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经新闻》网9月22日发表题为《拜登外交应改变一味迎合舆论的做法》的文章称，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首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称“我们为20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开启了外交的时代”。与这番口号性的宣示恰恰相反，上任8个月以来，拜登外交的真正价值正在遭受国际社会的考问。　　 

如果美军完全从阿富汗撤出，阿富汗可能再度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这一点不言自明，但拜登仍在引发巨大混乱的同时毅然推进撤军行动，这么做到底是否妥当？　　 

为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拜登一方面要强化与欧洲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合作，一方面又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组建三边安全合作机制“AUKUS”，这迫使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签署的潜艇采购合同，美国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呢？ 

消息显示，拜登政府疏于同法国进行事前疏通和解释。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看到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重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盟国和伙伴国家”。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拜登曾经多年任职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自诩为“外交政策通”。而其之所以在结束一场战争和开启外交时代两方面时机的选择上进退失据，恐怕还是政策方针中存在根本性的“病理”。 

如果要举出拜登外交的一个特征，我选择强烈的“舆论迎合”倾向。在特朗普前政府的那些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只要是美国民众支持的，无论好坏，拜登都全面继承。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针对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为代表的亚洲政策。 

另一方面，撤离驻阿美军与当地的战略需求完全无关，而是要在“9·11”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演出一场终结美国史上最长战争的政治秀，为此拜登不加任何批判地继承了前政府的方针。 

在贸易和经济安全政策领域，这种倾向也很明显。关于特朗普宣布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即便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国家都希望美国回归，但拜登至今尚未明确表态。 

TPP原本是奥巴马总统提议创立的，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也肯定是支持的。 

之所以拜登在上任后对TPP态度转冷，无非还是自特朗普时代以来，同样作为拜登政府支持基础的劳工阶层害怕丧失就业岗位，对自贸协定普遍采取否定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甚至继承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 

正是因为拜登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导致如今中国申请加入前身为TPP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倒错状态出现，当年创建TPP的目的恰恰是要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网络。 

如果拜登仍然自视有能力领导自由世界，首先应当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自己的外交政策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