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出席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系列文库最新专著《中国能否拯救世界？》新书发布会的图片资料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制将向何处去？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之后，人们不仅见证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还有军国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发展。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也在1933至1939年推出了经济措施 "新政"，来抵御大萧条的影响。

由此可见，经济崩溃带来的不仅有黑暗，也有光明。

二战后，世界被分割成了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集团。在他们对峙的阴影下，是发展中国家的广大贫困人口。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5%，产出占世界的60%。它们不会再被局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它们已经以“自主经济体”（emancipating economies）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一次，他们将有更大的话语权，为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做出重大贡献。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交织互动不会消失。目前全球领导权并不明确，中美竞争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会越来越激烈，导致巨大的危险性。友好的竞争是有益的，而带有敌意的对抗则是破坏性的。

人们应该权衡几个未来路径的利弊。除了回到 "一切照旧 "之外，第二条路径是有限民主下的资本主义。把一些公共事务交给有能力、有效率的技术官僚来解决，这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在疫情后的世界，有限民主意味着执政精英及其治下的官僚机构主导着公共话语权和决策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防止限制人员、信息、货物和资本——包括知识资本——流动的暂时性措施成为永久性的。我们需要纪律和民主，但不一定是 "严格受控的民主"。

第三条路径，我称之为"中国主义"（Chinism）：一党制下的任人唯贤，实行多元化的所有制，无形的市场之手与有形的国家之手的灵活协同。

这对高度发达的国家并不适用，但对于雄心勃勃的自主经济体来说，这条路径可能会越来越有诱惑力，特别是在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而由于美国传统上对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强大影响力，这条路在该地区的诱惑力可能会小一些。

这个政治模式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中国不仅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而且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也非常成功。

第四个路径是基于社会市场经济体（social market economies）之间的合作的包容性全球化。在疫情后的世界，尽可能多的国家应该向这一路径发展。当然，这个路径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也需要市场力量和国家政策之间有恰当的协同，以及需要新型的国际协调合作。

经济体的运行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以新型的务实主义为基础，重要的是采取温和的措施，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可以增进和谐、宽容和同理心，减少剥削、不公和敌对。

未来将是这四条路径的结合体。没有一条路会独占鳌头，也没有一条路会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的参差共存将会是多变又冲突的。

从现在开始，当我们应对疫情的同时，我们必须奋发努力，永久的抛弃过去的旧体系，为未来塑造更美好的世界。（廖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