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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在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的石油工程公司积极采取“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石油工程市场竞争,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总体上看,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石油工程公司还处在成长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方面,尤其是在项目进度管理、资源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借鉴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一些国际工程项目进度管理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研究,结合本人在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中积累的经验,研究中国石化国际工程公司在国际工程项目进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石化国际工程公司项目进度管理水平,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大企业集团(强企)是国家经济支柱和规模经济的象征,是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及组织、制度创新的主体。建筑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为国家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增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建筑强企和国际强企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增强我国建筑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建筑强企的综合竞争力?本文对这一急待解决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本论文分析了建筑强企对建筑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起着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建筑业支撑和带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其中建筑强企起着决定性作用。 研究了建筑强企竞争力构成要素。通过对竞争力理论的回顾和研究,对企业竞争力的定义、特征进行了界定;通过对国内建筑强企竞争力综合分析作为切入点,把影响建筑强企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分析。 据此建立了中国建筑强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并通过对中铁工程等5家国内建筑强企竞争力现状的分析,特别是与瑞典斯勘斯卡公司等国外建筑强企竞争力的对比,对影响建筑强企竞争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整理、归纳、推论并最终建立了较为客观的、较全面的建筑强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探讨了提升建筑强企竞争力的政策保障措施。根据当前建筑业现状和建筑强企发展需要,从建筑业整体规划、产业政策、国有大型企业改制、招标投标、工程拖欠款、科技创新、“走出去”战略、资金税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最后提出了提升建筑强企竞争力的具体策略。对浙建集团的竞争力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全面提升浙建集团竞争力的相关对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建议。
食品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食品行业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持续增长,食品行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97年起就已经成为我国工业行业第一大产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加入WTO,我国国民经济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我国食品市场也将向国际市场开放,我国国内食品市场将成为真正的国际市场,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外资企业的进入国内市场的压力,并且国内市场也面临着产业升级,食品行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在此背景下,对我国食品行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对食品行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该产业向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的能力。本文以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并提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指标。本文利用国际贸易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对我国食品行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食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从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发展战略、政府和机遇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对我国食品行业国际竞争力做了客观的评价:我国食品行业具有农产品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并有庞大而且快速发展的国内市场等优势因素,但是也有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差、技术水平落后、食品装备行业落后等等劣势因素。并对浙江省食品行业从国际贸易竞争力、市场占有率方面进行了竞争力现状分析,并对浙江省食品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最后,利用以上分析结果,对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议。我国应培育和壮大行业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升级;加快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转化的步伐;我国食品行业的重点仍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加快我国食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高我国食品行业技术水平;建立优质的农产品基地,确保农产品原料的供应;我国政府应建立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规;我国政府从贸易政策上应鼓励食品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与传统的自然资源获取型、海外市场拓展型FDI目的不同的新型FDI,称之为“技术获取型FDI”。技术获取型FDI拓展了我国技术水平发展的新空间,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持。 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Sanjaya Lall的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学者逐步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笔者在技术获取型FDI理论与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技术获取型FDI相关因素的量化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文在实证部分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和时间序列回归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了我国技术获取型FDI的存在性及其对我国技术水平发展的贡献率。对我国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途径与技术获取方式进行了分析,剖析了技术获取型FDI的优越性并指出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发展的情况选择适用的具体模式。同时还借鉴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引力系数模型运用变异系数法求权重,构建了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指标体系,为使企业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海外投资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提供了区位选择建议。 文章最后从企业自身建设与政府服务体系支持两方面阐述了促进我国技术获取型FDI发展,提高技术获取效率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FDI开始大量流入中国。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FDI603亿美元,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FDI流入的增加,FDI在我国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不断提高,这必将会对我国国内资本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将在VAR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误差修正分析等计量分析方法系统分析FDI在总量上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效应;同时本文对国内资本进一步划分,进而具体分析FDI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效应。实证分析得出:在长期均衡状态下,FDI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在短期内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而言,在长期均衡状态下,FDI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对个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在短期内,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对个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通过误差修正系数和脉冲响应图可以判定,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现在还处于FDI对国内投资的短期效应内,距离长期均衡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通过不同行业间的FDI和国内投资增长率的对比,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国现在确实还存在FDI对国内投资的短期效应。FDI对国内投资短期效应的原因主要包括:FDI的结构性失衡、FDI的超国民待遇、国内企业竞争力低、金融市场上的融资约束等等。FDI对国内投资短期效应产生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消极的影响包括:控制了一些行业和市场,对民族工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一些国产品牌的消失,加剧国内高科技人才的流失;积极的影响包括: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加快国退民进的进程,提升国内企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最后针对FDI的短期效应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随着两岸贸易量和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飞速增长以及两岸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需要两岸金融业的交流与合作。面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无论是从两岸金融业谋求自身发展以及为两岸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等经贸活动提供服务的内在驱动,还是从东亚金融合作以及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外部压力来看,两岸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金融交流与合作。 本文主要研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金融合作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包括两岸银行业、保险业及证券业相互开放的历史回顾、合作现状分析以及合作前景展望。着重对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及两岸金融监管合作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两岸支付清算体系的比较,分析了WTO、CEPA和两岸共同市场三种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下的货币清算机制;通过对两岸金融监管体制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比较,研究了WTO、CEPA和两岸共同市场下的金融监管合作模式。文章最后分析了两岸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指出目前两岸金融合作单向不对称发展而且合作层次有待提升,人民币与新台币自由兑换与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的需求提高,两岸金融监管合作的迫切性上升,两岸政治分歧的影响还将继续存在。因此,需要扩大金融业务开放以提高两岸金融业务量,开放大陆金融机构入岛以实现两岸金融合作双向对称发展,建立金融监管合作体系以提升两岸金融合作层次,发挥港澳中介作用以构建两岸四地金融合作平台。文章还结合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对闽台金融合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指出闽台金融合作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需要不断扩大和深化闽台金融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随着内地与台湾地区都加入WTO后,两岸的经贸往来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的提高,WTO框架下的两岸经贸关系得以促进。税收作为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两岸的经贸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两岸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和人文环境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两岸政府沟通交流渠道不畅、双重征税和偷税漏税问题突出,税收优惠政策无法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海峡两岸的税收制度是按照各自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存在明显的差距:税收政策选择也是根据不同的取向分别确定,自然也有许多的冲突。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趋势(比如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或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呼声),都需要统一的税制和一致的税收政策。然而,现实中两岸经济、政治现状又决定了两岸税收难以在短时间内合一,所以,海峡两岸税收协调既要参考其他经济区域的做法,也要考虑两岸的历史现状,适当将税收协定和税收协调相互融合,这对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 鉴于此,笔者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海峡两岸税收协调的现实和必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中包括海峡两岸实现税收协调的理论基础、两岸经贸发展和税收关系的状况、两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异同、海峡两岸税收协调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用哈马达模型分析海峡两岸税收协调的理论必要性,创新地将哈马达模型引入海峡两岸税收协调分析,从博弈论的角度为两岸税收协调的必要性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还借鉴国际、国内几大经济合作区区域税收协调的做法,放眼海峡两岸的现实和未来,提出完善两岸税收协调的原则、步骤和确实可行的做法。 本文旨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补充前人研究不足,为后人的研究和两岸税收协调做出有限的努力。
放眼世界经济形势,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成为时代潮流,通过合作发展壮大自己、提升竞争力,成为经济体的必然选择。对于厦门和高雄而言更是如此。厦门所处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祖国大陆沿海经济区中实力较弱的一个,受周边港口和城市的竞争挑战,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高雄则昔日风光不在,经济停滞不前,港口排名下滑,与台北市差距拉大。如果能够整合两市港城经济资源,实现联合发展、互动发展,无疑有利于两市突破困境,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实现“双赢”。从两岸关系来看,厦、高两市更进一步的互动合作,可作为整个两岸互动合作的“试验田”,为今后两岸全面“直航”和全面合作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在区域经济竞合相关理论探讨基础上,运用SWOT图分析法,首先从港口经济、城市经济、港城经济发展关系三个方面分析厦门、高雄两市港城经济发展现状,并通过与周边港口、城市的横向对比说明两市港城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及发展的机会。 进而从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合作发展的内容及策略等方面对厦门、高雄两市的港城经济合作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得出结论:厦、高两地港城经济互补合作空间很大,合作利益大于竞争利益;两市以优势互补原则实现合作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发展的要求,对于两市港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必要的、可行的、迫切的:应积极探索两市港城经济互动发展的策略,务实推动两市的经贸合作。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走出去”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贯彻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国际经济活动,以往较少涉足国际生产经营领域的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如信息、资金、投资风险等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 财政支持是政府干预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资助、税收优惠、政策性金融支持等。本文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来阐述如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政策,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创新与不足。 第二部分回顾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分析了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全球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第三部分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运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了政府干预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并运用两阶段博弈模型论证了财政支持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第四部分对比分析了美国、日本、法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财政支持的实践,总结了这些国家值得借鉴的财政支持经验。 第五部分从财政资助、税收优惠和政策性金融三方面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政支持政策的现状,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政支持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六部分分析了WTO框架下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范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并据此提出了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的具体政策。
长期以来,贵州省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资金短缺,对外开放程度低,跨国经营一直发展十分缓慢。但是贵州企业必须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激烈的国际化竞争,在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贵州企业必须主动“走出去”。如果不“走出去”,长期下去将使该地区贸易条件恶化,致使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发展更加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何突破要素供给和发展空间的约束,如何突破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制造品市场频频遭遇国外反倾销指控与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的市场约束的问题,解决方案要么是“主动出击”,要么是“消极等待”,本文认为,“走出去”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本文从中国及贵州省企业的对外贸易现状入手,通过分析贵州企业跨国经营的问题及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经验,全面论证和分析了西部对外投资的微观战略和政府支持建议。全文内容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章介绍了贵州企业跨国经营的背景和现状。首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国际背景,然后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历程;最后描述了贵州对外贸易的现状。 第二章阐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理论基础及跨国经营理论对贵州企业的启示。首先把跨国经营定义划分成了狭义和广义两张。然后分别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的代表性理论,并从传统的跨国经营理论中得到启示。 第三章论述了贵州企业跨国经营的意义、优势及滞后原因分析。首先,指出贵州企业开展跨国经营能够拓展贵州企业的生存空间,并且能将企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然后从技术、资源、区位等方面论述了贵州企业跨国经营的优势。最后在全国和贵州两个范围内分析了贵州企业跨国经营的滞后原因。 第四章提出贵州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对策建议。在阐述贵州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贵州企业“走出去”的现状,提出要规范管理体制、树立开放意识、采取渐进式发展战略、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创立国际名牌的建议。
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金融全球化、银行国际化经营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股份制改革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站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推进国际化经营,构建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将成为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产品输出和海外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和直接投资,中国正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币存款、贷款、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外币投资、外币筹资等外币业务,以及外向型企业、跨国公司、外币存款人等客户,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竞争焦点之一。 债券投资对于中资银行构建自己的全球性资金运作、投资、交易、清算网络,从国际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外围交易商逐步成长为市场主力,为境内外的中外客户提供更好的投资、融资服务,提高银行经营效益,应对外资银行严峻竞争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以ABC银行东京分行(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东京分行,以下简称ABC分行)为实例,通过对其债券投资现状、债券投资策略构建、资金来源结构、债券投资预期价值和在险价值计量、债券创新产品构成、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具体分析,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债券投资策略、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债券投资业务发展的多方面可行性方案和建议。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时代:一方面,随着世界贸易组织作用的加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区域性经贸合作进展如火如荼。从逐年增多的RTA数量上看,自由贸易区的组建问题逐渐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随着欧盟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扩展和壮大,东亚三个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日本和韩国一改先前对FTA的冷淡态度,纷纷将组建双边FTA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占世界总人口23%的三个重要经济体,三国间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必将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带来重要的影响。 文章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研究三国组建FTA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大量的数据、表格和模型,分析三国组建FTA的效果,并对其组建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进行探讨分析,以期对中日韩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前景进行周全的分析和考量。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贸易合作经历了由民间自发到政府推动的变化过程。三国经济发展潜力大,优势互补,经济关系密切,双边贸易扩大,三国合作意愿加强,为组建自由贸易区奠定了现实基础。中日韩三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使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规划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尽管当前中日韩之间还存在诸多阻碍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如三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差异,以及在开放各自敏感产业部门上的争议,使自由贸易区的组建过程变得曲折,但从长远来看,中日韩三国加深贸易一体化合作,顺应时代的要求,顺应三国发展的需要。 文章以全面的、大量的数据作为论据材料,以定量研究为主,紧密围绕三国组建自由贸易区问题展开全方位的讨论和研究;在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集百家之长,运用丰富的说明性图片和模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而增强结论的说服力;在分析组建FTA的困难和障碍时,就产业开放问题及三国FTA政策与动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和独到的分析。
跨国并购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现象,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在落实“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也逐步加入到跨国并购的洪流中。但是,跨国并购呈现出较高的失败率,其中文化整合不力便是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而言,其所具备的特殊性尚不能从现有的理论成果中得到充分的借鉴和指导。为此,本论文对该领域进行了研究。 本论文试图分析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尤其是并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时应当整合哪些文化特质,并对如何整合进行探讨。 对于“整合什么”,从普遍性的视角,基于文化的契约观,本文认为跨国并购文化整合中应当尊重东道国的民族文化,对其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应当适应和学习东道国商业文化的部分特质;应当对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进行整合。针对中国企业并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具体情况,基于文化的资源观,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应当学习和适应西方国家商业文化中的合理性、可计算性、基于制度和契约的信任;应当将西方企业文化中的科学化管理等特质吸收进来。 对于“如何整合”,本文分析了文化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理,构建了以信任为基础,以价值观和行为的互动为着力点,以愿景引领、利益刺激、培训教育等为动力的文化整合“陀螺”模型。在该模型中,文章还结合了中国企业“整合什么”的结论,综合进行阐述。
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形式。以境外投资为核心内容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和确保国家资源与经济安全的需要。由于受经济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国际投资法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侧重于利用外资的角度,大量的研究都从资本输入国的立场出发进行,而境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立法和研究相对滞后。 境外直接投资鼓励法制是境外直接投资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境外投资刚刚起步发展的国家,为鼓励中国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应该重视境外直接投资鼓励法制的研究,以促进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因此,笔者选取了中国境外直接鼓励法制之完善这一论题。在介绍境外直接投资鼓励制度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鼓励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完善措施。 第一章介绍了境外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境外投资鼓励法制的相关概念及境外投资鼓励法制的基本内容,对本文要进行探讨的问题范围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我国目前在境外直接投资鼓励制度方面的法制,对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本章为全文要分析的问题做了铺垫。 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鼓励法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该方面法制的必要性。首先,文章主要针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税收鼓励制度和金融鼓励制度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其次,本章还从多边法制发展要求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完善境外直接投资鼓励法制的必要性。 第三章针对我国存在的制度缺陷,介绍了一些在境外投资鼓励方面法律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之经验,并立足我国现实,针对我国税收鼓励法制、金融鼓励法制及其他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了较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 最后,作者对本文探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总结,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
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成绩的取得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回升,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备受世界瞩目。中俄两国经贸联系可追溯到很多年前,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发展迅速,1978年中国外贸额在世界排名第32位,而到2006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另一方面,2000年5月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局日益稳定,经济也实现了正增长,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中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截止去年底的数据显示,两国经贸关系已经顺利度过磨合期,驶入发展快车道,前景十分光明。因此,重视和研究新世纪的中俄经贸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力求在掌握大量研究成果和实际案例的基础上,对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基础和发展现状、两国的依存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在结构和内容上安排如下: 前言部分首先论述了中俄经贸发展的背景,并对合作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简要说明。 第一章是中俄经贸发展现状。第一节首先从全球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的政治环境、两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等方面对推动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背景条件进行论述;第二节从中俄经贸发展特点和商品构成等两方面论述了中俄经贸发展的现状。 第二章是中俄两国经贸发展的依存关系。第一节从要素禀赋和双方贸易产品结构方面分析了两国贸易产品的互补性,并得出结论:两国贸易产品互补性强,贸易对双方有利;第二节通过贸易结合度分析了两国从1992年到2005年的贸易数据,发现两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虽然有波折变化,但是始终大于1,属于高贸易结合度之列。 第三章是中俄经贸面临的挑战。第一节从俄罗斯国内经济问题、俄罗斯市场上的竞争以及中国威胁论等三方面概述了两国经贸合作中面临的不利环境;第二节从贸易产品结构、中国商品的信用危机等两方面论述了两国经贸合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第四章是和谐发展中俄经贸。首先从市场多元化和双方国内经济发展两方面论述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发展的意义,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与原材料,同时,俄罗斯也需要拓展东亚市场;然后从战略规划、大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民间交流、边境贸易、寻找贸易新的增长点等方面提出了推进中俄经贸关系的战略选择。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主要论述经贸合作对于中俄双边关系及多边关系的影响,并对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