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创纪录的高债务水平增加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除挪威、瑞典、瑞士等国,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与GDP的比率都迅速恶化。一些国家的债务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2020年,12个发达经济体(包括除德国以外的所有G7国家)的广义政府债务总额超过GDP的100%,并在2021年保持在该水平之上。
格拉斯哥大会期间一些关键国家宣布的新减排承诺。然而,作者认为,应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承诺中的大多数目前都没有实际行动或计划的支持。雄心勃勃的发达国家应说服其他国家加强气候措施,提供气候融资以促进行动并确保国际气候正义,并通过自下而上和针对特定行业的协议促进全球气候行动。
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浪潮以来,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一直很牢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非之间的关系已显著扩大,并受到以中非“双赢”伙伴关系为中心相关讨论的推动。本文重点研究了中国对非政策的政治和外交工具。
俄罗斯将中亚视为其势力范围,并试图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五个后苏联国家留在其地缘政治轨道上。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正在下降,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和地理区域以不同的速度下降。这种变化取决于莫斯科的优先事项、俄罗斯和其他参与者的参与度和能力以及中亚国内问题等因素。
生物识别技术具有显著提高工人生产力和安全性的潜力。然而,它们也是新风险的来源,包括潜在的个人数据滥用或由永久监控引起的心理困扰。欧盟缺乏降低在工作场所使用生物识别技术相关风险的连贯监管框架。作者提出了一种分类法,以支持在工作场所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识别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辩论继续集中在技术和市场反应上,而不是气候正义问题上,而气候正义问题对于实现持久、可持续和公平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全球急需在优先考虑气候正义的气候行动政策方面展开合作。
欧盟及其成员国对澳英美联盟的反应各不相同。虽然一些国家对法国表示声援,但一些国家对其愤怒的反应持批评态度,认为巴黎正将自己的偏好投射到欧盟舞台上。
尽管中国对近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电量的增长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但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债务负担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影响尚未被充分探讨。本文利用数据,结合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的深入研究,表明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部门大幅放开,但中国在电力行业的投资继续遵循国家主导的基于项目合同的模式。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22次部长级会议11月4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各国决定继续维持原定逐步增产方案。沙特和欧佩克+以这种方式坚持原则,不屈服于外界压力,不仅激怒拜登政府,还让美国有理由考虑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亚洲是中美竞争的主战场之一。随着中美两国向内转向,亚洲维持平衡的前景似乎岌岌可危。中美疏远和向内转向或在亚洲引发“脱钩”。即便如此,亚洲各国间依然保有着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中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关系没有促使亚洲脱钩,那还有什么可能?中美间的对抗可能会升级,但双方似乎都渴望暂时避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