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家报》网站3月16日发表题为《对美国通货膨胀的担忧使新兴市场的快速复苏遭到质疑》的文章称，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他国行为给某国造成的影响或许比本国行为更大。大流行开始后，各大中央银行摆脱危机的“重型火炮”不仅充当了富裕国家的“防火墙”，而且还使新兴国家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从最初的资金外流中恢复过来。但是同样，如果大国央行稍微抖下手并做出些微的后撤，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将损失惨重。

当基础动摇时，新兴经济体始终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层。大流行的“地震”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仅在2020年3月一个月内，对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和股票投资的资金就外流多达1000亿美元。这些主要来自富裕国家的投资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迅速流走。

然而，投资戛然而止后，回流速度同样迅速。到6月份，资金外逃已经停止，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已经与流出资金数额相同。在2020年年底前，新兴市场的投资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与以前的金融危机波动相比，这次疫情危机导致新兴市场资金外逃和复苏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因何在？IIF经济学家乔纳森·福顿和美国风险评估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新兴市场研究与分析负责人何塞·佩雷斯·戈罗斯佩均暗示，是因为两个世界级央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做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应对：不停地放松流动性，并且承诺不会过早停止加速器。富裕国家的债务利率处于创纪录的低点——即使不是直接为负，股票市场也处于创纪录的高点，发展中国家的固定收益和股票都在高涨，吸引在疫情危机之初逃逸的投资者回头。佩雷斯·戈罗斯佩强调说：“几个月来，这是投资者唯一能够获得回报的地方。”

在美联储极度扩张措施的刺激下，投资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返回发展中国家。然而，货币政策方向的稍微改变，就有可能带来致命后果。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60%之后，2月份美国资本外流停止。这个回报率对许多人而言，已经无需再承担投资中等收入国家债券的额外风险了。不仅如此，随着拜登巨额刺激计划获批，越来越多的声音警告，经济过热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并迫使货币政策提前恢复正常化。这有可能使投资方向完全改变。

福顿强调说：“仅是关于通货膨胀的辩论就会损害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与几个月前不同，现在开始出现一些风险，市场上的流动性狂潮已经放慢了不少。但我认为，美联储已经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会再犯错误。”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是否已经吸取了教训，美联储的牵引力仍比欧洲央行更大。同时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差异化道路已经出现，中等收入国家将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集团，它们的个体情况将得到“更多的重视”。面对加息，并非每个国家受到的影响都一样：国际收支更不平衡的国家，例如阿根廷或土耳其，将成为炮灰；还有那些从大流行之前就深陷“重大财政挑战”的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也是一样。

但佩雷斯·戈罗斯佩认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失衡都比以前的危机要小得多”。从南非到印尼，市场仍然保持冷静，因为通货膨胀不会蔓延到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