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回声报》网站12月20日发表法国蒙田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题为《大流行是如何重新勾勒这个世界的》的文章称，新冠肺炎不仅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也是规模最大的历史加速器。疫情在重创欧洲的同时也让欧盟27国一体化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加速。

对2020年，人们可以作出的第一个地缘政治总结是什么？2021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从达沃斯改到新加坡一事颇具标志性，似乎是新冠肺炎对世界新平衡造成冲击的一个完美总结。世界经济论坛史上共有两次改变了举办地。第一次是2002年1月的那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我们的确应该同情纽约。但华尔街的达沃斯难道不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前夕对它的一种庆祝吗？

亚洲成为希望之源

世界经济论坛这次改址新加坡是在传递对亚洲有信心的讯息，超越了新加坡这个取得辉煌成果、曾由李光耀这位思想家式领导人统治多年的城市国家本身。实际上，通过新加坡看到的是整个亚洲，该地区就这么被评为希望之源，甚至还成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避难所。新冠时期，瑞士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样，对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办方来说太危险了。所以与会者要用一个外面天寒地冻、此间热气逼人的世界（达沃斯）来换一个室内空调凉飕飕、室外又热又湿的环境（新加坡）。

在2020年年末，达沃斯论坛改址只是证实了大流行暴发之初的一个地缘政治假说，即新冠肺炎很可能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历史加速器。而且如果疫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简单来说没能在“应该的时间”（也就是2021年秋）恢复“几乎正常的生活”，这场加速可能会快到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有人想淡化新冠肺炎的重要性，把它说得像一场小流感，还批判限制自由的措施是防护过度且妨害自由，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美国疫情期间的单日死亡人数有时比2001年9月11日和1941年12月的珍珠港都高很多。

疫情教训相互矛盾

疫情真的是一件大事，包括在地缘政治领域，但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教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特朗普是否还会被拜登击败、进而（起码在接下来的四年）结束民主制遭遇的危险插曲？提出这个问题合情合理。新冠病毒暴露了当权民粹主义的局限性，因此成为民主制的某种终极防护堤。但它难道不也反映出民主模式的脆弱之处？于中国人而言，疫情决定性地证明了专制模式与不符合世界新现实状况的没落民主模式相比的优越性。

全球化问题上也存在这种矛盾。新冠病毒本身不就是全球化黑暗一面的体现吗？它是全球性的，不分国界。新冠肺炎在表明一切保护主义欲望是多么虚无的同时，反而加剧了民族主义和退守本国的趋势。我们虽然清楚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获救，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在欧洲，疫情初始出现的民族自私主义抬头让意大利沦为第一个受害者。这份最初的孤独感是否会在意大利人的精神深处留下痕迹并影响他们与欧洲的关系？相反，随着时间推移，疫情迫使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打破受本国文化影响对举债抱有的迟疑态度。这是新冠肺炎的第二个矛盾点。疫情的出现可能会让欧洲在全球的存在感下降，亚洲的存在感上升。但就欧洲本身而言，“欧洲感”有所提升，团结和一体化程度增强了。

作为一场看不见但如此真切的威胁，疫情迫使欧洲人实现超越。

经济社会鸿沟加剧

大流行病在增强一体化的同时也加快了与此相对的去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层面，虽然各国付出了努力，但贫富差距和更深层次的生活条件差距加剧。贫困激增是对全球稳定最严重的威胁。

经济和社会领域差异加剧，体现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就是思想极化。对新冠大流行的观点分歧强化了已经存在的鸿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家之间。

2020年之于世界，相当于1997年之于英国：“可怕的一年”，既有卫生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在这份怀疑和不确定性名单上，无论能否达成协议，都应该把英国脱欧这件“小事的胜利”加进去。新冠肺炎肆虐之际，英国的主权诉求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题外话”。英国和欧盟的首要任务属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性质，怎么能再为脱欧付出那么多精力呢？

我们还应该称赞唐纳德·特朗普在中东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和解外交所取得的“胜利”，在称赞时既要保持距离和克制，也要客观。摩洛哥与以色列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确损害了西撒哈拉玻利萨里奥阵线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博弈场上的牌第一次动了。

2020年碰巧是贝多芬诞生250周年。在这么多疑问引发我们心中疑虑时，他的音乐让我们更坚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肺炎已经变成对一个世界的隐喻甚至是总结，而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对它并不比对这个疾病本身的了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