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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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经营下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研究——以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为例

当今世界，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全球化浪潮空前地席卷每一个角落，外国银行的“引进来”和本国银行的“走出去”共同构成了一幅银行跨国经营的时代图景。面对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竞争格局，加快我国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步伐已是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并购是现代商业银行提升综合化和国际化水平的有效手段，是扩大银行规模和开拓国际市场重要方式。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大银行进行全球扩张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手段。 2007年以来，我国工商银行并购澳门诚兴银行、购入南非标准银行股权，民生银行参股美国联合银行，国开行战略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等并购案不断增多。种种迹象表明，随着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资银行正在兴起一轮前所未有的市场化海外并购浪潮。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1993年英国西敏寺银行巨额海外亏空到1995年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被勒令清盘，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8年俄罗斯、巴西货币风波，再到2007年至今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近年来的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可谓险象环生、跌宕起伏。在此背景下，如何审时度势，科学地、积极稳妥地制定自身的海外并购战略，是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与增强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论文以此为研究主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银行跨国并购的战略流程和核心任务为主线脉络，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招商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案例分析为重点，详细分析评价了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环节，即并购前的准备阶段、并购过程中的实施阶段和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三大部分。在案例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中资银行跨国并购应该考虑的主要战略环节、战略步骤以及面临的风险因素。以此作为论文的研究框架，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以及论文的贡献与不足。第二章，“跨国并购：国际化经营下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本章从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大背景出发，探讨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特殊含义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开展国际化经营。分析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是与我国金融市场的扩大开放紧密相关，与我国银行本外币业务的日益融合紧密相关，也与我国外向型经济结构特点、国际金融市场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等重要原因密切相关的。在国际化经营的大趋势下，相对于境外设立网点机构，跨国并购是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伴随着中资银行股改上市后资产规模和财务实力的极大增强，中资银行将选择通过并购来增强自身综合化与国际化经营能力。从发展来看，银行业的跨国并购是大趋势，我国的金融资本将加速在国际市场的融合。第三章，“招商银行海外并购的目标选择：准备与设计阶段”。本章重点考察了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目标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详细论证了招商银行选择永隆银行作为并购目标的客观依据与战略考虑。论文分析认为，“银行自身的综合化经营战略”、“并购地与母国经贸一体化程度、地理距离和文化相近性，是否是国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当地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与中介机构发达水平”、“被并购方未来的盈利前景、规模、市场地位、品牌价值、企业文化以及特有的网络、客户、产品优势、服务经验”，“并购的时机是否合适”等因素都是海外并购目标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论文还通过案例分析认为，招商银行选择香港地区开展银行并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选择永隆银行有利于业务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的发挥，不仅是其实现综合化经营的战略需要，也是增强国际化经营竞争实力的战略需要。无论是并购区域的选择还是并购对象的选择，招商银行此次并购行为是符合其战略发展需要的，在并购的准备与设计阶段是较为成功的。第四章，“招商银行海外并购的定价：谈判与实施阶段”。本章详细综述了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并从事后评价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定价问题。论文分析认为，银行跨国并购的定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标银行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股权交易数量能否取得控制权、目标银行的规模、公司治理水平、目标银行所在国的监管环境都是并购交易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并购过程中银行定价的基础。从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案来看，如果仅从财务角度出发，永隆银行的收购价格偏高，其收购价格位列近十年来香港上市银行股权出售的第二高价，高溢价收购必然导致招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下滑、盈利放缓等负面后果。目前永隆银行的次贷投资损失尚未完全暴露，同时受未来激烈竞争的影响其是否具有高成长性值得思量。但是，考虑到香港银行控股权的稀缺性以及“控制权溢价”和“牌照优势”等因素，这一价格仍具备合理性。收购会在短期内给招行带来较重的财务压力，但相对于短期财务效应而言，收购永隆银行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战略效应。第五章，“招商银行海外并购的整合管理：完成与整合阶段”。大量的研究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并购的整合阶段在整个并购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决定并购成败的关键环节。本章重点阐述了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重要性，并将银行并购整合分为并购前期、建立整合、快速整合、同化整合等四个阶段。综合来看，招商银行对整合管理的各个方面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虑，确定了永隆整合项目团队和决策机构，制定了清晰的战略目标和紧密的整合计划并有序推进，同时管理层变动和人事调整已初步完成。截至目前，招商银行整合的准备工作和前期安排进展顺利，其渐进式平稳过渡整合的方式以及“合而不同、优势互补”的整合思路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现在就全面评价永隆并购案还为时尚早，实际的整合效果还有待持续的观察和考证，接受时间的检验。第六章，“主要结论与启示”。总结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深入探讨了未来中资银行跨国并购应该考虑的主要战略环节、战略步骤以及面临的风险因素。分析认为，中资银行在拓展海外业务的实践中，选择采取何种组织形式进入海外市场要进行多方位的考量，并无固定模式，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都要进行跨国经营，发展海外市场业务。各银行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实施不同的银行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及进入海外市场的具体方式。总体来看，海外并购是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必然选择，其制定海外并购战略时应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准确把握全球和区域发展环境，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二是以利润为核心，找准适合自己的业务领域和并购对象进行重点拓展；三是循序渐进，明细并购战略步骤，因时因地制宜，科学组织并购整合，有效控制风险。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要等待和选择特殊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对象及价格以外，银行自身要转变思维更新理念，建立起高效的、科学的境外管理机制，建立起基于全球统一的技术平台，不断培养、锻炼一支具有跨国家、跨文化管理能力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了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战略抉择与实施步骤，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对未来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活动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由于笔者知识水平和实务经验有限，以及相关内部数据的缺乏，论文在定价分析和并购整合论证方面还有尚需完善之处，这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外汇储备的周期性和周期适度规模研究——基于HP滤波方法

对于外汇储备管理问题，西方经济学者很早就已开始研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迅速。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甚至已增至1.76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外汇储备规模增大引起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也日益凸现。本文以我国外汇储备的周期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周期增长和适度规模。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影响外汇储备的一般性因素进行分析，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这些因素中筛选出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实际因素，并且采用实证方式对这些因素进行检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全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简要介绍本文结构和创新部分。第二部分：对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界定和研究状况。本章主要对国际储备、外汇储备、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等相关概念做出详细的解释，并提出了研究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所存在的现实意义。国际储备是指各国政府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以及应付紧急支付而持有的并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一切资产。世界银行关于国际储备的标准定义是：“国家货币当局占有的那些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以直接或通过有保障的机制兑换成其它资产以稳定该国汇率的资产”。一般而言，国际储备就是一国货币当局能随时用来干预外汇市场、支付国际收支差额的资产。第三部分：主要是文献综述，将分成两部分对国外和国外关于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研究状况做出全面的描述。第四部分：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进行滤波的分析，这个也是本文的主要部分和创新点。我们认为外汇储备也是具有周期性的。所以用滤波对数据整理分析得出一个简单模型。研究方法主要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手分析的。在需求因素分析中提到了如下几个方面： 1、进口规模：如果一国的开放程度越高，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依存度较强，进口的金额就大，那么该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大；反之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小。 2、边际进口倾向：如果一国的边际进口倾向较大，在国内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进口交易需要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会较大；反之，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会小些。在考察进口对外汇储备需求的影响时，还有必要对该国的边际进口倾向做出合理的估计。 3、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如果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说明进口的变化大于收入的变化，边际进口倾向大于平均进口倾向，这些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对外储备的需求要大一些；反之则说明进口的变化要小于收入的变化，边际进口倾向要小于平均进口倾向，这些国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要小些。 4、外债：外汇储备与短期未偿还外债的比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目前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偿还外债的能力．当这个比率大于1时，表示这个国家在其他偿还外债的手段不能奏效时，具有动用外汇储备的能力；反之若小于1，该国就不具备动用外汇储备还款的能力，可能会引发短期内的债务危机。 5、外国直接投资资本：作为接受投资的东道国其经常项目下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利润汇出，即使将利润留存作为以后扩大投资的资本，这只是意味着更多利润汇出的延迟。当FDI累计到一定的规模，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汇出将可能对一国的对外支付能力产生压力。在我国目前实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外商的利润汇出是与外汇储备直接相关的。 6、汇率：汇率制度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实行的是宽松的汇率政策，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那么相应地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就会较少；反之，如果货币当局实行的是强硬的干预手段，随时维护本国货币的汇率和外汇市场的稳定，那么就会需要较多的外汇储备。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各个项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减反映出来。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项目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因此汇率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进口这一渠道来改变对外汇储备需求状况的。 7、中央银行的干预以及国内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政府必须干预外汇市场，影响汇率的走向和变动幅度，达到其对汇率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一般情况下，央行的干预资金主要来自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因此央行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的频度和力度，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供给因素中涉及到的是：出口、外国直接投资资本以及外债。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债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了外汇储备，在本文中将它们分别作了描述和分析。第五部分：我国适度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滤波处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联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的增大，判断一国外汇储备是否适度，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实现了内外均衡。其中，内部均衡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控制程度；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情况，尤其是经常项目的收支情况，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程度。当一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同时国际收支也达到了基本均衡，而且汇率稳定，就可以说其经济处在内外均衡的状态，此时的外汇规模为适度规模。在实际测算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时，既要照顾到理论本身的要求，又要确保相关数据是可以获得或者是可以估算的。在尽可能收集到基本经济变量数据的基础上，笔者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方法，先全面考虑所有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基本经济因素，然后逐步剔除，直至选出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存在协整关系、适用于我国的基本经济要素，选取了经济开放与对外依赖程度、外债的负担情况、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回流的外汇支付、外贸条件、经济发展规模、对外融资能力、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作为解释变量。这个部分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主要从滤波方法与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简介和HP滤波处理建模三个部分进行介绍。我们认为外汇储备也和国内产出一样具有经济周期性，所以我们大胆采用经济周期的HP滤波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再整理和回归。第六个部分：滤波处理后的数据建模，分为数据处理与比较分析和建模过程及结果分析。本文摒弃了传统的协整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而是在对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内涵的理解基础上，依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贷双方，对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进行经济周期分析，比较各个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同性，设计出外汇储备指示器(Foreign Reserve Indicalor)。从而对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预测与评估。最后为本文的不足和改进构想。第七部分：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些建议，提出了利用外汇储备的合理渠道：向有竞争实力的企业注资，支持其“走出去”的战略计划；制定更加积极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市场，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发展，将部分现汇以资产形式流动起来，全面发挥外汇储备资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确定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时，应采取多样化策略。按照我国进口付汇和偿还外债付汇的币种结构来安排储备货币币种的构成。另外，减持美元并适当增加欧元等币种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性风险。同时，也密切关注货币汇率的变化，根据软硬货币的相对变化及时调整，以便实现国家外汇资产的保值。加强资本项目的管理。为了防止国际投机资本进入造成外汇储备虚增，金融风险加大的情况，当前央行需要制定适当的存贷款利率，降低本外币利差；协调各有关部门增强汇率弹性，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消除投机空间，使投机资本转移出去，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均衡发展。发展债券市场。如果货币当局买进外汇时不是增发货币而是以债券等金融工具来交换，则通胀的压力就可减轻。但是，目前我国的债券供应不足，央行调控的债券较少，在这些债券中，国债又占了70％～80％，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仅占很少比重，如果靠发行国债来换回外汇，可能会变成另一增发基础货币的途径。第八部分：最后的总结与展望。本文的写作以文字叙述为主，同时使用图表、统计数据以及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加以论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文运用了大量详细数据，对外汇储备规模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在国内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综合性。但由于笔者学识水平有限，本文论述的方法和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有些方面仅仅点到，未作深入研究，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对其进行不断补充和深化。
论如何加强两岸金融监理制度与合作发展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不仅直接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转型与产业升极，增加了台湾外汇储备，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对大陆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两岸金融合作发展是两岸经贸合作的核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日趋加速的今天，如何根据海峡两岸的综合现状和未来趋势建立一套适合两岸特点的金融合作交流平台和运作机制模式，是两岸人民共同把握机遇、共创和平繁荣的当务之急。本论文之研究目的与创新有二:第一，强化两岸金融监理制度与公司治理，保障存款人、股东与债权人之权益，维护区域金融体系之稳定与安全；第二，比较两岸金融体系发展程度，根据海峡两岸的综合现状和未来趋势，模拟一套两岸金融合作交流平台与运作机制模式，以及对未来做出建议。
跨国直接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机制优化研究

全文共分7章，除第1章导论外，由理论研究、实践考察和政策建议三大部分构成。其中，第2-4章是理论研究部分。第2、3章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者与政府对跨国直接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的需求和供给；第4章对税收激励的供求进行博弈均衡分析。第5、6章是实践考察部分，对国外与国内跨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实践进行考察与探讨。第7章是政策建议部分，提出优化我国跨国直接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的税制与管理安排。具体结构如下：第1章，导论。陈述选题的背景、意义：对相关术语作出澄清和界定；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介绍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简述研究的基本思路与逻辑结构；指出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第2章，公司所得税激励的需求：跨国直接投资的视角。本章的主题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视角，分析公司所得税激励存在的必要性，并探究税收激励对跨国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 (1)构建东道国和母国税收政策在投资环境中地位的框架图(图2.2)，明确税收政策在东道国和母国投资环境中的定位。税收政策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在投资环境中的重要性因时间、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 (2)拓展企业投资决策树(图2.5)。在分析跨国直接投资时，首先要考虑到包括税收激励在内的母国税收政策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 (3)公司所得税激励对FDI诸多决策有影响。第一，税收通过影响跨国投资收益率而影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因为降低税率和税收激励会增加企业的税后收益率，在企业投资的不同层次影响其区位决策。第二，东道国税收激励政策对跨国公司投资总量影响的分析显示，跨国公司投资总量随东道国投资环境优化程度呈正方向变化，而东道国激励的幅度与该国投资环境的优化程度呈反方向变化。第3章，公司所得税激励的供给：东道国和母国政府的视角。本章的主题是：构建政府提供公司所得税激励的决策树(图3.1)，以该决策树为线索，将国际投资学与税收学理论结合起来，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两个视角；从为什么吸引FDI或鼓励ODI，以及为什么以税收激励吸引或鼓励ODI两个层次，系统研究公司所得税激励的供给机理。并对公司所得税激励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重点分析跨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对公司所得税激励进行公平与效率均衡分析，指出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制定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标的大体公平的FDI税收激励政策。第4章，公司所得税激励的博弈均衡分析。对于跨国投资者而言，在其他投资环境相同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税收激励越多越好，因为税收激励越多，其税后收益越大，利润越高。对于政府而言，在其他投资条件和跨国直接投资流动不变的情况下，提供的税收激励越少越好，因为税收激励意味着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和其他激励成本。因此，一国税收激励的最终确定，是诸多参与方博弈均衡的结果。本章的主题是，具体分析公司所得税激励在诸多参与方之间的博弈均衡。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1)公司所得税激励的供求均衡分析。以跨国直接投资者与东道国的行为选择作为研究对象，以东道国税收激励政策的最优设计为宗旨，构建博弈分析模型，并探讨其一般均衡及政策含义。 (2)两个东道国间税收激励的博弈均衡及其政策含义。指出一国如果比周边国家拥有明显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则可以减少对FDI的税收激励。 (3)东道国内部地方政府间对FDI提供税收激励的博弈均衡。指出地方政府间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为导向，加强FDI税收激励的合作和协调，避免不必要的税收激励竞争和效率损失。 (4)母国税收激励对海外投资企业收益和国家净福利的影响。指出无论在微观层次上还是国家宏观层次上，发展中母国政府都应对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给予税收激励，推进企业走出去，使国家和企业获得双赢的结果。第5章，公司所得税激励优化的国际经验。本章的主题是：从东道国和母国的角度探讨各国对FDI和ODI的税收激励及其优化经验，以期为我国税收激励的优化提供借鉴和参考。首先，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韩国的典型案例三个角度，概括东道国FDI公司所得税激励优化的国际经验。其次，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日本的典型案例三个角度，概括母国ODI公司所得税激励优化的国际经验。最后，对国外公司所得税激励进行经验总结。本章的主要结论是： (1)税收激励适时调整。跨国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是一国外资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各国税收激励都与其经济形势保持一致，并随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外资政策的转变而调整。 (2)不同国家针对跨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侧重点有差异。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输出国，是投资者母国，因此，更多的激励是给予ODI；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资本输入国，是投资的东道国，因此其激励更多地是针对FDI。 (3)鼓励FDI和ODI的税收激励形式多样化。发达国家更多采用亏损结转、加速折旧、投资亏损准备金等间接税收激励形式，而发展中国家采用较多的是税收优惠期、降低税率等直接税收激励形式。 (4)注重税收激励的法制和管理。各国都通过法律明确税收激励的标准和幅度，增加其规范性和透明度，减少任意性；许多国家规定了税收激励的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并建立税收支出制度，加强对税收激励的宏观管理；建立反避税税制，加强对税收激励的微观管理，防止税收激励被跨国纳税人滥用来进行国际避税。第6章，中国跨国直接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实证分析。本章的主题是：详细分析我国跨国直接投资及其公司所得税激励的现状、效应与存在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提供现实参考。首先，从吸引FDI和鼓励ODI两个角度，概括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效应。其次，分析中国针对FDI的公司所得税激励，重点探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新税收激励对FDI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最后，分析中国针对ODI的公司所得税激励，重点探讨ODI税收激励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本章的主要内容是： (1)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我国并没有取消税收激励政策，而是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原来税收激励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必要调整。税收激励调整不会降低FDI的总规模，但会对不同结构FDI的规模造成一定影响，这将有助于实现FDI来源结构的优化，提高FDI质量。第一，来自欧美日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在FDI总额中所占比重将逐步提高；第二，来自港台地区的小规模、出口导向型FDI将有所减少；第三，滥用税收激励的“假外资”、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假外资”将有很大程度的减少。 (2)新《企业所得税法》建立起“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激励体系，产业优惠避免了地区间税收激励导致的无序竞争，将促使外资企业的投资经营由地区选择向行业选择转变。这必然提高我国引资的质量，促进优质外资在中国的合理布局，以及FDI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3)现行ODI税收激励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系统的ODI税收激励法律体系；第二，ODI税收激励形式单一，政策导向性弱；第三，境内外亏损抵补办法不合理；第四，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措施不健全，如分国限额抵免法弊端凸显，超限抵免额只能向后结转，间接抵免层次不明确，很少从母国角度考虑税收饶让；第五，税收服务和税务管理不到位。第7章，中国跨国直接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的优化路径。本章的主题是：以第2、3、4章的理论分析为基础，以第6章的实践作为背景，借鉴第5章的国外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总体战略的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优化跨国直接投资公司所得税激励的对策建议。建议从东道国和母国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和分析。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着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当前我国已经是信息产业大国，在信息技术更新换代及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趋势下，既面临着因缺乏核心技术及标准控制能力而处于产业链低端、受制于人的困境，又面临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而对我国比较优势提出的挑战。我国信息产业应如何发挥已有基础和优势，将确定怎样的新战略目标及发展路径，又将以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推动目标的实现，对于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在全球地位的提升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本文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以信息产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区域发展和技术创新为研究框架体系，展开对信息产业基本理论、国内外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特别是我国信息产业“双向并进”新发展模式的研究。除导论外，论文有三个部分共七章，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理论，包括第一、二章。其中第一章主要研究了信息产业的内涵、特征、作用以及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并对关于信息产业内涵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归纳和综述，给出了本文对信息产业的定义以及适合我国国情并具有时代特征的我国信息产业分类体系图。其中论文还采用复合增长率外推法，量化预测了2007-2012年全球信息产业总体市场规模将持续高速增长，并认为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梯次化与分工全球化、产业界限模糊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研发国际化和标准化等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二章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对信息产业进行了系统分析，为进一步研究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对于信息产业的产业结构，论文主要从产业内部结构理论出发，对影响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的几个重要结构因素即信息产业的产品结构、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等进行了分析，给出了信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评判标准以及高度化的相关概念，并对信息产业特有的内部需求引致规律及其作用原理进行了论述。对于信息产业的产业组织，论文运用SCP分析框架，从市场结构入手，分析了信息产业的市场结构与特征、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其中，论文把以信息技术作为主要投入要素而使信息产业出现竞争和垄断同时被双双强化的市场结构定义为“技术竞争垄断型”市场结构，该结构以技术创新引发竞争—垄断—竞争的不断循环，在客观上促成了竞争性越强反而越有利于垄断的这种有别于传统四种市场结构的特殊结构的形成。在市场行为的分析中，主要讨论了近年信息产业频发的兼并重组以及战略联盟的成因及趋势。最后，论文通过分析认为，信息产业“技术竞争垄断型”市场结构是最有利于信息产业创新和能够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一种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为我国信息产业新发展模式中产业组织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信息产业的区域发展，分析了产业国际转移的相关理论及其动因、特点和未来转移趋势，还分析了信息产业集群的现状、类型、成因和作用。对于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分析了信息产业的技术进步机制、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全球化特点，其中着重分析了创新驱动下的主流技术与非主流技术的更迭过程。论文的第二部分即第三章，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的概念、分类及影响因素，再对美国信息产业的“自然成长模式”、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的“东亚模式”和印度的“软件服务外包模式”等有代表性的典型模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分析。该章为后面分析我国新模式时借鉴国外经验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包括第四至第七章。其中第四章首先将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的演变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的三种模式，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府主导，军工为主”模式；20世纪80年代“计划与市场并行，军用与民用结合”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以市场换技术，加工制造为主”模式，并对这三种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文章认为，我国现行“以市场换技术”模式对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作用不够理想的原因主要在于消化吸收能力不足，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也决定了外企不可能转移其最先进的技术。这为第六章对“以市场换技术”模式的进一步评价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新选择提供了分析的基础。第二节则从产业结构、市场集中度、产业集群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信息产业的现状，这是选择新模式的基础。第三节分析了我国信息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第四节则以前面的分析为基础，提出适合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的信息产业新发展目标—由“信息产业大国”向“信息产业强国”转变，实现目标最关键的是要做到两个方面的突破：从信息产业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突破和通过自主创新在核心技术和标准控制上实现突破，并以此目标和实现路径提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以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及区域发展模式的优化，推动产业战略性升级；以核心基础产业及技术标准的自主创新为突破口，提升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新模式以我国信息产业已经具备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坚实基础为前提，以新一轮信息产业国际转移和技术革新趋势为背景，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信息产业强国为目标。新模式既遵从产业链由低到高的渐进式升级和有序发展，又注重核心技术的突破进而高端控制产业链的跨越式发展，是一种信息产业高低端同时发展的“双向并进”战略，故我们把此模式定义为“双向并进”模式。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渐进式迈进的“推力”和掌控核心技术及标准的高端“拉力”共同形成促进产业链升级的合力效应，驱动我国信息产业整体向前发展，这是“双向并进”模式的精髓。新模式既不是对我国现有技术引进模式的完全摒弃，也不是对国外已有模式的整体照搬，而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具有综合优势的模式。新模式将继续发挥“以市场换技术”的作用，但把自主创新放在了技术进步的首要位置，更加突出自主创新对我国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作用。第五章分析了“双向并进”新模式的两个主要内容即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优化。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提出要增强产业链集成式发展的观念和意识，升级已取得规模优势的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以软件、集成电路等核心基础产业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突破口，以信息服务业作为新增长引擎，形成制造业、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协同互动的新型产业链。论文提出“技术竞争垄断型”市场结构是我国信息产业组织优化的新目标，以“大公司”战略为途径，以技术联盟、跨国并购等市场行为应对“走出去”的挑战和“迎进来”的冲击。论文还以我国近10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利用SPSS软件分析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前景以及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对信息产业增长的贡献，并以统计分析的结论为依据，提出我国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品制造业应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为扩大内需型，构建基于内需的信息产业链的形成，以缓解外向型产业链条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第六章分析了“双向并进”新模式的另外两个主要内容，即区域发展模式与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对于区域发展模式，论文首先指出目前我国信息产业存在“集”而不“聚”、创新能力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升级现有产业基地，发展新兴产业群，培育产业增长极，构建‘东—中—西’地理走向的信息产业区域梯度分布格局”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其中利用增长极理论分析认为目前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增长极的极化效应较为突出，但扩散效应却相对微弱，并提出应以产业国际转移和国内现有产业集群升级为契机，进行国内产业转移。这样既能缓解现有产业集群升级的压力，发挥东部地区的扩散效应，又能解决我国信息产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形成完整的国内信息产业链。对于技术创新模式，论文首先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现有技术引进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虽然现行技术引进模式对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够理想且引来各界褒贬不一的争论，但本文认为该模式并没有过时，而是需要更全面科学的理解和实施，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然而，仅靠技术引进不能解决我国核心竞争力薄弱的问题，信息产业以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决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趋势迫使我们必须把自主创新放在技术进步的首要位置。因此，论文将我国应采取的新的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模式概括为“注重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以核心基础产业及技术标准为技术进步的突破口；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施行‘标准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发挥集群式合作创新及技术联盟的作用”。其中论文着重提出我国在实行“技术标准战略”时应以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以产业化的运作首先形成事实标准，从而加大参与制定和控制国际标准的谈判砝码，进而将事实标准变成国际标准。第七章从信息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组织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创新模式的实施等提出了的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首先提出我国应加强基础设施、市场、资金和人才等信息产业发展的公共环境建设。对于产业结构，着重对核心基础产业、软件产业、信息服务业和信息产品制造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产业组织，则建议调整引进外企投资的导向，对大企业跨国并购给与支持以及建立应对贸易争端的机制。对于产业区域发展，则从集群发展和构建国内梯度分布格局两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对于技术创新，则从建立高效的国家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和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促成跨国科研机构的设立和参与等三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综上，论文分析了信息产业的基本理论，给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双向并进”新模式及其政策建议。我们相信，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动力，通过升级加工制造业，突破核心基础产业，发展信息服务业，以“大公司”战略为主塑造“技术竞争垄断型”市场结构，培育新兴产业群，构建“东—中—西”地理走向的信息产业区域梯度分布格局，注重事实标准的“标准战略”等论文所阐述主要观点的采用和实施，我国“信息产业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安全研究——基于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产业安全评价模型，构建比交完整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的方式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安全状态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程度的估算值为67.75。根据本文设定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及对应的五种不同产业安全状态，得出了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为“安全”的结论。因而从总体上说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是安全的，产业安全问题基本不存在。同时，由于评价值接近安全状态区间的底线，表明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因素影响中国发电设备的产业安全，因而存在潜在的产业安全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维护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保持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介绍本文的逻辑结构；归纳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客观评价本文的创新与突破；指出研究难点、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二章：产业安全基本理论。本章首先简要梳理古典经济学前后以及当代最新的关于贸易保护、产业安全的经济思想和主要理论；然后再阐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关系；并重点研究产业安全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以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和研究的基本逻辑。第三章：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本章在深入分析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的基础上，引入产业安全评价方法及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后面的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安全研究提供研究方法和指导。本章还选择美国、日本、韩国扼要介绍国外维护产业安全的实践及经验。第四章：产业国际竞争力基本理论。本文推崇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本章对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相关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作简要介绍，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模型作初步研究，为将要进行的包括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进而对产业安全状况评价在内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五章：实证研究一：重大装备产业与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本章在界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概念的基础上，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性产业特征以及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作出简要分析，并从发展历程、产业规模及产品产量、产业主导产品、产业内厂商结构、进入和退出壁垒、产业市场前景以及产业“走出去”情况等各个方面对作为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代表性行业的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作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将要进行的产业安全实证研究做准备。第六章：实证研究二：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估是产业安全状况评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及相关理论，本章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最重要的代表性行业发电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专门研究，为下一章的产业安全综合评价研究奠定基础。结合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及重大装备产业的产业特征，构建专门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专门对业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价，为产业安全总体评价提供有关结论和数据。第七章：实证研究三：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在上一章专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章节关于产业安全的影响因素的论述，本章利用现存的评价模型和方法，构建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产业对外依存度以及产业控制力等几个方面对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状况进行总体评估，并在对影响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作出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高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安全的建议思路。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试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有所创新：在研究对象方面：关于产业安全的系统研究本来就起步很晚，在我国则是随着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才开始对产业安全问题予以关注，因而相关的文献并不多，更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大背景下，本文专门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进而对重大装备产业的产业安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产业安全角度研究我国重大装备产业，在国内尚属首次，该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并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直接调查，专家咨询，引用大量的第一手最新数据，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第一次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根据发电设备这样的重大装备产业所具有的产业特征，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构建了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产业安全评价模型和最新数据，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的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客观的评估，并得出了由价值的结论。在观点创新方面：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得出了一些对中国重大装备产业发展有价值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新思路、新建议。 (1)突破传统的以产业保护为重点的产业安全观，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2)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导向的产业安全观，对产业安全的概念做了重新界定：产业安全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重要的国民产业在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其生存与发展不受来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威胁而保持一国的经济安全。 (3)基于对中国发电设备制造产业安全的综合评价，认为，以发电设备制造为代表的我国重大装备产业总体上是安全的，但安全的程度接近评价值范围的底线，因而仍然存在一些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潜在重要因素。 (4)虽然我国重大装备产业面对开放经济具有较强的产业控制力，但随着我国金融及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重大装备产业内主要企业纷纷进入境内外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外资并购而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潜在威胁。 (5)随着我国重大装备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认为有选择的并购国外研发机构，是提高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6)随着我国重大装备产业的市场需求逐步趋于理性，进一步推动产业国际化经营，实施包括扩大产品出口、技术出口及部分产能逐步向国外转移的“走出去”战略，是维护产业安全、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显著。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国外多重因素作用，国内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就业”日益成为我国理论和实际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将对国内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重点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表现为负值，间接就业效应表现为正值，两者之和的总就业效应为负；(2)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方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程度最大，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次之，对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微乎其微；(3)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同时促进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对当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其次，对国内外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就业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论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并对其精髓予以梳理和评述，并围绕着数量、结构等方面描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的发展现状。然后，通过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利用最小二乘法从总量效应、产业效应、素质效应三个方面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展开了实证分析。接着比较研究了韩国、新加坡、美国、意大利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和促进国内就业上的不同状况。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就我国如何更好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就业增长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盈余优化模型在我国寿险公司投资资产配置中的应用

在传统的寿险公司投资资产配置中，经常用到久期、现金流匹配等资产负债管理方法。但由于市场上缺乏足够长期限的资产，寿险公司常常不能实现很好的资产负债匹配。本文从我国寿险公司投资资产配置的现状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以2003年1月-2006年12月的资本市场的月度数据与寿险公司年报、半年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采用常见的国内与国际投资数据：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中标300指数、上证基金指数、国债指数、企业债指数、标普500指数、国际股票指数、全球政府债指数作为所配置资产类别的投资基准，应用盈余优化模型得出结果。通过模型实证发现，加入负债因素对我国寿险公司投资资产配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不同收益率水平下，债券始终保持较高的配置比例；股票和基金的配置比例一直未超过监管上限；而随着投资收益率的提高，海外投资的比例达到监管上限。在结果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改善我国寿险公司投资资产配置的建议：优化产品结构，调整公司负债变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谨慎投资股票、基金等股权类投资资产；待时机成熟可适当放开海外投资比例。
中日两国货币趋势性升值对OFDI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品生产和流通国际化的客观经济现象，是适应生产力跨国发展要求的经济行为。尤其是在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各国都试图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中获取超出国界范围的国际利益。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步入正轨，尤其是在1998年“走出去”战略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目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2005年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开始了人民币的趋势性升值过程。中国的货币长期以来一直面临升值压力，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升值2％，其后又不断升值，期间虽有波动，但从长远趋势看，人民币仍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本文以日本、中国为研究对象，考察一国货币的趋势性升值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异同，结合中国的国情，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日本和中国的汇率升值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直接总量的增长，但是汇率升值对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却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对投资母国的产业结构又产生了一定的调整作用。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我国应抓住汇率升值的机遇，改善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进步、生产规模、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变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服务行业的迅速崛起，使得全球产业结构亦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从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开始转向了服务业领域。目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和总流量中都已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超过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领域日益凸显出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成长，使其成为目前经济学界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已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但国内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基本上侧重于对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少数研究虽然针对服务行业，但是研究则偏重在外资流入对我国服务业的影响，而有关我国服务行业主动“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在现有文献当中仍不多见，特别是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文章首先对有关服务业的对外投资理论及研究状况等做了较为简炼的概括和引申，接着采用大量详实的数据论述了世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一般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把研究的视角逐步拉回到找国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上来，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出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在流量，还是在存量都在逐年显著增加，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为进一步探掘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驱动力，文章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影响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动力，试图探求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规律，从而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研究的基本分析范式。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普遍存在投资规模小、投资领域过度集中、投资流向分布不均、投资方式单一、投资水平不高、缺乏竞争力等问题；研究还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制度创新、人才培育等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基于此，文章最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包括制定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增强海外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政府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等，以促进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时有助于拓展我国服务贸易的理想形式，也对缓解当前我国外汇储备高企、资本“相对剩余”的现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非经贸合作也不断加强。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会产生促进或替代作用。鉴于此，本文以非洲33个国家为样本，试图研究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协调对非外资与外贸政策，以求更好地利用对非直接投资来促进双边贸易发展。本文遵循理论分析、现状描述、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的思路对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以下研究：首先探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三种不同贸易效应的经济学根源。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呈替代效应；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呈补充效应；三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是相互融合关系。此外，不同的投资动机和类型都将影响投资的贸易效应。同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具体表现作了分类；然后对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和贸易现状进行分析。近几年，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和中非贸易都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定性研究了我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部分，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2002-2006年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作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证明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贸易起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对非洲投资领域以资源开发和生产加工为主，这两个领域的直接投资对贸易促进作用较大。同时我国对非洲各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差异显著；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发展。
中国电信业效率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电信产业的政策。在政府政策扶持下，我国电信业完成了由一个短缺产业向支柱产业、弱小市场向世界第一大通信市场的跨越。尽管从发展的效果来看，我国电信业成绩斐然，然而结合我国电信业投入和电信市场运行状况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国电信业还存在很多问题。文章首先分析电信业效率的内涵和影响电信业效率的因素，并运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SCP(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在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基础上，分析影响我国电信业效率的行为表现，并对我国电信业发展现状做了初步的描述和分析。然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从投入产出角度对我国电信业效率情况做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由于行政性干预和电信业拆分重组的影响，我国电信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年份出现了无效率的情况，在对各运营商的效率对比分析中发现，2002-2007年间固网运营商相对于移动运营商没有竞争优势，电信运营商效率跟运营商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且电信企业的业务创新水平有待提升。文章最后结合以上的研究，针对我国电信业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发展对策：政府方面在市场行为上，应尽快出台《电信法》；产业市场结构上，应扶持弱势企业发展；在市场绩效上，应放松电信市场准入，加快提升市场效率。企业方面应以培育或保持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效益为目标，建议企业从加强相互间网络层面的合作、走差异化营销路线、加快“走出去”步伐三个方面努力。
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农村文化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作为农业大省和文化大省的湖南，农村文化建设的出路在于推动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文首先界定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定义和范围，指出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背景，根据对湖南省十余个县(市)进行实地调研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入分析了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随后，对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可选择的策略。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是农村文化事业是主体，农村文化产业处于萌芽阶段。萌芽阶段的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具体表现包括农村民间盈利性文化团体日益增多，农村文化娱乐休闲场所陆续涌现，民俗文化逐步转化为农村经济增长点，农村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包括拥有丰厚的“农村文化”资源，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湖南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劣势包括各级政府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意识依然不强，湖南省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投融资困境，人才匮乏，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形态未真正形成，农村文化市场经营管理混乱；机会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文化强省”战略，人们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日益提高及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面临的危胁包括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略，其他省(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湖南城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有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挖掘产业内部潜能，完善产业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策略包括利用“农村文化”资源推动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农村文化产业产品的开发，以湖南城市文化产业带动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挖掘产业内部潜能的策略包括强化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意识，拓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渠道，培养和引进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养和参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识；完善产业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的策略包括深化湖南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考核机制，加强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包括走集约化集团化发展道路，形成湖南农村文化产业链，打造湖南农村文化产业品牌，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根据WTO的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球共有350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以欧盟和北美自贸区所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也是一种特殊的区域。通过加强国家这个大区域之间的经贸联系，寻求更广的经济发展空间，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邻近，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发展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作为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双方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2007年底便提前达到了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功运作更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制定和保障。本文以公认最为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为蓝本，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其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对比，探讨建立符合中国与东盟现实状况和双方国情的经济一体化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初探——金城集团“走出去”案例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就迈出国门,开始了对外投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无论发展速度或是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成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正在成为今后经济持续发展的增长点.但是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差距较大,还存在许多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总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实践经验,探索既符合国际经济活动一般规律,又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企业跨国经营之路,将是一项意义的工作.该文对中国摩托车行业第一家走出去的企业——金城集团在哥伦比亚的经营案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总结了其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实施跨国经营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