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印尼的投资排名从原来的十名开外到最近排进前五，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近年来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已呈现全面开花的局面，印尼政府近期颁布的11个组合配套的经济刺激措施，对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投资印尼这样情况复杂的大国，前期调研非常重要，同时风险防范准备、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也必不可少，盲目投资往往只能失败。

提高政策预见性规避投资风险

中企投资印尼不仅要把握好现有政策，更应提高对未知政策的预判能力，从而规避投资风险。例如，2014年印尼实施原矿出口禁令，导致大量中国在印尼投资开矿的企业家损失惨重。但事实上，这样的政策是可以预测的。随着印尼民主化的推动，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是毫无疑问的，颁布原矿出口禁令也顺理成章。印尼此前大量出口原矿虽然对经济有好处，但也与企业同当地官员的勾结腐败有密切关系，新领导人上台想要铲除这一问题也无可厚非。

并且，印尼对原矿的禁令早在2009年就颁布了，直到2014年才正式执行，因此很多中国企业主对印尼的情况出现了误判。他们以为，印尼经济必须依靠原矿出口，否则政府难以承受经济上的损失。有人甚至说，在印尼做生意法令是一回事，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低估了印尼政府的执行力。当然，也有中国企业遵循印尼的政策，在当地进行冶炼再出口，但由于一些企业的投资量很大，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圈了地后迟迟未能开工。

对此，中国对当地投资时一定要找好合作伙伴，企业承包的项目也应尽量实现用工本地化。印尼是发展中国家，对劳工的使用问题非常敏感，一定要注意实施本土化策略，以及对劳工的培训。目前来看，雅万高铁项目在这方面是一个不错的范例。

不容忽视的美日因素

现任印尼总统佐科上任伊始便提出建设“全球海洋支点”的战略构想，其中包括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基础设施、海洋安全、海洋外交五个支柱。前三个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紧密联系，但在海洋安全和海洋外交方面，印尼更多侧重于和欧美、日本进行合作。

印尼从1999年实行民主改革以来，成功地实现从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转化为多党联合执政的多元民主体制政府的转型，民主化后印尼政坛呈现出多个政党间不断博弈、融合的局面，造成印尼国内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但内部动荡不会对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并不来自印尼本身，而是背后的日本、美国因素。

由于印尼在世界和区域中的重要性，任何大国都不会放弃对印尼的投入。美国在印尼经营多年，从冷战时代开始便通过各种青年伙伴计划，培养印尼的青年学子去美国留学。经济方面，美国矿业巨头、全球最大铜生产商“自由港”公司一直控制着印尼巴布亚省的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苏哈托时代30年的执政党专业集团党培植其代理人。

日本则通过对印尼的官僚阶层施加影响。如今印尼经济统筹部下属的很多处、局级干部都是留学日本的精英。印尼很多经济的计划、规划也在学习日本模式。在雅万高铁之前遭遇的波折中，尽管交通部长佐南是华人，但某些方面他还是偏向日本。而公共工程与住房部部长巴苏基在雅万高铁没敲定之前，也曾公开表示其个人倾向于使用日本技术。

发展对印尼关系应精耕细作

发展与印尼的关系，中国要精耕细作，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政党方面，在印尼众多政党中，民主斗争党毫无疑问是一个对华比较友好的政党。该党由民主党分裂产生，可以说是苏加诺女儿梅加瓦蒂一手创立的。基于和苏加诺的关系，民主斗争党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此外，2014年佐科最主要竞争对手、大印尼运动党党首普拉博沃被公认为是1998年反华暴乱的主使，但此人的性格是多重和矛盾的，不应对其贴上反华标签。他在2014年竞选时提出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尝试与他合作。

宗教方面，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委员会这两个全球最大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但这种联系某种程度上还是机构之间的，人员间的联系仍然较少，分量与两国的身份和地位不相匹配。此外，印尼是一个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巴厘岛爆炸、雅加达爆炸，都对印尼的经济和国民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反对极端主义是印尼和中国的任务，也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人文领域，目前两国间智库的互动还不太多，应有意识地在当地培养了解中国的智库学者，以便更好地阐释中国的政策。发展和印尼关系的核心，在于慢慢改变当地对华人的舆论环境，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正面形象十分关键。此外，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可以利用华人的渠道、人脉做一些工作，但不能过度依赖华人，跟印尼打交道还是要多跟印尼土著企业交流，获益也会相对多一些。(作者:许利平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