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西北段产业绿色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白俄罗斯灯具制造业国际合作研究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区位选择研究——基于文化距离视角

文化距离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是引进国外直接投资，而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却比较缓慢。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带动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并分别从企业的优势因素和动机因素、东道国区位优势、投资国三个方面展开探讨，阐述了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素是寻求资源、获得技术和占领市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受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东道国的距离、对外贸易、东道国关税水平、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东道国人均工资水平以及双方是否签订投资保护协议等因素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微观角度和国家宏观层面，就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多边担保与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控制——美国GD公司江苏投资电厂案例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的结构调整，日益增多的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大，1984-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年均增长13.9％。2004年、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分别达到了55、123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17.2亿美元。对外投资的地区已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90％以上的国家，欧洲80％，非洲79％的国家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有学者预计2006-2010年五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将达600亿美元，2010年的年投资将达176亿美元，年均增长22％。 对外投资的增长使得中国企业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而且还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所产生各类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例如，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争端问题，它实际上是浓缩了经济后面的大量其他因素：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贸易顺差问题，等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竞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优尼科遭到美国众议院反对，也是政治问题。 在2 0 0 4年著名的西班牙埃尔切事件中，中国鞋商损失惨重。在此次事件中，当地政府出于政治因素考虑，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客观上为暴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我国某钢铁企业在秘鲁收购铁矿，由于对当地文化和工作习惯以及劳工权益的有关规定缺乏了解，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罢工频繁发生，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维持。 因此，寻求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藉以维持有利的国际投资环境，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国际投资领域非常现实的问题。二战后，美国为促进本国私人企业向欧洲投资，根据其《对外援助法》实施马歇尔计划。作为推行该计划的重要环节之一，美国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创设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控制跨国投资政治风险上都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 世界银行于1948年提出了有关多边投资保险计划的设想，经过各国艰苦的努力，在1985年召开的世界银行汉城年会上通过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简称《汉城公约》。1988年4月，《汉城公约》正式生效，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MIGA)成立，并于1989年6月开始正式营业。成为跨国公司控制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美国GD公司从事能源投资、建设，是美国50大上市公司之一，不仅是技术和市场的领导者，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市场拓展和资本运作经验。 本文对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保险制度以及跨国投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美国GD公司江苏投资电厂的投资担保策略，描述美国GD公司江苏投资电厂投资担保策略的实施过程，对多边投资保险制度中的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保险范围、承保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希冀基于研究，对我国企业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控制跨国投资政治风险以及完善中国外商投资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构想，为中国跨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一些参考。

从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看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开始了跨国并购的国际化发展道路。然而，虽然跨国并购风潮愈演愈烈，但事实表明，大多数的跨国并购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存在着大量失败的风险。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活动，跨国文化的整合管理究竟有多么重要，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在总结中西方并购研究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明基与西门子手机部门的跨国并购案例中中德文化差异的对比和分析研究，旨在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产生的重大影响，揭示出进行跨国文化整合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概述，说明了论文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第二章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对中西方企业文化的特点以及企业并购文化进行了综述。第三章进行了案例综述，介绍了案例发生时的宏观环境以及并购在中国发展状况，对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一案进行了案例背景、并购过程及现状的介绍，并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对此的反响。第四章分别对明基和西门子两家企业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了解各自的公司背景、并购目的和企业文化特点。第五章结合企业文化及并购文化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了中德文化差异对并购案的影响。第六章结论，对案例作了简要总结，并由此得出了一些启示。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本论文第～章首先提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问题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经过了20多年的“引进来”——引进外国企业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现正在“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竞争。21世纪企业国际化经营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理论界也将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实践证明，中国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专业化、网络化、集团化、集群化、规模化优势，培育出鞋类、服装、袜业、电器、打火机、眼镜、烟花等出口产业，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中国打火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在80％左右，微波炉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相当一批企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技术和营销网络，并出现了一批资产和国外销售额均超过亿元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具备了国际化经营的条件，但缺乏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经营理论和实践经验指导。本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拥有国际化经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代表着该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地位。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进而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是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下，中国民营企业即使在国内也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所以，能否提高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2l世纪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因此，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次，提出应建立和完善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理论。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研究必然会提出两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要开展国际化经营?(2)怎样进行国际化经营?本项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给出一种尝试性的回答。为了对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较深入和较全面的研究，本文拟分析或解决以下五个问题：一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二是中国民营企业是否遵循全球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渐进发展规律：三是论证合作、学习、创新一体化是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四是如何测量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五是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策略。 第二章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相关理论作综述，以揭示企业国际化理论的现状、存在的不足，为本研究找到理论的创新点。一是综述了绝对成本学说、比较成本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二是综述了企业国际化的渐进主义、网络方法和学习主义。三是综述了内外向国际化模型。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国内企业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过程。不同国家的企业，由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差别，导致企业国际化的速度、方式、程度上的不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过程，作者在学习研究北欧、美国、中国学派有关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地国际化阶段”假说。 第三章首先简述了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国际化指数模型、苏利文五要素模型、威尔什和罗斯坦瑞尼六要素模型和鲁桐国际化六要素蛛网模型。作者认为，衡量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仅仅用个别综合性指标或者少数几个指标是不够的，应该对国际化程度进行数量化的结构性分析，这样才能找出企业国际化的优势和劣势，及时纠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偏差，为企业今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还要进行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横向比较，预测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因此，作者根据调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情况，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化n因素蛛网模型和数学模型”。从理论上看，它们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于不同产业、不同投资动机的国际化经营活动，都可以进行测量，展示其国际化经营的特征，进而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基本的分析工具。并且为计算n因素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提供了数学方法，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成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章首先对468家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在所调查的企业中，涉及轻工、纺织、机电和五金等行业。有73％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有22％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只有5％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有33％的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61％企业的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468家企业平均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在30％至85％之间。 其次，对所调查企业所处的企业海外经营阶段、海外经营方式、海外目标市场选择、国际化经营动机、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障碍、企业合作的主要动因、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企业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企业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方法、企业的管理职能、国际化经营企业的资源与管理资源、企业今后五年国际化经营发展趋势等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它们的国际化比较优势建立在三个支点上，一是根据不同目标市场需求确定产品质量档次，二是低成本扩张，三是营销能力。 第三，实证研究结论：(1)企业具有类似的国际化经营动机；(2)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依然遵循渐进的发展规律：(3)合作、学习、创新一体化是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4)间接出口、直接出口和设立国外子公司是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5)企业正在积极培育竞争优势，不断提高占领海外市场的能力：(6)本地化经营是实现企业资源集聚的最佳途径；(7)出现遍布全球的多元化格局；(8)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政策性的支持力度仍需加强。这些结论为今后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 第五章首先全面分析了广东格兰仕企业(集团)公司、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康奈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泰马鞋业有限公司、奥康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好孩子集团6家有代表性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其次，运用国际化n因素蛛网模型和数学模型分别对6家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国际化经营方式、国际化经营阶段、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无形资产管理和国际化指数8个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归纳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国际化的特征，分析优势和不足，从而指出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因素。 第六章是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策略。首先提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功条件；其次，建立“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模型”；第三，建立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学习型组织：第四，建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文化；第五，培养中国跨国公司的初步思考。 实践经验表明，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包括市场、品牌、产品、技术、人才、机制和观念的国际化。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应该走渐进发展的道路，这种渐进性不仅表现在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上，也表现在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的演变上。在企业国际化渐进发展过程中，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以及本地国际化的有机结合，将对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为成功的跨国公司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本文第七章在归纳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设想。 本论文的主要创造性工作：(1)通过调查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经验和策略，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实践依据。据不完全统计，在作者已公开发表的4篇论文中，先后被摘抄、引用、参考、转载、收录等60多篇次：同时，获中国第十二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三等奖和国家行政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2)找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依然遵循渐进的发展规律；(3)在前人划分国际化过程的阶段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本地国际化阶段”假说，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4)在前人研究国际化程度测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n因素蛛网模型和数学模型”，进一步深化了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方法；(5)提出了“合作、学习、创新一体化”是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CEPA框架下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也波及整个世界，对世界经济总体格局及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近20年来，特别是WTO成立之后，全球区域性经贸合作组织呈现激增态势，特别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性组织取得的巨大成就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签署之后，内地与香港各界反应热烈。掀起了研究CEPA及其影响的热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本文用概括的方式对CEPA进行了介绍，论述了CEPA的签署的背景，界定了CEPA及其所设定的法律制度的性质，从CEPA与WTO的关系以及CEPA的内容来确定CEPA的性质：CEPA应当属于地区性自由贸易协议。 第二部分集中对目前的争端解决方法进行评析，探讨了其缺陷，认为目前的争端解决方法单一、政治性因素太浓、可操作性不强，这些不利因素都大大影响到了CEPA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WTO以及几种区域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从中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国情不同、文化不同、要求所构建的争端机制必须适合现实的具体隋况，并强调了争端解决机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在介绍几种解决机制中重点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介绍和借鉴，为后面的专家组断案模式建议提供论据。无论是EU还是NAFTA，都有供我们借鉴的地方，问题核心是要适合中国目前的现实。当然，不是照搬而是根据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使构建的争端机制中国化。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构建CEPA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笔者认为构建争端解决机制，首先要知道现实存在的争端类型和种类，这样才能有针对胜地去建立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从矛盾引起的原因来看，CEPA的矛盾可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政治性争端、而另一类是涉及微观领域内贸易主体之间发生的权益争端。笔者认为长久之计还是建立政治解决机制和专家组断案机制的混合争端解决机制，以适应不同种类的争端。

外资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制体系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外资并购已经成为跨国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方式。跨国并购虽然有利于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但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跨国并购可能导致国际性的生产和销售的集中与垄断，使消费者利益受损，排挤民族企业，而且也会损害到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国民经济。将跨国并购纳入本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进行统一调整已成为全球趋势。因此，研究国外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的有关立法和司法经验，以期对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实践有所帮助，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本文从介绍外资并购的内涵入手，分别介绍了我国外资并购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现实必要性，并着重介绍了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审查的实体标准和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外资并购综述，介绍了我国外资并购的发端及外资并购在我国发展的趋势，当前外资并购我国企业所呈现出的特点，对我国经济的双重影响，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现实必要性以及法理依据。 第二章介绍外资并购构成非法垄断的认定原则，主要包括两种原则：本身违法原则(Per seillegal rule)和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 第三章从对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和理论入手，详细分析了外资并购构成非法垄断的实体审查标准，并结合我国最新颁布的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评价。本章是全文的重点，详细介绍了市场支配地位及确定、市场支配地位与垄断的关系、相关市场、市场份额、垄断的豁免等内容。 第四章结合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程序性规定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申报程序，审查程序，司法程序，执行程序等。 第五章在前文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目前反垄断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对反垄断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建议，主要包括：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制定和完善与外资并购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反垄断法》及实施细则为核心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修改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专门的《企业并购法》。

我国对离岸公司涉外投资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一些因为自身法律环境宽松而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前往的离岸法域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炙手可热，在离岸法域设立的“离岸公司”更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尤其是国际投资领域中的重要角色。但同时，“离岸公司”的盛行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秩序和法律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离岸公司的形式在我国同样蓬勃发展着，无论是在我国的外商投资还是海外投资两种资金流向中，离岸公司均占据了重要位置，其影响几重，利弊皆备。无论从外部的整体经济环境还是自身的经济状况看，离岸公司与我国的经济和法律现状都息息相关。特别由于离岸控股公司在跨国并购中有着明显的经济优势，使得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和我国投资者)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并购活动的现象日益普遍。因此，离岸公司跨国并购尤为引人注意，而对离岸公司跨国并购问题的监管已成为目前我国应对离岸公司监管问题的主要领域。本文从法律监管的角度出发，以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国际投资和融资为中心，主要从国际投资法的角度，结合其他国家和我国关于离岸公司监管的法律制度，对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的监管制度有所裨益。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离岸公司的基本原理介绍。该部分对离岸公司的相关概念、特征、功能进行了一般阐述，目的在于使读者对离岸公司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为下文的论述做铺垫。同时，介绍了离岸公司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并引入中国概念的离岸公司这一概念引出下文。 第二部分是离岸公司的涉外法律规制。该部分从涉外投资法的大概念出发，深入离岸公司涉及的外资投入和海外投资两方面的法律规制，阐述了基于各种管辖权效力之下各国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情况。 第三部分是我国对离岸公司涉外投资领域的法律监管分析。该部分为本文的重点，通过对我国外资法以及海外投资法的现状分析，延伸至离岸公司本身以及在我国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主要讨论了我国对离岸公司跨国并购的法律监管，分析了我国相关法律对于离岸公司法律规制的演变以及原因。 第四部分是对我国离岸公司涉外投资法律监管的设想。该部分具体分析了现行规制下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离岸公司负面效应产生的根源性问题，并且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本文基于现有的各国以及国际上的立法与实践，对离岸公司相关的投融资领域的问题作出探讨性的研究，力求对离岸公司的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对我国现行的法律提出可能的建议。

论完善中外BIT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的国际仲裁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际投资活动的日趋活跃，发生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明显增多。通过法律方式妥善解决这些争端，对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维护东道国的投资法律秩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在使争端的解决“去政治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和具有相对公正等优点，国际仲裁被认为是一种既有利于东道国建立其开放、国际化、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又有利于投资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我国参与缔结的许多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BIT)都允许投资者遵循一定的程序将其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庭。 近十年来我国参与缔结的BITs中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的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加强了对投资者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的权利的保障：以往我国参与签订的BIT中对投资者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争端范围规定有明确的限制，而近十年间绝大多数我国参与签订的BIT都取消了这种范围限制。在允许投资者选择国际仲裁作为解决投资争端的方式的同时，有的中外BIT甚至允许符合条件的投资者绕过东道国当地行政救济，直接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庭。 诚然，这些变化的发生与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变化后的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创造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投资法律环境、保障我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利益都会产生积极作用。然而，国际仲裁方式固有的特点及尚无法克服的缺陷可能使通过这种方式做出的争端解决结果对东道国经济主权造成严重侵蚀。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因为对上述问题的忽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使是某些积极倡导这种方式的发达国家，也因为对其就国家经济主权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估计不足而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不少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对相关的BIT缔约实践进行调整，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或建设性的方案，国际仲裁庭也在考虑对适用了多年的仲裁规则进行相关的改革一这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以国际仲裁方式作出的裁决对东道国主权的侵蚀，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保护投资者权利和维护东道国主权间的平衡。 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潜力可观，但我国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还是一个外资接受国而不是外资输出国。若外国投资者能够恣意地将与我国间的投资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庭，无疑是对我国国家经济主权的巨大挑战。因此，近年来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商签BIT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投资仲裁制度的主流模式在今后的中外BIT中不应被继续盲目地模仿或复制。特别是我国正在进入一个与其他国家商签双边投资条约的高发期，我国应结合涉外投资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对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的国际仲裁方式作出新的安排，如确立明确的价值取向、适度缩小投资者可以直接诉诸国际仲裁的投资争端的范围、重申东道国当地救济的地位、完善国际仲裁规则的不足。这样的制度设计既能够保障国际仲裁方式在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方面的功能的有效发挥，为创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服务，又能较好地防范投资者以此为工具频繁挑战我国经济主权，使其面临被侵蚀的风险。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投资的安全，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内实行的一种以事后弥补非商业风险损失为目的的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投资国通过对本国海外私人投资的非商业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私人向海外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美国于1948年首创该制度，以增强本国海外投资对政治风险的防范能力，成效显著。之后各主要资本输出国相继建立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随着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在促进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有关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实施跨国经营的需要，建立与完善有关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制度已成为现今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正是促进与保护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中的核心。虽然我国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但目前对如何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却依旧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拟在借鉴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模式选择、投资保险范围、保险人、被保险人、作为保险标的之投资、保险期限、保险费、保险金及代位求偿权等问题提出初步构想，以求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有所益处。

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中印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悠久的文明、独特的历史和相似的奋斗目标，中印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印交流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初期。尤其是两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无论其规模和内容，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不可比拟的。两国的交流延续了两千多年没有中断，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中印间曾出现过矛盾与摩擦，甚至出现过战争，但这只是两国友好长河中的短暂一瞬。 在21世纪之初，中国和印度以“正在崛起的大国”之势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也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仍有许多妨碍中印关系全面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中印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邻国，两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相近，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类似境遇与挑战；两国政府的第一要务都是发展经济，推进改革，都面临大量的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都希望保持地区稳定。两国不仅不构成威胁，还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对21世纪中印关系的探讨，有助于增强中印两国的互利互信，有助于推动中印关系的全面快速健康发展，有助于促进南亚和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 本文采用归纳、演绎、定量分析及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全文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中印关系的历史回顾。将中印关系史分为古代、近代和当代，分析总结了古代友好交往、近代友好合作、当代曲折发展的中印关系，重点阐述了当代中印关系，为阐述21世纪初中印关系的发展特点做出重要铺垫。 第二部分：21世纪初中印关系的发展特点。这一部分运用大量数据和事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归纳总结出了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四大特点：政治互信加深、经贸合作升温、军事合作加强、文化交流互鉴。其中，在政治领域，中印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中印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中印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双边经贸合作逐步机制化、双边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在军事领域，中印军事交流取得新进展、军事安全合作逐渐机制化、联合反恐出现新局面；在文化领域，两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官学民广泛参与中印文化交流。 第三部分：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该部分深刻探讨了制约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因素、领土争端因素、民族分裂因素、印巴紧张因素、美国干预因素等。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印关系不可避免要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印度仍将中国视为巴基斯坦的盟友，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并据此将中国作为在亚洲的基本战略对手，还有美国企图利用印度遏制中国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的快速、健康、全面发展。 第四部分：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发展趋势。主要是结合以上分析的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特点和制约因素，分析归纳21世纪初中印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从而预见中印发展的趋势：中印关系不可能回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兄弟关系，也不会出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对抗和僵持状态，而是将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微波荡漾式”状态。 总之，睦邻友好合作是当今中印关系发展的主流。中印双方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保持和加强高层互访的势头，增进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持续和拓宽经济领域的合作，实现中印经济的互利双赢；强化和推进全球事务的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鼓励和增进各层次的交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