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扩散之际，中国疫苗得到了世界多国青睐。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40多个国家提出了进口中国新冠疫苗的需求。当前国际疫苗供应市场情况是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新冠疫苗？中国自研新冠疫苗在境外使用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挑战？面对西方对中国疫苗的指责当如何应对？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一带一路网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他认为，中国在2013年第一种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后才开始规模化地进入国际疫苗供应市场，是一个新参与者。疫情当前，疫苗供需矛盾突出，无力自研的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疫苗竞争阶梯的底端。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及时向认可中国疫苗并提出需求的国家提供疫苗，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疫苗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脚踏实地把疫苗在国外使用的每一个步骤做到位，在疫苗产品的选购、运输、接种等环节认真履行法律义务，做好疫苗产品之外的投入。

查道炯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非传统安全（能源、粮食、海洋、公共健康、跨境水资源管理等）、中资企业跨国投资与经营的政治风险管理等。

中国疫苗国际供应需兼顾“量和时间”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已有一支疫苗附条件上市，多支在进行不同阶段的临床试验。对急需获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中国企业已开始向其出口或商谈合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阿联酋、巴林、埃及、约旦、土耳其、印尼、巴西等国已经批准使用中国新冠疫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月22日已有40多个国家提出了进口中国疫苗的需求。

中国一带一路网：全球疫苗供应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查道炯：长久以来，全球疫苗供应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西方具备疫苗研发能力的国家自研自用，一般不直接出口。

第二种情况，一些西方的疫苗生产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主动与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或者与不具备疫苗全产业链的国家来联合研发、生产。

第三种情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一些西方慈善机构合作，从西方国家的生产商那里购买已经证明有效的疫苗，在给这些疫苗提供补贴、弥补差价后，销往低收入国家。这些低收入国家通过联合采购为生产者提供需求量保障，从而降低疫苗单价。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基础健康和发展为己任的国际多边机构能够帮助低收入国家认证、把关疫苗产品质量。

第四种情况，尤其常见于加勒比、拉美、中南美这些地方，主要是由地区性的卫生组织来提供疫苗，或者由这些机构来组织疫苗的分发或使用。

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在全球疫苗供应市场里处在什么位置？

查道炯：中国在全球疫苗市场上是一个新参与者。2013年中国首次有一种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2015年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产品才进入全球市场。由于入场时间短、已获预认证的疫苗只有四种，中国疫苗在全球疫苗市场里所占份额不到1%。

历史上，有疫苗研发能力的发达国家在实施全民性疫苗免疫计划方面走在前列。研发能力较弱的国家则通过接受援助或双边采购的途径获得疫苗。全球的疫苗供应逐步形成了一种惯性，即全球大多数国家认可发达国家的疫苗产品。

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才推出“扩大免疫计划”（EPI），推荐并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中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并于1981年参加EPI的活动。2000年“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商联盟”成立，中国有多家研发和生产企业参与其中。在发展中国家里，有能力向海外市场大量提供疫苗的国家首先是印度，因为印度的疫苗生产历史长，而且国际化程度高。此外，巴西、南非、俄罗斯都具备独立研发疫苗的能力，东南亚邻国中的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也后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一带一路网：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特殊的全球考验，中国新冠疫苗在国际市场供应过程中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呢？

查道炯：虽然中国疫苗进入全球市场历史比较短，在全球疫苗市场所占份额不大，但这不能说明中国的新冠疫苗就被挡在全球供应市场门外了。

在满足国内新冠疫苗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对外援助。中国企业生产的新冠疫苗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当遵循“量和时间兼顾”的原则。一是加强在全球范围内供应疫苗，以求保证对新冠疫苗有需求的国家都能有疫苗可用；另一个是虽然供应的时间有先后，但要尽量缩短供应时间差，也就是在稳控质量的前提下要加快生产，尽快使用。

中国一带一路网：发展中国家选择某种新冠疫苗时会有哪些考虑？

查道炯：没有或无力自研的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某种新冠疫苗时，一般从三方面入手。首要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具备独立检测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能力。如果某个国家不能从事独立检测，可以选择把部分检测工作外包给有相关能力的国家，并接受结果报告。一般而言，基于平时疫苗供需“惯性”趋势，选择历史上信任的国家生产的新冠疫苗，可能性比较高。

第二，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日本的做法，如果要大量进口一种新冠疫苗，或者给国民接种一种外国企业生产的新冠疫苗，需要像日本那样在他们国内联合研制，更具体来说，就是做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

第三，如果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研发新冠疫苗的能力，也没有资金或者渠道去寻求疫苗产品质量检测外包合作，他们就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所颁发的预认证进行疫苗采购。

中国疫苗企业“走出去”还需做疫苗之外的投入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是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共同提出并牵头进行的项目，拟于2021年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2020年10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支持以多边方式合作促进疫苗的全球公平分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22日表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预计可从今年2月开始向各国交付疫苗。谭德塞此前表示，疫苗研发成功后，将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需求迫切和供应竞争使得“疫苗民族主义”正在出现，并有推高疫苗价格的风险。

中国一带一路网：您怎么理解“疫苗民族主义”？

查道炯：这其实是一个媒体用语，与“国际主义”相对。可以归纳的行为很多，最为突出的是囤积疫苗，某些国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产量、进口需求或支付能力。其实，面临当下的新冠疫情，国际主义精神是一种必须而不是选项，这是因为没有比传染性这么高、持续时间这么长的新冠病毒更能佐证“病情无国界”的道理了；帮助别的国家尽早、尽可能彻底控制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本质就是帮助了自己。新冠疫苗应该被当成促进全球健康事业的公共品，通过自身付出并牵动全球尽可能多的投入，做到全世界有接种需求的人不分贫富都能有疫苗可用，用得起。

中国一带一路网：外媒指责中国“疫苗外交”，您怎么看？我们可以做哪些应对？

查道炯：从历史来看，这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比如冷战时期，苏联生产的好几种有效的疫苗，在中东欧使用时就被说成是“疫苗外交”。今天一些外国媒体把中国的疫苗对外供应贴上政治外交的标签，也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首先，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在疫苗预认证过程中进行全面合作。中国的疫苗企业、医药监管部门必须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免疫接种战略咨询专家组 (SAGE)等职能部门通力合作，获得认证资格，只出口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

其次，是让事实说话，把外媒的点评放在一边，更多地把疫苗在国外使用的每一个步骤做实。具体来说就是在疫苗产品的选购、运输、接种以及接种之后的跟踪等环节，需要中国疫苗企业认真履行每一个环节的法律义务，既要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也要符合接种国、接种地的法律法规。不能把疫苗当成普通物品处理，有太多的法规和人文社会因素需要中方投入人力和物力去做好管理。

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疫苗出口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包装。一些国家要求说要200人份一瓶的疫苗。200人份一瓶风险就特别高，为什么？因为接种针头反复插入疫苗瓶里，会增加感染风险。但是一些国家基于自己的用药习惯，再加上单支包装价格会更高、运输成本也更高，不用大剂量包装他们就无力或不愿支付费用。这就需要中国疫苗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在疫苗跨国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里，用条文的方式落实解决涉及的问题，将其制度化，并认真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此外，还需要做好责任的认定，需要制定清晰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便能应对后续可能发生的一些争端。

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自研的新冠疫苗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会面临哪些挑战？

查道炯：中国企业自研的新冠疫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主要会面临至少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从全球疫苗供应史来看，中国疫苗是新来后到的。不少国家以前没有接触过中国生产的疫苗，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对西方疫苗产品认可的惯性，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新冠疫苗产品不太认可。

其次，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疫苗研发和生产的专家团队主要跟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的研发、生产、检验、实施以及后续研究等环节里交流少，还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专家和企业网络。

尽管有挑战，疫情当前，中国疫苗“走出去”，到了20几个国家，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及时向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