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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是国际直接投资中的重要问题,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区位选择上呈现出集中化的特征。从起步阶段开始直到现在,虽然中国对外投资涵盖的国家和地区范围不断扩大,但从对外投资在全球的结构和布局来看,集中化的特点仍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1.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及集中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借鉴产业地理集中度指标--锡尔熵指数,对我国2003-2007年间对外投资的区位集中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集中度很高,特别是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分布非常集中;从各大洲的集中程度来看,亚洲最高,拉美次之,非洲最低。 2.从东道国因素、对外投资动因和价值链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工资水平、能源储量、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量、及中国在该国投资集聚水平是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重点考察的因素。不同的投资动因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大多集中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及地区;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储量较多、资金和技术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科研能力较强的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从价值链角度考虑,企业价值链的管理使其对外投资的区域分散化,不同产业中的价值链对区位集中的情况有不同的影响,价值链中的模块化是促成投资区位集中化的重要原因。 3.就如何改善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合理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区位集中度的高低,将对跨国企业、产业和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外投资必须充分考虑区位集中度这一因素,结合投资类型、投资行业及东道国的特点进行区位选择。同时要充分发挥区位集中的优势、避开其劣势,推进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全面发展。
国家形象与国家是相伴而生的,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征,是主权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各国竞相调整、改善或重塑国家形象,目的就在于提升对外吸引力,营造经贸合作机遇,同时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国家形象的塑造或改善需要通过有效地对外宣传才能实现。 从对外宣传主体而言,关于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不是依靠哪一方面的力量就可以实现长久而有效的传播的。政府、大众媒介、民众及团体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有着各自不同的传播途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及传播地位。他们并不是完全孤立独自运转的个体。政府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本身既是国家形象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依靠其强大的政治权利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在对外传播中又起着统筹规划、组织引导的作用;大众媒介作为最广泛的对外宣传工具,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通过议程设置影响着全球的关注视野及认知态度,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势媒体。民众及团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是伴随着经济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彰显的。个人、组织团体的对外传播早已超越了地理、国家、种族等的限制,他们有着更大的活动范围及影响空间,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的多元化,使这部分传播力量成为传统强势传播力量如政府、大众媒介的重要辅助及补充。 这三大宣传主体的作用发挥相互影响,使得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形成一个立体化深层次的网络结构。政府既通过自身的传播途径实现对外传播,同时又通过引导控制等方式影响媒介及民众的间接传播;大众媒介对外传播在政府及民众的舆论博弈中寻找最恰当的位置,同时在对外信息的信息源及对外传播的资金、技术、设备、社会资源等较大程度地依赖政府;民众伴随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地深入,也成为重要的对外传播者,这部分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已能影响大众媒介的视野及态度,甚至政府的决策。 中国要实现关于国家形象塑造的有效传播,一定要构筑良好的整体传播环境。各主体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形成一股有效的合力,厘清各对外传播主体作用发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发挥的条件,在对内外环境的分析中明确自身的优势及不足,从而找到强化各主体作用发挥的途径方法,有效地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对外传播。
中国烟叶生产广泛分布在全国约22个省500多个县,每年有300多万个种植农户,涉及超过1500万农村人口;卷烟工商企业就业职工约50万人,卷烟零售商户490万户,其中多数是个体商户,卷烟销售成为涉及1000多万人口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就业渠道。中国是一个烟草大国,但由于卷烟加工企业众多,缺少知名品牌,产业集中度低,“大而不强”。本研究把烟叶种植和卷烟加工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国烟草产业的各个主要环节和市场主体,找出影响我国烟叶生产南移和产量波动较大的原因,测算出目前中国卷烟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市场结构和绩效,计算各生产或流通环节的价值增值及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并据此提出一套提高烟草产业竞争力、调动各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既有理论深度,又便于直接操作的理论和方案。 本研究首先系统描述了世界烟草发展的概况,找出中国在其中的位置。然后描述和分析了中国的烟叶和卷烟生产、消费、国际贸易情况,对中国烟叶生产成本收益、卷烟市场集中度、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价值链各个环节增值过程和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分配进行重点分析,最后从烟草产业各个环节相互协调的角度提出了整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中国烟叶布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北烟南移”现象,黄淮烟区(豫鲁皖)种烟面积日趋减少,而西南烟区的云南、贵州逐渐成为产烟大省。通过对1982年以来烟叶生产成本收益和三种粮食的生产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得出,物质费和人工费持续高涨是烟叶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人工费的提高使其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每亩纯利润年间波动剧烈,是造成烟叶生产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和粮食生产相比,单位面积烟叶生产投入大、用工量多,而收益相差不大,即种植烟叶就是拿2倍的物质投入、4倍的人工投入换取和种植粮食相差不多的净利润。正是由于种植烟叶单位投入和劳均比较效益低,加之黄淮烟区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因而逐步减少了种烟面积;而云贵等西南地区由于土地条件不适合种粮而较适合于种烟,加之交通不便,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就增加了种烟面积,因此带来了烟叶生产“北烟南移”现象。可见中国90年代以来的“北烟南移”,主要不是烟叶需求的内在因素(烟叶品质),而主要是因为烟农基于比较收益和机会成本的自主选择的结果。 本文回顾了中国卷烟生产的历史沿革和卷烟工业重组整合的进程,并对重组整合的效果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市场集中度模型对专卖体制以来中国烟草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论是:2002年以前,中国卷烟市场属于高度分散的市场结构,通过最近几年卷烟工业企业大规模的重组整合之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高度分散状况,2005年市场集中指数比1984-2002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近一倍。然而,从绝对水平来看,目前中国卷烟市场仍属于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类型,企业数量仍然偏多,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市场结构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改善。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国卷烟工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在行业整体、地区和厂商3个层次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分别对中国烟草加工业的市场结构、市场力量和影响市场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测算与分析。行业层次上的分析使用的是用于测度市场力量的NEIO模型以及用来估计配置效率损失的AEL模型:地区和厂商层次上的分析使用的是用来衡量获利率与市场结构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关系的PCM模型。运行模型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中国烟草行业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类型;烟草行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力量,而且这种市场力量在不断增大;市场力量导致了高额的社会福利损失;市场集中度(H)对产业的获利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增加资本投入有利于提高烟草行业的获利能力;增加劳动投入和销售费用不会提高烟草行业的绩效;中间投入品的增加反而会使获利能力降低。 运用2003年行业数据对烟草产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分析,结论为:烟叶生产环节价值偏低,卷烟加工环节升值最大,商业环节(烟草公司)收益丰厚;在收益链上烟草商业和烟草加工企业纯利润巨大,烟农和零售商所得无几;政府在烟草行业价值链上的收益最大,超过所有市场主体利润之和;农业环节几乎没有分享到烟草产业的任何利益。烟农的收入无论是与烟草公司、还是卷烟企业的从业人员、甚至卷烟零售商相比,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本论文研究结论和建议为:在烟叶生产环节,促进烟叶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烟农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行业协调机制;烟草工商企业应加大“以工(商)补农”力度,可将当年度利润的一定比例返还烟农,让烟农享受到烟草产业的部分利润,改变烟农在烟草行业价值链中收益过低的局面。在卷烟加工环节,继续扩大烟草企业规模,最终形成3-5个大型烟草集团的寡头垄断格局,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企业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提升行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在政府管理方面,调整烟草行业财税体制,提高地区集中度,实现集中对于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2008年12月31日,两岸就签定“全面经济合作协议”(ComprehensiveEconomicCooperationAgreement,CECA)形成合意,掀起了两岸社会各界对此的讨论热潮。本文将从一个法律人的视角,基于两岸均是WTO成员的事实,就两岸在WTO框架下签定CECA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全文共有四章。第一章对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议的签定以及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作为两岸签定CECA的大背景进行了介绍;回顾了两岸CECA提议的由来,并分析了两岸CECA签定对双方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对台湾方面的紧迫性,为后面各章的具体分析提供基础。 第二章进入对两岸CECA的实体分析,讨论其签定的基础性法律问题。首先对两岸计划签定的CECA进行定性,从两岸的主体地位和CECA签定的法律依据两方面进行分析。其次是两岸签定CECA需要满足的法律条件,重点分析WTO规则对两岸CECA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的覆盖率的要求。 第三章从三个方面就CECA的模式和内容进行分析:第一,从可借鉴的区域贸易协议模式的比较入手,探求适用于两岸特殊情况的最佳模式;第二,讨论CECA的目的、原则和具体的篇章结构;第三,选择两岸CECA可能涉及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包括“早期收获”计划、原产地规则、反倾销措施、安全例外等问题。 最后一章是对两岸CECA的展望。探讨该协议成功签定的可能性,以及该协议成功签定后具体执行时可能涉及的法律修改。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选题上。CECA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新的经贸合作协议的模式,其一大亮点便是“早期收获”计划,截至目前尚未见专门以之为题材的论文。此外,本文有很强的实践性,可为两岸即将开始的CECA谈判提供些许建议。本文的数据资料基本上都是可获得的最新的官方统计资料,有很强的可信性。
达尔富尔危机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因环境恶化、民族矛盾等原因引发的族际间、政府与反政府组织之间的冲突问题。2003年冲突逐步升级,造成约几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被联合国称为当前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外界的介入加速了达尔富尔问题的国际化,美国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种族屠杀”并执意对其进行制裁;联合国、非盟、西方国家及中国等都对该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处理非洲国家问题时一贯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从苏丹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对苏丹实施制裁,主张通过政治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体现了对“不干涉”原则的坚持,同时,中国积极关注并参与苏丹的和平进程,支持非盟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对苏丹进行人道援助的同时,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现了外交的灵活性。国际社会在坚持政治和解为主要解决方式的前提下,促成了反政府组织与苏丹政府的和谈。然而苏丹复杂的国情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分歧,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之路依然漫长。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内政问题,但中国却因这个问题深受指责。西方国家生硬的将中国与苏丹国家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曲解成“新殖民主义”,更有人恶意以北京奥运会相要挟,要求中国就达尔富尔问题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预示着中国的外交思维、战略和政策面临不小的挑战。中国政府在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的同时,也表现出外交手段的单一性和行动的迟钝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和政府必然的选择,如何积极的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期提高外交能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达尔富尔危机是非洲大陆生产力落后、民族矛盾尖锐和资源贫乏等问题的一个映射。政府的治理不当,政局的动荡和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更加剧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及严重性。在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收获的不仅是丰硕的成果,可能还有一些困惑,也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已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支配要素。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的涉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内容,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对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和实践影响甚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除前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阐述了知识产权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作用。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作为投资要素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后阐述了投资东道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对跨国公司的投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而得出知识产权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分析指出了与此相关的中国的外资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知识产权出资问题及竞争问题。就知识产权出资问题,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外资法及知识产权法中对于知识产权出资的法律法规规定,之后结合外资实践指出了上述规定的不足。就竞争问题,指出了目前外资实践中跨国公司一方面利用其知识产权优势在中国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又滥用知识产权阻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第三章分析了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优势的建议。就此,首先阐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拉大以及TRIPS协议体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外部原因;其次分析了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中国企业在吸收外资过程中对知识产权条款的忽视,中国有关知识产权的反垄断制度仍然不健全等,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内部原因。最后提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优势的建议,主要从调整外资政策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调整国际法制两个层面入手。
本文选取一部具有史论特征的生态批评原著和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批评原著进行解读并分析,以期为我国学界进一步认识西方生态批评的渊源、主要术语、对象和任务、主要特征做出一点贡献。 《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2001)的作者梅泽尔将生态批评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该书搜集、整理、点评了1864年到1964年这一百年以来的生态批评著述。本文述评了梅泽尔的生态批评定义,讨论了生态批评出现的时间,梳理了生态批评早期的百年进程,总结了早期生态批评的经典。 《生态批评读本》(1996)是国际学界第一本生态批评研究资料汇编,是公认的生态批评入门参考书。这本书对生态批评的基本思想、主要术语和批评规范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生态批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侧重评述这部资料汇编所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生态批评的界定、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生态责任。 《走出去思考》(2008)是斯洛维克献给生态批评界的最新力作,其中收录了作者的17篇文章。斯洛维克以随笔的方式表达了生态批评家面对危机重重的世界的态度:品味自然,这是生态批评家享受生活的权利;守卫生活,这是生态批评家的责任。本文研究了“走出去思考”这种生态思维与治学方式的渊源,以及它对斯洛维克等生态批评家的影响,并从生态批评的历史责任层面解析“守卫生活”。
危急情况作为解除一国不法性的理由,存在已久,其适用的领域,从最早的军事方面逐步扩展到环境、经济、人道主义等方面。长期以来,不断有国家援引该规则,为其实行的不遵守国际义务的行为主张免责。国际法委员会于2001年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中规定了危急情况,把它作为排除一国行为不法性的六种情形之一,但是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定义。 晚近,在几起涉阿根廷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被申请方阿根廷均援引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危急情况规则和美国-阿根廷BIT中的紧急状态条款进行抗辩并主张免责,各案ICSID仲裁庭却对阿根廷的抗辩做出并不一致的裁决。危急情况规则因其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适用,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危急情况规则的相关问题,我国学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为有限,而本文希望从探究危急情况规则的来源入手,通过分析几起涉阿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指出危急情况规则和紧急状态条款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如何完善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及国际习惯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建议。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介绍国际法上危急情况规则的历史演变。作者首先回顾了国家实践和国际法委员会对危急情况的确立情况,接着介绍并对比了与危急情况规则相关的一些规则--国内法中的紧急状态以及国际人权法中的克减条款。 第二章考察了危急情况规则和紧急状态条款在四起涉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的适用情况并作了简要评析。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国际投资仲裁适用危急情况规则时的若干争议及待决问题。《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和国际投资条约的相似规定之间存在着优先适用问题;而就有关危急情况自身的规定而言,在适用中也存在着基本利益的范围、危机严重程度的判断、采取的措施是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及是否需要赔偿等尚未明晰的问题。 第四章提出了完善危急情况规则的建议。作者认为,为更全面地保护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中国有必要在其缔结的BIT中具体明确地规定紧急状态条款;而就习惯国际法下的危急情况规则而言,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规定其实体要件及程序要件。
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造就了银行跨国并购的方兴未艾,中国的股份制银行也在近两年加入了这波国际并购潮。 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去年因成立纽约分行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而备受瞩目的招商银行,对九十年代以来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通过与国有银行的比较,探讨两者国际化发展的共同动因及不同特征。随后文章重点研究了招商银行未来的国际化战略,在综合考虑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及内部环境的基础上对其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进行了分析,认为差异化集中是招商银行国际化竞争战略的最佳选择。 最后,文章以收购香港永隆银行为例,从并购前、并购中、并购后的角度出发对招商银行国际化并购战略的实施进行了分析总结与效果评估,并得出最终的结论:在当前金融形势尚不明朗的时候,招商银行应该专注于香港永隆银行的并购整合工作,同时以纽约分行为基地挖掘国际金融中心的并购机会;而在长远的将来,招商银行应当采取差异化集中的国际化竞争策略,以自建分行为主,并购为辅的方式稳步进军新兴市场,并针对“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及在华投资的东道国企业提供自己的优势业务。
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的主导产业。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采用实证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以战后台湾服务业宏观发展为研究对象,将台湾服务业的发展放置于世界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大背景之中进行探讨,并着眼于两岸服务业的合作而对台湾服务业发展前景及提升其竞争力的路径选择进行构想。 当代世界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是服务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导部门。台湾服务业经历了农业主导时期的畸形发展之后,在工业主导时期建立起了外向型经济服务体系,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台湾已逐步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从发展趋势上看,台湾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从表面上看,与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台湾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值比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日本和新加坡还要高,仅低于香港和美国。但是,通过分析台湾服务业发展结构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情况发现:台湾服务业与其整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服务业产值与就业比例也不平衡,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台湾服务业中的地位提升不明显。通过对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几个经济因素及台湾服务贸易情况的考察发现:台湾服务业的竞争力不仅没有因服务业在台湾经济中地位的提升而提升,反而有日渐弱化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台湾服务业在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并不是建立在国际市场扩大的基础上,而是靠台湾内部市场的支撑。事实上,台湾服务业市场早就出现饱和,并存在虚肥和泡沫化现象。所以,近年来台湾服务业地位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其他产业的弱化而突显了台湾服务业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台湾服务业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并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后,近年已出现后劲乏力的现象,这也正是近几年台湾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 服务业在台湾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已超过70%,台湾要摆脱目前的困境,使其经济在现有基础上迈上一个新台阶,唯有依靠提升服务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使服务业真正成为主导经济的核心力量,进而带动台湾迈向较高层次的服务经济时代。从台湾的经济特点及地理条件看,提升台湾服务业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可以参照香港的模式,发展成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的区域性服务中心,所以,台湾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扩大两岸服务业合作。扩大两岸服务业合作,双方服务业的优势互补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不仅有利于提升两岸服务业的水平和竞争力,也将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迈入一个更高的层次。自两岸经贸合作开启以来,大陆方面对台商投资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对吸引台商投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吸引台湾服务业投资的过程中,同样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根据台湾服务业的特点,现阶段对台湾服务业者的优惠措施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参照CEPA标准,降低台湾服务业者的准入门槛;二是采取有效措施为台湾优势服务业投资大陆创造条件。最近一年来,两岸关系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影响两岸服务业合作的制约因素正在逐步消除,随着两岸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台湾服务业的发展有望迎来一个光明的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日益密切,经济依存度不断深化,大陆地区业已成为台商投资最为青睐和密集的地区。经过20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台商在大陆地区的投资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而且实现了质的飞跃。毋庸置疑,它为大陆地区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也为两岸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竞争优势理论、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厘清并界定了区域集群的内涵及其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为评价和分析台资在大陆地区的区域集群和竞争优势,本文建立了区域投资吸引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的投资吸引力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和比较。同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比较和分析了全国各主要区域(以厦门市为典型案例)的区域集群程度和竞争优势状况,进而提出当前形势下提升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弥补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台资区域集群个案研究的匮乏,通过实地调研,获得了比较详实的资料;建立了结构较为完整,涵盖较为全面的区域投资吸引力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该指标评价体系,结合大量详实数据,对大陆地区各区域的投资吸引力进行了系统评价比较,并试图找到区域间发展差异,以及各区域投资吸引力优劣势的互补关系。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利用区域投资吸引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的投资吸引力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与台商在大陆地区的区域选择排位结果非常接近,显示出投资吸引力与区域集群存在较大的关联性。 2.从大陆台资企业的区域集群看:台商投资大陆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呈现出强烈的集聚特征。其集聚既受国家政策、经济、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又受厂商特性的影响。其中,关联产业是否配套是台商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 3.从台商投资大陆的产业类型与区位选择的关系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在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基础设施、集聚因素等方面既有共同特征,又有不同偏好。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布局受集聚经济的影响很大,其扩散效应将不明显;而传统产业受劳动力和当地市场的吸引,将逐步青睐中西部配套环境较好的地区。 4.台商对大陆地区的投资,从过去以华南沿海地区为“主战场”转向华东沿海地区,并将进一步向环渤海湾经济圈北移扩展。台商对珠三角洲和闽南的投资步伐已明显放缓,投资重点转向以上海为中心,苏南、浙北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包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等地。 5.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然。台商投资的领域经历了由传统的制造业为主向目前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投资形态转变。这些高科技产业的进入对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有利于加速大陆的产业结构优势升级。 6.通过计量分析,全国六大主要区域的区域集群竞争优势排名为:(1)华东地区;(2)中南地区;(3)华北地区;(4)西南地区;(5)东北地区;(6)西北地区。而且,大陆长三角、珠三角等台资企业投资密集的区域,在经历一轮高速成长之后,均进入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这已经反映在国家有关政策及资源倾斜的变化上。
延安时期的“红色出版”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共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异常艰难而不断前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和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日益强大、指导思想的日益成熟不相分离的。 从内容(选题)来看,这一时期的出版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多个方面,但由于抗日战争和与国民党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该时期的图书出版主要是服从或服务于政治的需要,不论是马列著作的大量译介、毛泽东著作的大量出版,还是通俗文艺的繁荣、哲社著作的出版,都离不开“抗日”和“民主”两大主题。 从图书的印刷发行来看,立足延安,辐射陕甘宁,冲出解放区,走向全中国,是中共图书发行的一个基本思路。国共双方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在图书发行领域以封锁和反封锁、压迫和反压迫的形式不断激化。中共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封锁,除自身力量之外,还通过黄炎培、埃德加·斯诺等第三方的人士的著作和宣传,最终打赢了这场文化领域的战争,将延安道路的“星星之火”燃亮了全中国这片辽阔荒原。 延安出版给今天在商业文化浸润下的图书出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图书无论在何时,都应该承担起对人民价值引导的责任;时至今天,图书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文化交流(斗争)载体的角色,中国图书应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重要位置。
惠州炼油项目对于构架中国海油炼化产业、配合总公司实施好“走出去”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论文以炼化公司作为提高中海油在油品和化工市场上的竞争实力的重要项目,成为提升中海油整体发展中长期战略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研究背景,来研究炼化产业最大基地--惠州炼油项目,建设成为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炼化公司完成这一宏伟目标所带来的影响。随着项目建设的逐步推进,如何达到炼油项目的顺利良性持续发展,规避风险完成目标。这就对中海油炼化惠州公司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 论文从中海油炼化公司惠州炼油项目的经营环境现状分析入手,采用SWOT理论方法,寻找出中海油炼化公司惠州炼油项目外部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及内部环境的优势劣势进入探讨,找出有利于公司继续发扬的因素和规避不利于公司的因素(发现问题),为接下来的调整和制定发展策略提供理论依据。项目处在建设期阶段,开展项目的整体战略研究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从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资源、市场、盈利、抗风险及国际化五个方面着手,惠州炼油项目建设对炼化公司高效、低成本的制约和影响,以及能否适应新环境下激烈的市场竞争,稳步经济发展中快速发展,尽快寻找盈利突破口;结合总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公司的经营现状分析,据所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发展战略实施方案,构建出适合自身公司的发展战略模型,分别提出了学习性组织文化战略、核心竞争能力战略和持续创新能力战略(解决问题)。最后,围绕中海油惠州炼油项目构建的三个战略进行设计与实施,并进一步的通过详细的实施步骤阶段的划分、战略实施的重点及实施后的效果评价提出一些建设性改进措施,制定出实现目标的管理战略。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中海油惠州分公司战略管理研究分析的不足及接下来尚待研究课题作为本论文的收笔。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加强,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将面临众多的机遇和挑战,他们需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参与国际竞争。 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很早就做出了“走出去”的战略抉择,并且通过实施有效的国际营销策略,在国际市场上谋得了一席之地,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是国内许多中小民营企业的榜样。本论文的目的就是从位于甘肃兰州的SY微硅粉公司的实证分析出发,结合国际营销渠道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对SY公司所采取的渠道策略和渠道变革进行研究,从而能够从SY公式改善国际营销渠道策略的个案中发掘出中小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时基于竞争力提升的国际营销的有效方式,为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鼓舞士气和提供借鉴。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逻辑进行了描述。第二部分对论文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基础,即竞争力评价和国际营销渠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在对中国微硅粉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力评价的基础上,勾画出了SY公司的国际竞争环境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探究SY公司国际营销渠道管理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出SY公司营销渠道所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问题的解决,通过对SY公司传统国际营销渠道的管理策略的研究,找出SY公司现代国际营销渠道的管理策略的解决办法。 本论文重点根据国际营销渠道的基本理论,对SY公司渠道的选择和渠道变革进行应用分析,在深入探讨SY公司渠道策略的基础山,总结出中小民营企业参与国际营销,基于竞争优势国际营销渠道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产销量占世界1/3。近几年,中国烟草行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行业组织结构调整、工商分离、取消县级商业公司法人资格、兼并重组、品牌整合,等等。国家烟草专卖局准备再用3~5年的时间把全国目前的31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卷烟工业企业调整为10多个,卷烟品牌也逐渐向10多个集中。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烟草行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控烟运动的高涨加速了跨国烟草公司组织结构调整和全球性扩张。因此,中国烟草参与国际烟草市场的竞争已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然而中国烟草大而不强。如何应对入世后国际跨国烟草集团这些“航空母舰”的驶入?如何适应国际、国内烟草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化?烟草产品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广告限制、推广限制、法规限制的前提下,如何整合中国烟草现有的存量资产和技术能力参与国际化的市场竞争? 本文通过分析跨国烟草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和中国卷烟国际化的现状,提出中国烟草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比较了中国卷烟品牌和世界烟草品牌在整体水平上的差距,提出打造“中式卷烟”的建议;实例研究“中南海”香烟在日本成功开展的战略组合,提出扎实推进境外销售网络建设是中国烟草“走出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