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变革，国际金融融合日益明显，跨国金融机构不断通过建立境外子公司或离岸发包来实施其国际经营。2017年中国金融外包市场规模约为608亿元，2018年预计将达到795亿元，比2016年的466亿元分别上升30.5%和70.6%，业务规模仅次于软件信息服务业和制造业。当前在金融业进一步融合开放背景下，我国金融外包面临着诸多新机遇：一是政策机遇。随着更多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包群体进一步壮大，叠加国内多项鼓励支持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举措，金融服务外包面临良好的政策机遇。二是需求机遇。在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数字普惠金融计划的实施以及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体系建设及改造需求将增加。混业经营的全能型金融集团、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都在业务内容和服务模式方面提出创新要求，也将释放更多外包需求。三是信心机遇。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2018年6.6%，2019年6.4%3）、人民币加入SDR一揽子货币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等因素增强了金融发包企业对华发包的信心。

与此同时，新形势下我国金融外包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一是全球经济长期的不确定因素可能破坏包括外包在内的全球价值链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长期出现不利的可能性加大，包括金融环境大幅收紧带来的压力、贸易冲突升级引发多边贸易体系崩溃的危险、保护主义的盛行和长期存在对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破坏等。二是发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压力引发跨国企业内部化发包。跨国企业面临NGO等组织各类CSR相关的检查的压力日增，亟须加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强化对接包企业在环境污染、健康安全、劳动权益、人权和反腐实践等方面的合规管理。一些跨国发包企业会通过书面和现场审计等方式督促服务接包企业遵守与自己同一水平的国际合规要求，另一些企业则会通过内部化发包来降低风险、保护商誉。三是技术变更带来的价值链重构或引发外包回流。数字化、自动化，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的应用正在重构全球价值链，新技术的采用使得劳动成本与生产的关联度不如之前紧密，离岸发包不如之前诱人。当前重大外包回流的迹象还不明显，但呼声很多，不少跨国企业认为回流有助于提高质量和品牌形象。四是国内积存的风险和强监管背景或导致部分接包企业出局。一方面，国内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下“僵尸企业”占据信贷资源、债务积累难以消化，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金融产品创新无序发展等问题都可能影响金融发包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强监管背景下，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资质规模、合规设施措施等各方面的要求也将更为严格，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门槛更高，中小型企业或面临出局。

如何发展我国的金融外包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考虑对策。在企业层面，金融外包企业亟须加强对风险管控、监管技术、资产管理、支付清算等金融业务领域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把控，提高专业解决方案交付能力；探索技术和商业合作模式创新，提升业务层级；积极配合金融机构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计划，注重品牌形象，合规守法经营，提高CSR建设水平，为金融业竞争力提高和稳定性保驾护航。国家层面则需要大力创造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加强有效监管下，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一是进一步改善金融接发包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有国际竞争力、运行稳健的境外金融机构入驻。加大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力度，整治无序竞争乱象，从教育培训投入和税收政策等方面思考对策，扩大和提高金融外包从业者的规模、技能和从业意愿，减小金融外包企业的成本压力。二要对接金融科技创新研发，提高金融外包的价值含量。服务外包主要是基于IT网络交付的服务，金融外包能级的提升与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创新和研发关系密切。我国金融科技领域近年来蓬勃发展，创新活跃，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2018年金融科技领域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将继续快速发展，全球金融机构将建立各自的数字银行，建议建立金融外包与金融科技的有效对接机制，加大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三要对标国际，提高对外包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在印度，金融机构有面向外包企业的优惠贷款和专业服务部门，IT企业在注册一年内就允许上市，而金融外包企业在规模、资质、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我国应该对标国际，支持轻资产的金融外包企业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