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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跨文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并购己成为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捷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不仅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在全球市场上寻得发展机会，同时也可以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规模效益，从而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从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先后掀起了五次并购浪潮，席卷了美欧日等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跨国经营和全球市场竞争，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2007年中国并购市场年度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事件有37起，相比2006年17起的数目，增幅达117.6％。然而，在跨国并购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现实是：跨国并购的绩效并不乐观。研究资料表明，只有不到60％的跨国并购是成功的，也就是说，至少有40％是失败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整合不力是跨国并购失败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而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跨国并购整合的效果。不同企业间的文化差异则是影响跨国并购整合成效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还处于起步阶段，跨国并购整合与管理的实践经验非常贫乏，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整合势必面临着文化差异的严峻挑战。并且，国内关于跨国并购整合的研究才刚起步，理论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柬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整合及整合管理，这对于中国企业积极应对跨国并购整合中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抓住文化差异中的机遇，及促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由导论、正文及结论组成，基本内容及主要观点如下：导论即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对该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分析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导论部分的写作有助于读者了解本文的写作方向和方式，同时也为正文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正文包括四个部分，由第二、三、四、五章组成。第一部分是本文的第二章，即“跨国并购整合与文化”。首先，分析了并购整合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表明整合不力是导致跨国并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后，又分析了文化在并购整合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结合上述内容，得出本部分的结论：文化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重要因素，文化整合是跨国并购成功的关键环节。本部分的主要观点：整合是影响跨国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并购价值创造的过程；文化是影响跨国并购整合效果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影响着跨国并购整合目标的实现，还影响着其他方面整合的效果；文化整合是跨国并购整合的基础。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第三章，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中的文化差异”。本部分首先分析了跨国并购整合中文化差异产生的根源，即来自国家文化差异和企业文化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中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文化由于具有独特性、难交易性和难模仿性的特质，可以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这些文化差异不仅仅表现为文化冲突，还可以表现为并购企业特有的文化优势。本部分的主要观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整合面临着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双重差异；这种双重差异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负面因素，它可能会带来文化冲突，同时也可能带来一种独特的跨文化优势和价值。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第四章，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模式选择的跨文化分析”。这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部分。由于本文主要侧重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并购整合的问题，因而，本部分仅考察文化要素的整合及其模式选择，而不涉及非文化要素的整合。本部分首先介绍了传统文化整合模式。其次，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两方面阐述了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选择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选择过程的简单模型。然后，又在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过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性提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模式及其选择的过程模型。最后，引入TCL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案例，主要分析了TCL并购案失败的文化因素，得出了其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启示，并引出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本部分的主要观点：在选择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时，除了要关注并购双方的影响因素，还须将国家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优势(价值)纳入其选择过程；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选择实际上是并购双方互动的过程，中国企业作为并购方，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影响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影响被并购企业模式选择的因素，并将其选择纳入自己的选择过程。只有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取得良好的整合效果；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并非一个静态的过程，中国企业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应根据并购双方文化的特性、并购战略等因素，以及整合过程中的变化情况，适时地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整合模式。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第五章，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跨文化管理策略”。这是本文的又一个难点。这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跨文化管理的三个策略，即基础策略——文化差异评估与审查、核心策略——文化差异管理和目标策略——构建跨文化企业文化。本部分的主要观点：文化差异评估与审查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整合与管理奠定基础；文化差异管理作为跨文化管理的核心，它强调在尊重并购双方国家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双重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和跨文化优势的有效管理，实现并购双方的融合和整体性协调发展；要实现跨国并购整合的目标，不仅需要对并购双方文化差异的管理，还需要在这种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形成跨文化企业文化，最终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结论为本文的最后一章，即“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创新点有：①在传统文化整合模式的基础上，纳入了国家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优势这两个因素，并构建了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选择过程的简单模型。②根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性，提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模式及其选择的过程模型。③从跨文化优势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中的文化差异管理，提出了跨文化优势管理策略。
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以投资埃及为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贸易国，纺织业是中国工业中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少数产业之一。因此，长期以来，纺织品出口额一直在总出口额中占据重要位置，对我国工业产值及外汇储备的增长贡献极大。然而随着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和服装配额的取消，纺织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贸易时代，即“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遇到的阻碍明显扩大，世界各主要纺织品进口国频繁向中国纺织业发难，反倾销调查、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大棒屡次挥向中国纺织业。在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外部考验的情形下，对外直接投资早已具备必要性。而近年来由于出口增长过快导致的外汇储备过大，给人民币带来了极大的升值压力，对我国纺织品出口构成不利影响，这又成为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转移的重要背景。同时，随着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国内众多纺织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加大。在这种形势下，要使我国纺织业保持持久、独特的竞争力，就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我国纺织业的发展阶段来看，以及从技术和自身的实力来看，部分纺织企业已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实践证明有的纺织企业在国外已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要使我国从“纺织大国”真正转变为“纺织强国”，转移纺织业过剩产能、实现纺织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仍是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理论联系实际，规范结合实证的方法，从新形势下中国纺织业发展面临新背景出发，通过对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纺织业发展现状，分析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接着以一个理想的区位——埃及为例，具体说明只要区位选择正确，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切实可行。并且针对中国业已展开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特点，为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序论部分，对论文的目的、意义、创新点以及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要说明；第二章介绍当今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背景，外部环境是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而在我国国内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处在后配额时代的我国纺织业出口愈发艰难，双顺差及过多外汇储备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安全因素，这是当前我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特殊背景。第三章介绍发展中国家及其纺织业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理论，为中国纺织业为何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区位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第四章对我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介绍，分析投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及特点。第五章以埃及为例，论证了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针对某一具体区位的现实可行性及优势；第六章则针对存在问题或可能遇到的困难给出相应的建议。
东亚货币合作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欧元的成功启动，标志着欧盟已经成功进入了区域货币一体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起飞创造的“亚洲奇迹”举世瞩目。APEC成立后，商品和服务贸易不仅在东亚国家之间迅速扩大，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区域和地方迅速扩张。欧盟的进程以及东亚经济的崛起，将人们更多的关注从经济层面分析转移到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上，区域货币合作有助于制定和调整货币和汇率政策已成为各国的普遍认知。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深层次的货币合作却停滞不前。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深刻体会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给东亚经济和金融造成的沉痛伤害。另外，由于东亚地区本身条件的限制，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严重滞后，其货币合作体系发展缓慢，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切实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己成为东亚地区各国的普遍共识。因此，有必要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课题加以讨论研究。另外，在区域货币合作的大趋势下，中国作为区域内举足轻重的大国，应该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对外应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各国的经济合作，对内应不断完善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本文首先梳理了区域货币合作理论体系，然后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检验、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以及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及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文分析认为东亚区域内目前还不宜进行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但鉴于货币合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可以在东亚地区先开展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即多重货币联盟路径，这是较为符合东亚现实的选择。本论文结构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束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提出了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析、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写作本部分的目的在于对全文的论述进行总体上的描述，为全文的展开提供铺垫。第二部分：论文正文部分，总共分为五章。第二章论述了对区域货币合作研究的最成熟的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首先是对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及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进行阐述，然后着重论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成果即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方法和标准内生性理论。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本章重点分析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分析可行性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之间的OCA指数进行预测。不同地区的OCA指数的巨大差异表明目前构建统一货币联盟的条件尚不具备，鉴于OCA指数的差异性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认为首先在联系紧密的小区域、次区域进行货币整合，建立次区域货币联盟。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东亚货币一体化，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第四章同样是本文的重点章节。首先，用EvieWS软件检验在东亚整个区域标准内生性理论是成立的，这意味着区域可以积极推进实体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共同发展，而对于当前进行货币合作成本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也可以着眼于未来收益而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进程。然后，借鉴Frankel和rose的实证研究方法，判断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关联度和经济周期相关系数是否具有内生性的关系，以此说明从贸易和经济周期的相似性的标准来看中国对东亚货币合作的贡献以及是否适合人民币区域化。结果表明，两个指标之间具有一致性，这说明随着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相关性是趋同的，这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深入开展是极为有利的。从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来看，这为人民币实现区域化也提供良好的前提。除此之外，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虽然贸易关联度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但是解释力度是弱的，这说明除了贸易因素，经济周期还受其他因素影响，这是符合东亚地区现实情况的。第五章是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基于东亚的客观现实以及前两章的实证分析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应当分阶段实现东亚单一货币区的目标。指出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进展出发，遵循由近期、到中期再到远期的原则，分别是危机救助阶段、多重货币联盟阶段以及东亚单一货币区阶段。第六章指明了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的政策选择。首先分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出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后，通过对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比较，明确了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态度，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第三部分：结束语。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全文的补充。本文主要是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但是，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意愿与合作态度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故加入了对东亚各国政治意愿与合作态度的描述，试图完善本文的内容；第二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做出总结，让读者对文章的论点再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分析。本文没有只阐述现实依据而忽略理论依据的存在。在阐述理论依据时，本文并没有从传统的成本——收益角度来分析。因为东亚经济发展情况的不一致，导致成员国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是不同的，而且对这种差异难以进行数量化分析。本文采用的是博弈论工具，就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第二，在分析东亚货币合作可行性时，本文并没有按常规思路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单一标准来依次分析，丽是采用Bayoumi和Eichengreen的OCA指数的方法，构造计量模型，用一些可量化、容易操作的指标来探讨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行性。这个方法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东亚国家和地区汇率波动的情况。第三，本文放弃了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来衡量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因为根据卢卡斯批判，这是一个“事前”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即使最优货币区的候选国并不适合“事前”标准，但是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入使其“事后”满足。本文就是对东亚货币合作标准的内生性进行实证检验，回答了“事前”和“事后”的问题。结论为货币合作能够促进经济一体化，后者同时能进一步降低货币合作的成本。
发展中国家ODI行为原因及特点研究——基于中国ODI发展的新特点

发展中国家ODI(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总量在不断的扩大，投资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及一批中小型企业的经营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海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境外战略资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ODI行为。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在这部分中，对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研究成果、理论基础、知识空白等方面内容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以中国为例，从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贸易失衡两个出发点来构建国际资源单向流动模型，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ODI行为的新原因。其主要观点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推动所导致的全球性的贸易失衡使得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资源不稀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建立国内总投资与总储蓄模型与资源单向流动模型，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海外投资，特别是海外直接投资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第三部分以中国为例从发展历程、行为模式等方面去考察发展中国家的ODI行为的特点。中国的ODI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以1992年、2004年为分水岭，发展速度很快；从行为模式特征来看，主要有政府主导企业资源需求型海外直接投资和市场主导企业贸易型海外直接投资两种；从投资模式来看，主要概括为海外营销渠道投资模式、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品牌投资模式、并购模式、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等。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海外直接投资的后发优势及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海外直接投资后发优势是指世界经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情况下，后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后发优势可概括为：资源的后发优势、技术的后发优势、市场的后发优势、管理制度的后发优势。在对国内经济的推动作用方面，主要有：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矛盾、缓解出口压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第五部分为政策建议，提出了转变企业发展战略、明确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培育一批国际级的大企业、制定和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与措施等相关建议。
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模式选择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经进入了一新的阶段。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离不开一国的综合国力，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最关键的是经济实力。决定经济实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该国有没有一批基础雄厚的企业。跨国公司则是企业中的佼佼者，跨国公司能否根据国内外瞬息万变的环境以及自身内部状况的变化选择合适的组织结构成为了决定一个跨国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对公司组织结构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综述。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进行了回顾：最早期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模式是出口部，随着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母子公司组织结构应运产生了；随着国际业务的不断增长，很多的子公司就要组合在一个专门的部门下，这就是国际业务部；当跨国公司的业务进一步扩展后，就产生了对全球性组织结构的要求。最后，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新的跨国公司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包括：网络化组织结构、虚拟组织结构、无边界组织结构。第二章主要深入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因素。影响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因素很多，其主要有：环境因素、战略因素、公司规模、知识经济和管理因素等。第三章首先对美日欧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的选择进行比较分析。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的跨国公司就比较青睐于国际部，即使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部分的跨国公司仍然采用国际部组织结构。而欧洲的跨国公司更习惯于自由化、国际化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早期日本的跨国公司以模仿美国的跨国公司结构模式为主，随着日本的海外投资不断地剧增，日本的跨国公司也逐渐采用全球化的组织结构。其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大变革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此次西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大变革的原因有：首先，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既是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又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是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调整的主要外部原因；第三，大型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是其组织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直接动因。第四章主要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模式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中国跨国公司发展三个阶段及现状：1979—1983年是第一阶段；1984—1992年是第二阶段；1992后是第三阶段。中国的跨国公司仍具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企业跨国经营的力度不够，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各企业的跨国经营的区域相对集中。但是，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对外投资领域和形式不断扩展；对外投资战略不断丰富。其次选择了十三家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跨国公司比较倾向于采用全球性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模式。其原因有以下几个：一，90年代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环境为中国跨国公司组建全球性组织结构提出了要求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的战略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提出了全球性的要求，进一步要求中国跨国公司建立相匹配的全球性组织结构；第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对外经济活动的多战略也促进了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全球化；第四，中国跨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既产生对全球性组织结构的需求也拥有了建立全球性组织结构的实力。第五章对前文进行总结并展望中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更由于中国跨国公司自身内部的原因，中国的跨国公司应该不断进行变革使之符合公司的全球竞争需要。中国跨国公司在进行组织结构变革时，应该注重几个方面：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组织结构的柔性化、组织结构的网络化。
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双边合作的思考

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金融体系受冲击较小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东盟各国，受益于更加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甚至可以在这场危机中把握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强化双边服务贸易，为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建成添砖加瓦。本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并发展的背景基础上，探寻相应的理论依托，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合作机遇和所面临的障碍，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外，笔者通过对双方服务贸易的定性分析，预测了双方发展服务贸易的乐观前景，对于坚定信心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发展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的深化合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目前，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无论是服务贸易竞争力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服务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整体数据分析，还是各国间服务贸易分部门的横向数据比较，研究结果均显示：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有待提高、双边合作存在着互补优势。其次，本文从机遇与挑战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与东盟共同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加强服务贸易双边合作的可行性。首先是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一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探寻服务贸易开展方式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本文通过双边服务贸易的理论发展的综述，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盟进一步加强服务合作的复杂性，以助于在理论上加深对双边服务贸易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接着，本文探讨了双方在金融、旅游、信息等领域资源上的互补以及制度上的合作优势。发展趋势是良好的，但也不免遇到很多的制约因素：亚太合作格局的复杂性、双方服务领域并未全面放开等。笔者认为，这些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任何一个问题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都将成为制约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顺利发展的瓶颈。最后，分别从宏观层面与微观的部门层面提出政策建议。笔者首先针对第三部分中所阐述的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服务贸易区所面临的问题而提出了宏观上的相应的对策：中国应当立足于当前双方的服务业现状发挥自身优势、扩大对东盟的服务投资、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等，接着在第二部分对双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服务贸易各个部门的不同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强化双方合作、发展信息服务贸易、加强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以及进一步加强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稳固服务贸易合作地位的对策，并进行总结。
成达公司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

工程公司是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主体，通过对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开车服务、和项目的综合管理为工程项目创造价值。国际大型工程公司凭借着雄厚的财力、优秀的人才和杰出的管理能力，以及响亮的品牌和有效运作的组织系统，占领了国际工程市场的高端份额，因而使得能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司的发展基石。我国有能够实施对外承包的工程公司达1600多家，在国际工程市场上已经打拼了20多年，之中很多都是以国际型的工程公司为发展目标。近几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日趋活跃，中国军团的业绩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中国公司凭借着劳动力的低成本和坚毅的品质在国际承包工程市场闯出了一番天地。但大量的工程公司企业规模较小，经营结构单一，主要是从事施工分包，有能力进行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占少数。这种较多地依靠劳动力成本、设备制造成本的比较优势的做法在为企业赢得合同额增加和规模扩张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管理的低效益、员工的低工资和对社会的低贡献，更为严重的是对这种低层次竞争手段过度依赖心理而导致的对管理创新的扼杀。因此，战略转型势在必行，对那些有志于获得长期可持续利润的中国承包商来说是这样的。投资于企业的价值创新、技术创新，致力于差异化运作和发展，进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管理，对工程安全、环保和人才培训给予充分的重视，追求高附加值、避免低价投标和盲目投标，转变增长方式等是中国工程公司在未来几年战略转型的必经之路。只有将目前单纯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由技术、资源、业务组合、品牌、管理所交织而成的竞争优势，创造可持续利润才不会是句空话。中国成达工程公司把国际先进工程公司的模式与公司自身优势相结合，不断吸收国际工程公司的先进管理体系，并通过应用国内自主开发的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发挥国内机械制造业在性能价格上的比较优势，用好国家的走出去战略政策，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过去的十多年中先后在国外以EPC、BLT、BOOT等多种形式参与不少赢得一批工程项目，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本文借鉴成达公司走向国际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工程公司的长处和不足，提出建设国际性工程公司的发展思路。
投资外汇管制国家的外汇收款问题研究——以C公司阿尔及利亚经理部外汇收款问题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国内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投资到其他国家，但是，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大部分集中投资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外汇管制，对外汇买卖、国际结算和资金流动等实施了一定的限制性措施，这使得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汇资本回流已经成了普遍性的问题。目前对外汇管制进行规避实现外汇资本回流的理论还相对较少，并且多停留在融资与汇率风险的层面上，而在经营中通过特定的经营手段进行外汇管制规避的方法讨论不多。因此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有效的一般性解决方案具有较为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以往的一些规避外汇管制的策略基础上，创新地提出融资抵扣或两条线双货币收付款的方案，并通过对C公司阿尔及利亚经理部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对方案的实施进行理论验证，对方案的有效性和一般性进行讨论。为我国的跨国投资企业在投资到外汇管制国家的外汇收款问题上探索一条普遍适用的道路。全文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外汇管制的相关理论综述。主要介绍了外汇管制的内容、形成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对其实施与规避的理论争议，以及在已有的规避策略上创新地提出融资抵扣或两条线双货币收付款的方案。第二部分是论文主体，就C公司阿尔及利亚经理部的外汇收款问题利用风险模型进行分析，并引入创新方案，以其在该案例中的适用性验证方案的可行性。第三部分讨论创新方案的可复制性。第四部分为结论部分，对方案的有效性与不足进行评估。
中国成达工程公司印尼巨港电站BOOT工程承包方式及其风险分析

作为一个在化工、能源、高科技领域处于一个国内领先地位的工程公司而言，成达工程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例如目前国内传统市场日益饱和；另外在化工领域每年投资额较大的国有超大型集团如中石化，中石油，也在企业整合过程中兼并了较大的工程公司和设计院，造成很多集团内部工程项目不对外招标的不利形势。为了更好的发展，成达工程公司势必要向外走出去，扩大自己新的市场，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不足，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建设恢复、起飞阶段，需要不断建设电站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这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方面电力缺口增大，另一方面缺少资金。在成达工程公司和这些需要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共赢的契机。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成达工程公司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采用BOOT模式在海外投资建设电站，开辟了一条带动中国机电产品“走出去”的路子。但是好的设想和愿望并不一定能最终带来好的结果，实际的工程项目特别是BOOT这样比较新颖形式的工程项目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项目初期的概预算和投融资准备、项目各投资人的利益协调、印尼的政治波动、汇率，利率等经济因素的波动、工期的控制、费用的控制、各方的项目所在地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组织协调超过20家以上的各类，各国的公司进行统一工作，以及对成达工程公司高级人才的素质要求等等。这些因素会在项目执行的各个阶段给项目本身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甚至最终导致项目本身失败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活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前期)，要对影响项目的各类不确定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对存在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管理，对可以避免的风险进行规避，对某些不能避免的风险要减少损失，另外必须要寻求保险公司的支持，购买工程保险。本文目的基于对以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研究，希望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对中国制造企业、工程公司、金融企业以及保险公司在将来的工程实践起到一定的借鉴、帮助和指导意义。由于笔者知识及水平有限，因此文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老师、专家不吝赐教。非常的感谢!
中国工程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经济接触的日益广泛，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外资进一步进入国内市场，国内工程公司与国际工程公司的合作日益密切，并直接面临着与国际工程公司同台竞技的挑战；同时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国内的工程公司也迎来了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的机遇。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周刊所做的2006年度国际市场225家最大承包商的排名数据，2006年度225强国际承包商的国际市场营业额较2005年上升18.5％，其中中国承包商有49家，营业总额比2005年增长61.8％，显示了中国承包商发展的良好势头。对外工程承包是我国对外投资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作为带动设备、材料、劳务、技术和资本输出的一个综合载体，在我国外经贸总量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开展对外工程承包的中国工程公司，应当充分认识当前工程行业的国际化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快国际化经营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工程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为切入点，评介了适用的国际化经营理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工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正式拉开了序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但从总体上应该看到，我国的工程企业海外业务总量虽然呈高速发展趋势，但在涉及的领域和业务区域上还有较大的不足。首先是领域，房屋建筑和交通在中国工程企业海外经营份额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与同期的全球工程公司业务领域比例有较大的差异。而房屋建筑和交通对技术的要求和利润率都相对较低，这说明我国的工程公司在技术上还不具备和发达国家企业一争高下的实力。同时，从业务区域性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程企业的业务区域仍然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亚洲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集中的地区，所进行的工程多数为房屋建筑、交通、能源等基础性项目。我国在这些地区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一方面说明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有力的支撑了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工程企业进行海外扩展所具有的是比较优势，即技术和成本综合的相对优势。从这些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在规模、管理、技术上的差异，我国工程企业的海外经营实质上处于中小企业的竞争模式，即比较优势和低成本优势的阶段，因此主要应该以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作为国际化发展的指导理论。通过对指导理论的分析正确认识当前中国工程公司所处的竞争态势以后，结合中国工程企业进行海外经营的各种方式进行了优势及劣势评述，重点探讨了当前阶段如何利用在国内建设中积累的技术和制造优势进行对外工程承包。目前工程公司的国际经营方式主要分为劳务及技术输出、总承包(EPC)、PMC和BOT等，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我国的工程企业目前主要的模式已经全面进入到EPC模式。这一方面得益于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为海外市场的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身处发展中国家，我国工程企业具有低劳动力成本和制造材料及设备制造方面的价格优势。正是这种即能在技术水平上满足要求、在成本上又得益于我国较低的经济水平的比较优势，使得我国的工程企业在承接亚洲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工程项目时，比发达国家工程公司更具竞争优势。正确认识这种优势，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类似的潜力，继续扩大和维持这种优势。近年来，中小型电站项目的蓬勃发展就是高速发展的电力基础建设能力向外延伸的实例。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这种优势的可持续性。海外市场的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只有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赢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减轻外部市场波动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分析了我国工程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并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层面对我国工程企业国际化经营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从宏观政策上看，我国工程企业在对外进行工程承包过程中，往往缺乏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和融资渠道的支持以及政策性的鼓励，这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加以大力扶持。例如设立企业国际化发展基金、战略性的政策优惠、设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完善财税、金融、保险、外汇等政策措施。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行业行会的作用功不可没，作为工程企业、政府、市场之间的桥梁、参谋、助手，行会在引导合作、技术培训、行业规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当前我国工程行业国际化发展现状，行业协会应当进一步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体系、运行模式、相关政策与法律进行调研、探索；积极参与政府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促进国内工程承包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我国的工程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在普遍存在技术研发落后、项目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资本运作能力较弱、信息化建设滞后及风险管理意识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企业必须从增强研发实力、人员培训、引入外部战略合作伙伴、深化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积极主动地应对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国际市场。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比较系统全面的对我国工程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进行了研究，指出现阶段我国的工程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竞争模式主要还是基于技术和成本的比较优势，分析了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的研究，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层面对我国工程公司国际化经营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市场营销战略探讨

本文以自己曾经供职的一家国家大型制药上市公司(以下称：K制药公司)为对象，从自己的实际工作经历和亲身体会出发，以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市场营销战略为主线，分析了其分公司在坦桑尼亚所实施的市场营销战略的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最后，本文对中国制药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国际营销提出了对策建议；同时，为国内母公司对境外子(分)公司的有效治理提出了三种管理机制建议。在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有越来越多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对这些企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对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市场营销战略进行个案研究，积极探索和研究其在坦桑尼亚新兴市场上的成败得失，为中国企业在这些市场进一步开拓提供实例。本文主要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SWOT分析工具和4Ps营销组合工具进行分析和研究。本论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七章，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是引言，介绍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概述中国与坦桑尼亚政治经贸关系。主要对坦桑尼亚的基本概况以及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政治经贸关系进行了描述，分析了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必要性，指出中坦两国的贸易的形态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对疟疾、抗疟药以及中国制药工业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本章分析了疟疾的分布、发病情况和抗疟疾药品的用药趋势，并对中国制药工业的优劣势和中国医药外贸状况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K制药公司进行SWOT分析。对公司内部的优势和劣势，外部的机会和威胁进行了分析，为下一章阐述市场营销战略做出了铺垫。第五章解析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市场营销战略，是本文的重点。首先，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对竞争的市场进行扫描。其次，运用4Ps营销组合工具对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市场营销战略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六章对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经营战略进行解读。本章是第五章的补充，主要对K制药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和风险管理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思考和启示。首先，对K制药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市场失利进行反思。其次，为中国制药企业开展国际营销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最后，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概况与问题等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并存，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比重在全球经济中迅速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各种区域组织以及贸易协议来应对新形势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地理相接壤，经贸合作逐年密切，从经济层面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双方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有利于扩大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规模、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本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以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从政治层面看，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将有利于政治合作关系的加强，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区域合作也将使中国和印度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及建设必将对中国和印度的经贸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自由贸易区只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区内贸易基础上才会充分发挥其贸易创造、市场扩大和竞争促进等经济功效。因此，现在和今后较长时间内加强对中国与印度双边经贸的研究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双边经贸现状及其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分析其障碍并提出相应的战略与策略，以促进双边经贸的大发展，充分实现自由贸易区对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研究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必须从以下问题入手：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现状如何?中国与印度贸易结构如何?中国与印度的经贸竞争与互补何在?发展中印自由贸易区会产生何种经济效应?发展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有哪些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合作?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分析和研究了双边经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战略和对策。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第一章导论，主要是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思路与重点、逻辑框架、论文可能贡献与不足做出相关说明。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介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含义、类型以及世界主要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概况；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包含六点：寻求经济贸易利益、寻求贸易创造利益和发挥区位优势、增强谈判力量、国际关系中政治需要的产物、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强化各成员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并进而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间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域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评述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项规定，为下文的阐述与论证奠定基础。第三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着重把握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首先从双方建立自贸区的动因及必要性入手——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推动自身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确保能源资源安全与周边稳定；解决中印贸易恶性竞争，遏止贸易摩擦的连锁扩散效应；应对日趋复杂的亚洲经济格局；提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地位。接下来对中印经贸现状进行分析，确定了中国和印度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逐一分析构建中印自由贸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投资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着重从中印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入手，得出印度出口商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呈现增强态势，并通过实证分析中印贸易与GDP关系。第四章首先从四个方面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进行了探讨：1、中印双方政治体制关系的束缚；2、缺乏有效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司法程序；3、印度衡量市场经济地位使用双重标准；4、两国有限的民间交流与沟通。最后进一步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对策选择展开研究，一要加强我国参与中印贸易的总体战略规划，二要建立高效的双边贸易管理机构及运行机制，三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深化实施“走出去”战略，四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贸易环境，五要加强对印信息交流，以政治互信促互患合作。
QDII的投资者权益保护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各国是必然且迫切的选择。QDⅡ作为一国资本市场开放中投资者“走出去”的制度安排将是渐进的市场开放步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06年4月正式实施该制度，发行和运作情况均不理想，2008年1月22日，截至2008年2月，我国取得QDⅡ资格的五家基金公司除华安国际配置外，全部出齐四季报，数据显示，四只基金系QDⅡ遭受集体亏损，净值出现大幅度下跌，亏损达至237亿以上。1如此严重的亏损给消费者权益造成极大侵害。相对于实施多年的QFⅡ制度而言，起步不久的QDⅡ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和托管人的法律监管，以及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都处在摸索阶段。现在国内学界对QDⅡ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经济学角度，学术论文也是偏经济学角度居多。法律学角度的研究还相当少，还没有关于QDⅡ的法律方面的专著，仅有的一些关注也侧重于金融风险监管，提出应对风险和外汇管制建议，很少考虑对QDⅡ这种相对高风险产品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浅尝辄止，局限于原因分析或者事后的某种赔偿制度，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成果。在此种情况下，在法律视野内关注QDⅡ投资者权益保护就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文章通过借鉴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印度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台湾地区实施QDⅡ制度的成功经验，运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对QDⅡ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为QDⅡ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往文献提到对投资者保护的主要途径或强调契约，或偏重法律。本文将投资者与QDⅡ机构放在合同当事人的地位重新审视，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第一步应该是尊重当事人自身意思表示形成的合同，积极促进其履行。未果之后才考虑下一步行动。首次将“社会第三方力量”引入投资者保护的机制内，拓展出“机构投资者履约—社会第三方力量制衡—法律强制”的路径，并分别研究如何优化这三方面机制，以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在这个思路下，本文第一章首先阐述了研究QDⅡ投资者保护的背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展示了文章的结构，澄清了QDⅡ制度、QDⅡ投资者等先决性概念，又因为我国目前主要的QDⅡ产品均是以基金形态面世，而中小投资者也主要集中在基金系QDⅡ中，所以划定后文的研究范围——基金形式的QDⅡ。第二章主要从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QDⅡ的特殊性质、我国QDⅡ市场上特殊的投资者结构、QDⅡ融资合同的不完全契约性质、QDⅡ信托契约的格式合同属性等方面阐述对QDⅡ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接下来尝试从促进契约履行的角度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根据是否重视政府立法、执法在投资者保护过程中的作用，投资者保护理论可以分为契约论和法律论两种，本文在分别介绍这两种流派的主要观点之后，结合中国实际比较分析，认为以上两种不同的学说分别关注了投资者保护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事实上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构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相结合，并辅以第三方力量的监控和帮助，才能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意即以契约保护先行，第三方力量辅助，法律的强制性保护则作为最后诉求手段。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保护路径即“机构投资者内部治理，提高其履约能力—社会第三方力量制衡—法律强制“三个步骤。接下来第三、四、五章分别以上三个角度出发，从机构投资者内部治理以提高其履约能力，社会第三方力量制衡，法律等方面研究如何保护QDⅡ投资者利益。机构投资者内部治理主要有管理人的信赖义务、托管人的监督义务、信息披露、QDⅡ持有人大会等方面内容。由于国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早，且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有了治理成功的实例。因此这一章节主要遵循“各国立法比较研究——我国相关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原因分析——评价和改进建议”的逻辑结构。在借鉴对象上，除了英美等发达国家，还特别选择了印度，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是世界上引入基金制度最早的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研报告在对世界各国的资本项目管理归类时，唯独把中国和印度归为“长期的严格管制国家”，并且认为这两国正在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开放资本项目。2这说明两国的资本项目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有利于找出其共性进行总结，从而取其精华。第四章社会第三方力量制衡分别讨论行业协会、投资者资产损失补偿和保险机制、社会氛围等方面的机制如何更好的保护QDⅡ投资者的利益。由于本章内容相对新颖，在涉及制度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相关理论，因此引入了行业协会保护投资者的原理和途径、中小投资者赔偿基金和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股权文化的概念和内容等相对基础的原理，为后文的论述打下理论基石。在论述行业协会的作用时，分别讨论了完善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和构建投资者协会两部分。建立投资者资产损失补偿和保险机制的原因在于面对日益严重的汇率风险，国内QDⅡ投资者缺乏规避风险的工具，因此，必须出台相应制度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信誉机制等建议则尝试在整个社会形成有利于QDⅡ投资者保护的社会氛围。第五章主要是研究QDⅡ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首先通过比较分析各国QDⅡ权益法律保护现状得出结论，虽然我国在立法上对QDⅡ投资者权益保护已经有了基本的规定，具体体现在《宪法》、《基金法》、《合同法》、《证券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当中，但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却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少，层次较低，对投资者保护的重视不够，法律责任的设计上表现为重刑轻民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建议，比如构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明确各方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国内法体系内进行法律规则的协调与整合，并与国际惯例接轨。接下来讨论监管体制模式的选择，首先介绍了现行监管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作为我国金融业经营与管理框架划分基本原则的“分业监管”所面临的挑战，即市场上多头管理，部门之间的交叉管理、越权管理和不作为的情况比较严重，各部门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缺乏宏观协调，导致监管力度不够，市场效率低下。接下来涉及的内容是QDⅡ跨国业务对国内监管的挑战，比如无处不在的由QDⅡ境外证券投资问题引发的法律冲突，屡屡出现的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国外犯罪的现象，境外的投资顾问不遵守我国国内法之相关规定导致的违规操作。针对以上状况，本文分别提出两种制度设计的建议，一为协作监管模式，也即一种有法律约束力、有预期的多方联动监管协作机制，并将其作为向功能性监管体制迈进的一种过渡。在具体的设计上，可考虑由国务院牵头，将原有的备忘录法律化，并针对协作不力情形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条款，从而弥补原有备忘录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级监管组织体系，形成以中国证监会及其领导的各地证管办为主体的独立的、统一的、富有权威的全国性监管体系。第二就是要建立国际化监管模式。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并不断扩大和深化与境外监管机构的合作，将国内所设计的法则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获得当事国的认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研究——现状、问题、突破方向的选择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也在加快，相形之下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显得不尽如人意，东北亚是一个具有较大差异性的地区，由于其政治、历史的特殊性，使推进其区域经济合作更加困难。所以研究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合作的突破口，进而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加速发展，增强各国间的相互经济联系，扩大彼此的共同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促进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基于上述因素，本文以东北亚特定地理空间为背景和研究客体，运用区位理论对东北亚地区进行分析，说明东北亚地区存在区位优势，具有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和潜力。进一步研究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突破方向。本文共分五章内容来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综述、本文的主要贡献等内容。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以来，我国学者及东北亚各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观点和主张。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帮助作用，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基础条件。另外，本文列出现有的对于东北亚地区范围界定的几种不同观点，并说明本文所指的东北亚地区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与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比较，找到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存在问题并借鉴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的经验，来提出进一步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建议。文中具体在分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缓慢的原因时，通过与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比较，来找到阻碍其发展的因素，然后，根据所分析出的问题，借鉴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成功的经验来指出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突破方向。第二章主要阐述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背景、动因及基础。论文首先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东北亚地区各国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三个方面来论述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具有良好的环境和基础。紧接着运用区位理论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差异性及经济互补性进行分析，说明东北亚地区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开发潜力，自然资源丰富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东北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但正是这种差异性使他们在产业结构、资本技术、市场需求、劳动力资源等诸方面有巨大的互补性。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得出，东北亚地区特定的区位条件是其展开合作的基础，也是其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的动力。通过第二章的阐述，可以看到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良好基础和环境，但是现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昵?这就涉及到第三章的内容，关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从提出至今已经近20年了，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和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新阶段。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随着东北亚各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各国关系出现缓和，而此时世界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决定将图们江流域开发作为第五次联合国开发计划，至此，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开始起步。90年代中后期，各国经济发展都处于步履艰难的时期，又遇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影响了地区经济合作，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各国通过实施各种政策和调控逐渐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走出经济低谷，各国经济出现了根本性转机，同时，东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形势的好转使他们开始重新注视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并在合作领域和深度上都有所扩展。至此，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进入新阶段。在经历了近20年的开发合作，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有了明显的进展，经贸合作规模逐步扩大，合作的领域由贸易和投资扩展到产业合作、金融合作、能源合作、劳动力资源合作、农业合作、环保合作等领域，而且地区内开始探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初步形成，例如，由中国吉林省、日本鸟取县、韩国江原道、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建立了“环日本海地方政府首脑会议”制度，每年举行一次地方政府首脑会议，商讨地区合作与发展问题。珲春、境港、大连、北九州、束草等城市之间都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东北亚地区目前成立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汇集了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专家学者、金融及企业界人士，他们通过各种论坛和研究项目，进行对话、协商来研究、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探讨建立促进东北亚地区国际间经济合作的机制。虽然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应看到还是存在许多问题。第四章就是基于前面的讨论来寻找东北亚地区存在的问题。经过近20多年合作开发，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尽管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还处于松散的联合状态，尚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合作机制，合作仍然停留在以地方政府为主的状态，表现为“地方政府热，中央政府冷”的状况。而且合作多为民间自发行为，未引起区内发达国家和实业界的足够重视。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缓慢。为了找到致使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论文将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进行对比研究。东北亚地区与大湄公河流域有许多相似之处，合作的参与方都是既包括整个国家又包括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且在社会制度上成员国都是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起点都是项目开发，合作至今年限差不多，文化背景很相似。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与大湄公河流域对比分析得出，在政治上，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政治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历史遗留问题、大国利益矛盾、安全等问题一直存在且不易解决，在经济上，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甚远，在人种、语言、文化和宗教上具有复杂性。而大湄公河流域各国由于对“东盟意识”的认同，使他们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同时，他们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只有泰国相对高些，这正好突出泰国作为核心国的经济实力，在文化方面，他们的文化背景极为相似。虽然是多民族但是国家间山水相连、民族间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文化与商业交往。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阻碍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很难控制和改变，所以推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可以借鉴大湄公河流域的经验：大湄公河流域从项目合作开始，始终坚持合作开发的不断扩大与深入，最终形成次区域合作组织。这样可以避开政治矛盾与冲突，更好的发展项目合作开发。因为政治因素是阻碍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所以论文第五章提出以图们江地区开发为突破口，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图们江流域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首个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对其开发还处在基础性开发阶段，有待深入，所以，可以通过加快图们江地区的物流建设、以双边合作推动多边合作、政府与企业联动、筹建东北亚银行等政策，深化图们江流域的合作，使其范围不断扩大，东北亚所有的国家都参与进来，最终扩展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本文以世界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为依据和基础，全面探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的主要现象和问题，具体采取了以下研究方法： (一)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在经济研究中运用较为广泛。本文以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历史与现状为基点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开阔研究的视野，进而有助于揭示东北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的区别与联系，发现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二)归纳演绎法：归纳的核心是从具体到抽象，演绎的核心是从抽象到具体。通过归纳与演绎的互动，就能够更深入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本文在搜集整理东北亚地区经济关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并依据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框架进行演绎。为此，本文在尽可能搜集最新的、全面的数据基础上借助贸易结合度、双边贸易等资料数据，分析东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 (三)系统研究法：以控制、信息因素等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理论，从不同层面揭示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研究提供了可用的方法。
社会资本与我国演艺产品输出——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近年来，国际文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同时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领域。作为文化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演出贸易也不例外，国际演出市场空前繁荣同时竞争也异常激烈。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大国，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表演艺术品种，但演出贸易却逆差巨大，而且输出演出节目类型单一，远未形成规模。对于此问题，我国相关学界的关注度却极低。因此围绕如何扩大演出产品输出，积极开发多样性演出产品，形成多元化演出产品出口格局，提高海外演出实际收益，扭转对外演出贸易逆差这些课题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文主要观点对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但是当前国内学界对文化贸易的研究还远末细致化与系统化，研究成果也多局限于宏观层面。针对此问题，本文将研究范围细化到国际演出贸易这一特定门类，同时立足于微观层面，将表演团体演出产品输出这一特定经济行动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采用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表演团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其演出产品输出这一经济行动的成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演出团体的结构位置、网络位置及二者的交叉作用又构成其获取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紧接着本文区别了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对演出团体获取社会资本的影响的不同性质，认为演出团体可以通过自主地选择与行动，占据更好的网络位置以获取更好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得产品输出行动的成功。笔者将这种自主选择与行动称为“社会资本的动员”，并认为与优秀演出经纪(贸易)公司密切合作才是演出团体动员社会资本的最优途径。二、本文主要内容文章立足微观表演团体角度，以新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工具，以案例研究法为研究方法，着重论汪表演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演出产品输出这一经济行动的影响，并探讨了影响其获取社会资本的因素以其动员社会资本的途径。基于此思路，文章的主要内容通过以下七个部分进行详细阐述：第一部分，绪论。这一部分阐明了论文选择的研究对象、理论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这样选择的原因和意义所在，此外还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思路以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文化贸易与我国演出产品“走出去”。这一章的第一节给出了论文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文化、文化产业、国际文化贸易以及我国的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第二节首先从获取经济收益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两方面阐述演出产品“走出去”的意义，紧接着介绍我国演出产品“走出去”的现状，着重点出我国演出产品输出存在巨额逆差以及类型单一、规模小等问题，从而引出本论文的写作意义。第三部分，文献综述。此部分主要围绕新经济社会学展开。第一节主要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冲击与融合切入，介绍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介绍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体系，包括众多学者对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和定义，而后阐释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点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第三节概括性地阐释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主张，也凸显出新经济社会学在解释个体经济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独特视角与特殊优势。第四节主要介绍早期中国学者对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以及80年代以来新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状况。第五节界定了本文中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概念，为这些概念的运用打下基础。第六节则阐明本文的研究层面将集中于微观层面，即关注个体行动者的关系指向特性及其自身社会地位对其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的影响。至于中观层面仅在模型假设中涉及，整个研究不会涉及宏观层面。第四部分，社会资本理论模型。这一章是笔者在上一章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以社会资本为中心，进行的理论模型构建。在第一节中，首先给出理论模型的一组假定。包括：1、假定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2、假定每一种有价值资源界定一个特定的等级制；3、假定大多数有价值资源嵌入于社会结构位置之中；4、将网络中行动者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上述结构性的嵌入性资源；5、假定行动者的社会行动都是工具性行动，目的在于获取资源；6、假定个体之间的互动遵循同质原则，即个体拥有的资源越相似，他们在互动中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小，反之则反。第二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四个命题，分别是：1、社会资本命题，指出行动者行动的成功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正相关，并阐明其原因所在。而后给出测量社会资本好坏的标准，分别是与行动目的的相关性、达高性、异质性与广泛性，并指出第一、二个标准为核心标准。2、结构位置命题，指出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初始位置与其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联系，初始位置越好在获取拥有好的资源的社会关系上往往更具优势。3、网络位置命题，指出不同社会圈子之间的弱关系(即网络中的桥梁)在帮助个体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好的社会资本方面有积极作用，并解释这种积极作用的来源。4、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交叉命题：此命题将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的作用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表述为网络位置优势依桥梁连接的不同结构位置而定，连接的结构位置越高，对个体获取好的社会资本帮助越大。第三节对前述理论命题进行了整理与总结，并点出社会资本模型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关系性、等级制结构背景与微观层次适用性。第五部分，演出团体产品输出的社会资本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使用经验事实来印证前述理论命题。第一节针对命题1进行验证，选取了1930年梅兰芳先生携京剧赴美巡演以及1999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赴美演出两个案例，遵循逐项复制法则，论证演出团体产品输出行动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之间的正相关性。第二节论证命题2，选取了中国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型原生态歌舞剧《云南映象》的海外巡演为案例，遵循逐项复制法则，证明演出团体的结构位置在其获取社会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由于理论模型中的命题3与命题4其核心都是关于网络位置，因此第三节将二者合并进行证明，选择了两个结构位置大体相同的演出团体——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浙江昆剧团，通过比较二者近年来的代表性作品——昆剧青春版《牡丹亭》与《公孙子都》截然不同的市场运作轨迹与海外市场成绩来揭示网络位置对社会资本获取，进而对演出产品输出行动成败的关键性影响。第六部分，演出团体社会资本的动员。第一节首先区分了结构位置与网络位置对社会资本获取影响的不同性质，指出演出团体可以通过自身主动的选择与行动，占据更好的网络位置，以获取更好的社会资本，并把这种选择与行动定义为“演出团体社会资本的动员”。第二节探讨演出团体动员社会资本的几个可能途径，分别为与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以及与演出经纪(贸易)公司之间的“商缘关系”。在分析了这三种途径各自的优缺点之后，指出与优秀演出经纪(贸易)公司建立“商缘关系”，紧密合作才是演出团体动员社会资本以成功输出产品的最优途径，并指出应该加强我国自有的演出经纪(贸易)公司的培育。在最后的小结中，指出虽然与演出经纪(贸易)公司建立“商缘关系”是一种对“生成性关系”的构建，需要演出团体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这种“商缘关系”在微观上有利于增加对外演出的经济效益，提高社会效应，在宏观上可以扭转我国演出贸易的逆差，扩大其输出规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最后一部分，结语。主要站在国际文化竞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点明促进演出产品更好地“走出去”的重要意义。三、本文主要贡献本文的研究隶属于国际文化贸易的范畴，但是与以往此领域偏向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细致化和微观化，旨在探究其中演出贸易的内在规律，相信对微观演出团体的指导性更强。本文选择新经济社会学作为理论工具，此理论在解释和分析微观主体经济行动上有其特殊优势，此外，以案例研究法为实证研究方法，相信能更具体、更全面地呈现个体经济行动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