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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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企业海外投资码头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研究

随着集装箱业务的迅速增长，国际港口投资市场也随之蓬勃发展。当前国际码头运营商所投资和经营的码头已遍及全球，并仍在尽全力加快其拓展市场的步伐。多年来，我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集装箱港口企业进入国际港口投资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步伐还不够大。进行海外投资码头获利丰厚，同时可以分散企业经营风险，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项目，因此我国港口企业应找准时机，加快步伐。进行海外投资主要解决在哪投资和怎样投资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着力为我国大型港口企业海外投资码头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为其加快外向国际化发展提供对策建议，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码头运营商海外投资码头的现状和特点，并对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的相关理论作以详尽阐述，并对港口企业海外投资理论予以阐释。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港口企业海外投资码头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影响因素评价表，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对港口企业高层管理者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意见进行调查，通过专家打分对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通过SPSS17.0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权重，在此基础上对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为港口企业海外投资码头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提供决策支持和参考。
跨国公司研发型投资与江苏技术创新对策研究

随着研发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华进行研发型投资。在此过程中江苏因其良好的经济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重要落户地之一。本文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背景入手，在了解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动因和地区分布的情况下，以江苏省科技厅确认的185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为分析对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其在江苏省进行研发型投资的特点、江苏吸引外资研发的有利因素以及制约其发展的限制因素。随后在了解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渠道和机制的基础上，又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江苏省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结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在江苏的外溢效应不明显，但研发人员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大于研发经费支出的作用，外资企业产品市场份额的增加即竞争效应则显著带动了江苏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所以从长期来看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江苏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有利的。最后本文从有效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促进外资研发技术外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江苏省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发展问题研究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活动日益广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主权财富基金由主权国家控制，其投资动因和投资策略不同于普通投资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因而引发了诸多争议。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以年均2000亿美元的速度快速增长。截至2009年6月，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21316亿美元。2007年9月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标志着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该基金旨在保持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性，这对于实施外汇储备积极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目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策略、风险管理、治理模式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紧接着通过对挪威、新加坡和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发展运营经验的借鉴，从投资组合管理、风险和内部管理以及法律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发展的一些建议。主要包括：执行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管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风险控制机制以及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等。
马克思主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我国也因此逐渐走向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提升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水平，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马克思的“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对外直接投资思想体现在他的垄断过剩资本理论当中；毛泽东的对外经济思想中提出了经济交往的必要性，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他没有明确提出对外直接投资；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积极对外投资建厂，逐步发展和壮大中国的跨国企业，首次明确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江泽民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提了出来；胡锦涛强调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为萌芽阶段、形成时期、渐进发展时期、迅速发展时期及成熟时期五个阶段，它具有批判性、继承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初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占领与扩大国际市场、提高生产效率等，外在动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部化结果、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与企业个体增强的优化结果及企业自身成长规律与国家宏观政策合力作用的产物等。从总体上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初级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具有投资规模由小到大，增长速度由缓慢转入快速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与监管体制不畅、海外投资的宏观管理薄弱等。 　　马克思主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实践，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指导。
国际工程承包合同风险的分析与控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和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虽然目前金融危机对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我国的传统市场处于非洲和亚洲，相对来讲还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008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66亿美元，同比增长39.4％；新签订合同额10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8％。2009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77亿美元，同比增长37.3％；新签合同额12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7％。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国际工程承包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因素。由于国际工程一般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投入大，工期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再加上工程的地点是在国外，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不可预见的因素的影响，产生大量的风险，如果对这些风险因素估计不足，就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的损失。而合同管理工作作为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重视。而加强对合同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是提高企业履约能力并实现目标收益的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合同风险管理的成功与否，已经成为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对合同风险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已经成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我国企业在进行合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对合同风险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对工程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缺少详细的项目管理规划；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往往不够深入，对合同中存在的风险识别不够全面，从而导致在签订的合同中存在很多对自己不利的条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能对合同风险进行及时的监控，对于随着项目进行而新出现的风险反应迟钝，对于明显与合同不一致的工程量价的变更不能以合同为依据进行及时有效的索赔；在合同履行后，没有及时进行合同风险管理的经验总结，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风险管理数据库，不能对后续的项目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使企业处于很大的合同风险之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企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如何改进和加强企业的合同管理和风险管理工作，提高企业应对合同风险的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承包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对合同管理与风险管理等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对我国承包商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不足之处，然后对国际工程承包的合同风险进行识别，对于识别出的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风险控制的对策，然后提出了企业合同风险管理的框架体系，对企业如何加强和改进合同管理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用实际的案例对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本文通过对国际工程承包合同风险管理的研究，并且提出建议，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过程中如何进行合同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及防范

跨国并购是企业面对国际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本扩张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趋势。对我国企业而言，跨国并购是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的许多企业陷入危机，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这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早先进行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多以惨败收场，收购成功并有效整合者甚少。血的教训提醒我们，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受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并购风险更加复杂多变。如何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深入分析新形势下的跨国并购风险的特征并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对于中国企业减少并购的盲目性，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避免并购损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按并购实施的步骤分别从战略、实施和整合三个环节识别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各种风险，指出战略阶段主要面临政治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和战略决策风险；实施阶段主要面临融资和反收购风险；整合阶段主要面临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和经营整合三方面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评价法构建了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价模型，并以四川腾中收购悍马为案例说明了模型的应用。研究表明，腾中收购悍马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经营整合风险和融资风险。 　　本文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首先要运用模型，评估风险；然后调配资源，重点应对。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特殊背景下的跨国并购，文章提出重点应注意防范政治风险和价值评估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

借助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与企业国际化推动产业升级及其转型，是近年国内围绕“走出去”战略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无论中央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区域决策层，对于企业“走出去”国家战略或区域战略的核心定位，大多都包含了借助企业国际化及ODI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期望。这个战略直接引出的学术论题之一，无疑是ODI的母国产业效应。后者则是一个为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相对冷落的论题。本文主旨就在于围绕这个论题作一番从理论而实证的探讨，通过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系统地理出ODI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找到相关支持证据：一是对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归纳；二是对先行国家ODI历程的考察与此间产业升级的规律总结；三是对ODI之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机理的梳理；四是实证检验以印证这方面的有关猜想或预期。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环环相扣，由此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 　　现有关于ODI的母国产业尤其是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正负效应两种说法。正效应论者认为ODI有助于提升母国国内资源利用效率，因而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转型；负效应论者则认为，ODI会导致母国某些产业因投资不足而衰败。前者论点与论据颇多，后者最有影响的论点要数“产业空心化”之说。近年研究大多支持正效应论，而对负效应说尤其是“产业空心化”理论提出质疑。纵观现有研究，其多是基于现实规律的分析，尚未形成成熟的实证研究模型，真正聚焦于中国的实际并使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深入研究较为罕见。 　　对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ODI历程的考察表明，通过ODI的方式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是战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ODI的主导动因大致遵循着“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的变化过程。对产业升级测度指标的选择与测算不难发现这样一些规律：资源寻求型ODI通常伴随着投资国产业的重工业化过程；市场寻求型ODI能影响国内制造业的高加工度水平；效率寻求型ODI常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战略资产寻求型ODI则与国内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过程密切相关。基于VAR模型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典型国家的ODI与上述反映产业升级的测度指标间，存在着长期而稳定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断点检验与回归系数的比较表明，不同阶段不同动因下ODI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强弱差异，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规律。 　　借助上述研究结果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构建一个O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机理系统。这一机理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基于企业的微观动因视野，可概括为四种效应：资源寻求型ODI的重工业化效应、市场寻求型ODI的高加工度效应、效率寻求型ODI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战略资产寻求型ODI的高技术化效应；第二个层面基于宏观联动视野，可概括为三种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内竞争效应；第三个层面是间接传导机制，包括ODI通过影响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影响供需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量案例不同程度地支持着这些效应传道渠道。鉴于中国是处于制度转型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间存在差异，因此将这个机理系统应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时必须予以修正。修正主要考虑了两大因素：一是较深的政府的参与和干预经济的背景；另一个是国企主宰的ODI与国企、民企并存的企业制度分野。修正后的机理链条模型可作为后续研究中国企业ODI的国内产业升级效应的一个初级分析框架。 　　进一步将上述结论用于研究中国现实。基于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与指标测度表明，虽然我国企业ODI的历史不长，但与发达国家渐进式的ODI活动相比，中国企业在较短ODI活动的历程中存在着上述多种动因。多动因主导下的ODI活动，使得中国制造业在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与高技术化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其ODI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是跳跃式的。通过引入ODI等变量并对钱纳里模型进行修改，可以获得一个测度中国ODI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模型。基于典型省份面板数据的尝试性实证分析表明，ODI与中国典型地区的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与区域ODI规模有关。但由于我国O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诸因素中，ODI影响效应较小，这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印证。 　　客观地说，由于受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限制，上述分析尚存在一些缺陷，这当是后续研究所应着力的方向所在。
中国老字号品牌海外本土化研究——以餐饮业为例

本文首先在综述中国老字号、餐饮业和老字号餐饮企业的概念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老字号餐饮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通过SWOT法对中国老字号餐饮企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 　　其次，提出了本土化战略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主要包括形象本土化、研发本土化、采购本土化、产品本土化、营销本土化以及人力资源本土化等。 　　然后运用案例分析法，分别描述全聚德的发展状况和肯德基（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应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来揭示和归纳肯德基（中国）公司成功的本土化经营战略。在案例分析中，将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从肯德基首次进军香港的失败和在中国大陆成功的运作进行比较。同时，还对洋品牌肯德基和中国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进行对比分析，找其异同，从而为中国老字号餐饮业给与一些启示。 　　最后，本文结合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对中国老字号餐饮业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标准化战略、品牌战略、文化战略、特许经营战略、人才战略。以促进中国老字号餐饮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得其迅速发展。
职业对中西谈判方式的影响——从文化角度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西关系时起时伏，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冲突。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量以每年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除了经贸合作以外，中西在政治、军事和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合作的增加也需要中西进行更有效的沟通，谈判正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谈判是指来自各国和地区的人就共同而互相冲突的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以达成共赢的协议。 　　来自不同国家的谈判人士进行谈判时，总会存在行事方式、说话方式等上的差异。影响谈判的因素有很多，文化在国际谈判环境中的重要性可以从诸多谈判方面的文献中看出。在许多从文化角度研究谈判学者中，他们研究的切入点主要为谈判策略、管理和决策等方面，而对谈判者本身的职业对谈判的影响研究较少，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职业往往被放在背景材料里。 　　本文共涉及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七种谈判方式。在每种谈判方式中，将分别阐述职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为了研究国际谈判者职业对谈判方式的影响，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即中西谈判者如何对七种谈判方式做出反应，职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从文化视角来解释。 　　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和分析发现，谈判者的职业地位、职业规则以及职业应有的情感中立等都对不同职业和同一职业不同文化的谈判者的谈判方式有着重要影响。基于量化分析得出，一些职业对谈判方式的重要性较为明显。谈判者的职业化过程推动了职业特征对谈判者的深刻影响，从而他们形成习惯，自然表现出来。但是，职业作为亚文化，并没有超越组织或国家文化。国家文化早已深入一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中，并且影响着职业对谈判方式的选择。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的进展与中国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中国和东盟各国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做出的战略决策，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相互投资被列入深化中国与东盟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并制定了“为中国—东盟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的发展目标。经过近10年的发展，CAFTA在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大幅增长，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优惠政策促进投资，各种投资合作平台和对话机制顺利展开。 　　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一体化的实现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降低，产业转移障碍将大大减少，CAFTA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的进程必将加快。然而，现阶段，CAFTA下推动的投资自由化及便利还有很多缺陷：相关政策不完善、体制不完备；进展不平衡；在微观层面上的操作不理想；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的“两化”相比较，不仅发展速度慢，而且其松散的组织形态、以承诺为主的软机制安排导致协议的落实得不到有效保证。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中国政府、行业商会、企业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政府应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并推动机制化运作机构的设立；加强政策宣传，支持企业投资东盟；利用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灵活推动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行业商会应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等多个合作平台加强交流合作；进行行业对接，促进企业进行投资。最后，企业应先了解自贸区的发展情况，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和措施；还应做好前期准备，谨慎选择投资国别和产业；更应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华商资源。 　　只有政府、商会、企业鼎力合作才能真正推动投资便利化、实现投资自由化，促进我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进一步深化CAFTA的发展。这对促进我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实施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研究

投资促进，即由一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实施的一系列营销服务活动，包括市场信息的提供、形象塑造和投资服务等。投资促进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国外对本地的投资，即招商引资；二是海外投资促进。本文主要讨论后者。海外投资促进工作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法律支持、各级投资促进机构的设立、以及投资促进机构为国内企业走向世界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比如市场信息的提供、准备项目建议、可行性研究等。 　　目前，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海外投资促进在国际范围内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我国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开展时间较晚，范围较小。本论文通过剖析我国海外投资促进工作中的问题，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提供建议。 　　本文主体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海外投资促进工作的现状和建立投资促进体系的必要性，通过一定的数据说明了我国的投资促进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通过事实证明我国的海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分析了海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从公共经济学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出发，为投资促进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国内外的优秀经验，从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成功经验和我国贸易促进的工作中提取闪光点，为我国的投资促进提供借鉴。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提出了建立海外投资促进的总体框架，从投资促进主体、客体和主体对客体的实践行为上分别论述了如何建立投资促进的框架。最后，第五部分针对我国海外投资促进的现状提出解决对策，在总体框架的指导下通过建立各种子体系以及各个子体系之间的相互配合从而加快我国海外投资促进工作的进程。
我国跨国经营企业转移定价研究

转移定价(TP)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被国际化经营企业广泛使用。针对转移定价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在已经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国针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税务方面，这主要由于理论工作者对转移定价在企业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企业利用转移定价获取竞争优势的情况也不多见。本文研究有关我国跨国经营企业转移定价模型和策略，为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助力，同时也为我国学术界在转移定价方面的研究添砖加瓦。 　　本文从转移定价的理论基础着手，回顾目前学术界对于转移定价相关理论和模型方面的研究成果等；在核心部分提出转移定价数学模型的同时，也对我国跨国经营企业运用转移定价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具体来说，第三章、第四章得出在限定条件下的转移定价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模拟，验证转移定价系统模型的可用性；第五章分析我国企业运用转移定价的现状，提出我国跨国经营企业使用转移定价的思路和对策，具体包括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一方面需要国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在经营中适当运用转移价格而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也要提高对转移定价的认识，进行体制改革，培养优秀人才。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评价了文中转移定价模型，并说明有待研究的方向。 　　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我国跨国公司使用转移定价的各种障碍，帮助跨国公司管理层作出转移定价决策。但是转移定价问题涉及内容十分宽泛，本文所做的研究仅仅是对该问题一个方面、初步的探究，本文中所涉及的一些方法还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于研究方法、时间以及个人学识的限制，一些观点可能只代表作者个人看法，存在不妥之处。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模式研究

出口信用保险是各国政府为了鼓励本国企业进行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而建立的政策性保险制度。作为各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持手段，对各国促进对外贸易、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地位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在政府监管、出口信用保险经营体制和出口企业的投保意识等方面均与出口信用保险发达国家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的环境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环境均有了较大变化，我国支持出口贸易发展的传统政策工具受到WTO规则和其他国际规则的限制。如何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这一广为国际认可的贸易政策工具来支持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在对出口信用保险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模式进行研究。在分析了贸易环境变更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影响和要求后，提出了发展和改革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模式的相关对策。 　　全文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这一部分主要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发展模式、承保范围、特点及作用以及伯尔尼协会等基本知识做了简要介绍。 　　第二部分：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同时也针对出口信用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原因进行分析，指出进一步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我国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模式变革的促动。分析我国加入WTO后的若干年来，外贸环境变化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影响和要求。 　　第四部分：对国际上典型的信用保险模式进行介绍及比较。主要对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出口信用保险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揭示其共同特征，为后文提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改革与发展对策提供国际经验和借鉴。 　　第五部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模式的整体构架与配套措施。提出了加强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主导、扶持作用；改革现有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机制；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提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经营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外贸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出口企业的风险意识和投保意识等建议。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把目光转向海外，利用海外油气资源，满足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石油企业的目标和责任。同时，企业跨国投资理论和风险管理方法的不断发展完善也为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投资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投资区域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投资形式多样化；跨国管道建设成绩显著，跨国经营模式趋势明显。 　　但是，由于我国海外石油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上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石油工业存在的固有特殊性、石油投资历经的不同阶段以及其他环境的复杂性，我国的石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政治、市场、法律、经营、管理等方面。 　　本文通过对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识别，分析出其中较为突出的风险。同时，针对中国石油企业实际，提出建立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和框架，在风险管理方面重点介绍了通过建立风险坐标图法，对各风险因素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进行风险评价并提出风险管理策略和优先顺序。最后，在自身实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风险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转让定价在跨国企业中的应用策略与案例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通过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跨国企业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也开始大步伐走出国门。 　　无论对于走进来的外国企业还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经营和业务不断扩张的进程中，如何有效的控制各个经济实体在不同国家的税收支出，通过深入了解各个国家的税收体制并与企业自身的经营紧密联系，规划出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中转让定价筹划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帮助跨国企业了解转让定价筹划作为税收筹划的一种方式，是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和研究转让定价理论和各种转让定价筹划工具，使他们了解合理的运用转让定价筹划工具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经营中寻求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意图的最佳结合点。 　　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其中包括法律法规）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其中文献研究主要是对经济与合作组织、美国以及中国在转让定价方面的指南、法典和法规进行分析，明确转让定价在实际商业运作中的应用；而案例分析将主要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确定不同转让定价筹划模式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结合转让定价理论，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在考虑实际商业运作和遵循各国转让定价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从商业合理性和税负角度出发，为跨国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提供转让定价筹划方案，以降低全球运营的整体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