贸结构;另一方面，市场障碍的存在、区际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大国间政治上的不信任等客观现实扭曲中国与南亚正常经贸发展。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南亚经贸联系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与能得到数据的5个南亚国家中，贸易关系最好的是印度，其次分别为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中国与南亚经贸的协调发展，需要从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强化区际贸易联系、大力开拓中国与南亚陆路贸易航线、完善区际贸易政策降低区际交易成本、优化经贸方式实现区际优势互补、协调中印政治关系是政治基础、完善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中韩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性服务贸易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世界服务贸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其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近年来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韩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且两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同属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结构不合理等。通过比较中韩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能够反映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真实水平，有助于我国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更好地制定出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措施。 　　本文首先从整体到结构再到分行业，分析了中韩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发现中韩出口规模逐年增加，两国差距不断扩大，增长率有相似的走势，中国增速高于韩国，韩国贸易顺差额不断增加，而中国贸易逆差额加速增加。且中韩两国出口占比较高的生产性服务贸易部门都是传统资本劳动密集型部门，技术知识密集型部门普遍占比很低。具体的，中国和韩国均在建筑服务部门体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运输、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部门上，竞争力不明显，保险服务是两国均存在明显竞争劣势的部门。 　　然后，本文使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对中韩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整体和分行业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进一步证明中韩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服务部门集中在传统服务贸易部门上，知识技术密集型部门发展普遍比较缓慢，缺乏竞争力，韩国略强于中国。接着以波特钻石模型为理论依据，实证检验影响中韩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发现各个变量均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商品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服务开放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国民收入，对韩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商品出口额、服务开放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人均国民收入，特别是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贡献比中国高出许多。 　　最后，本文根据前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加大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投入，推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引进来”+“走出去”、提高知识技术水平，政府扮演好自身角色。
企业家特征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研究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是该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且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般遵循无规则出口、出口代理、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直接对外投资的统一发展模式。此外，由于心理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等因素约束，诸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先选择文化、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外市场，而后依次扩散到距离较远或差异较大的地区。但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创立之初就选择进入国际化市场，因此出现了“天生全球化”、“瞬间国际化”和“国际新投机企业”。这些企业在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规模优势，甚至缺乏先进知识、技术优势的前提下，打破常规，提前进入国际市场，因此该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化市场，意味着要在新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创新行为，而创新是企业家与普通管理者间最大的区别。众所周知，因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组织结构简单、运营机制灵活等特征给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企业家在中小企业的营运中，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企业家的能力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本文选取了企业家特征为自变量，研究其对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 　　国内学者目前多采用企业家网络理论、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论等，来解释企业家特征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但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哪些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了影响，学者们因出发观点不同而众说纷纭;其次，学者们采用的理论过于陈旧、且结论各异;最后，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倾向于发达国家或我国的大型上市公司，而中小企业企业家特征与企业国际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是一块空白。因此，本文立足于已有的国际化理论研究，以中国中小企业板块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以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为因变量，通过企业家资本理论、高阶理论、现代管家理论，详细阐释了企业家特征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并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部分进行阐述: 　　首先，对企业家理论、中小企业国际化理论以及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找出了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其次，在三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特征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潜在影响。最后，通过对深市中小企业企业家特征和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的统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证明企业家特征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相关结论: 　　(1)人口统计特征因素:中小企业家的国际化经验对该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具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家能够促进企业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并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设立更多子公司;中小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对该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有正向影响，且效果显著，也就是说高文凭或者高学历的企业家，能更加有效的促进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中小企业家的年龄对该企业国际化水平有负向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证明了年龄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影响并不大;中小企业家的任期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任期越长，越有利于国际化广度的提高，但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实证研究证明女性企业家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对海外市场的拓展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2)智力因素:当中小企业家同时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更有利于国际化战略的落实和实施，对国际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政治因素:中小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实施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即企业家在国内的政治资源对其海外市场的拓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后，本文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市场，企业家可以通过增加国际化经验、提高教育水平、延长任期、兼任总经理等方式提高企业家资本，进而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增长，企业的实力也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我国政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企业的国际化研究也逐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国际化投资活动是植根于国家的制度安排的，因此不可避免会受到法律、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而植根于我国的制度环境下不可避免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就制度环境和政治关联两个方面来综合研究其对企业国际化投资活动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分别界定了制度环境、政治关联和企业国际化的内涵及其维度划分。本研究将企业国际化程度这一变量从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分为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分别代表企业海外子公司数和海外子公司分布国家数。因为大多数上市公司并没有进行过海外投资活动，所以在构建模型时我们分为两步:第一步研究企业是否进行国际化，第二步探究制度环境、政治关联对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程度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其中第二步才是本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以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资本论作为理论支撑，通过将2004-2010年期间所有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作为样本构建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得到如下的研究结果: 　　(1)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的程度越高;而当制度环境越差时，企业越不愿意走出国门，其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的程度也会越低。 　　(2)企业的政治关联会削弱所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国际化深度的推动作用;同时，企业的政治关联也会负向调节制度环境与国际化广度之间的关系。最后，本研究对得出的实证结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解释了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并且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在文章的结尾，本研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实践启示，同时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
当前缅甸政治变革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作为中国的邻国，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连接南亚、东南亚与中国内陆，扼守马六甲海峡。缅甸对于中国破解“马六甲困局”，南下印度洋及冲破美国“亚太包围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缅甸自独立以来，国内政治制度几经变迁，但传统的中缅友谊一直延续着。2010年缅甸大选以来，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民主化政治变革，这从客观上促进了缅甸社会的发展，也改善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缅甸的政治变革是值得肯定的。但缅甸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确也对中缅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本文试从以下四个章节来论述当前缅甸政治变革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第一章主要梳理了缅甸从二战至2011年缅甸政治变革这段时期国内政治的变迁及这期间缅甸的外交政策演变情况。通过对缅甸不同阶段国内政治及外交政策的分析，得出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并且中立主义思想始终贯穿于缅甸各阶段的外交政策之中。深入了解缅甸国内政治变化与外交政策演变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合理应对中缅关系的现实变化。第二章详细论述了2010年大选后缅甸政治变革的目标、内容和特点。缅甸的政治变革有其深刻的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和推动，而其实质则是在维护军人特权地位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主变革。虽然缅甸政治变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对于缅甸这样实力弱小，民主土壤贫瘠，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来说，民主化道路仍然充满挑战。本文在第三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缅甸政治变革对中缅关系影响的表现。即缅甸的政治变革使缅北边境问题复杂化;使中缅经贸合作面临困境;缅甸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缓和给中缅关系造成冲击。对于上述的几个问题，文章在第四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与发展中缅关系的几点思考，如:中国应“创造性介入”缅北问题;多维度发展中缅经贸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缅甸的外交博弈。文章最后认为，中国应正视缅甸政治变革后中缅关系的变化，中国以往在缅甸“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应深刻反思以往对缅政策的不足，根据缅甸现实情况，积极改进对缅策略，促进中缅关系的深入友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