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外交政策》双月刊近日发表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亚太问题专家彼得·黑弗勒题为《欧盟：玩具还是地缘政治主角？》的文章称，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后，欧洲列强作为政治行为者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亚太地区。与此同时，经济联系在各种全球化浪潮中继续加强。然而，从政治战略的角度看，这些关系仍然“营养不良”。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国无可争辩的崛起，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所有世界力量构造中，都带来了巨大而明显的变化。 

调整外交政策理念 

今天，我们正处于“地缘政治轴心时刻”。许多欧盟成员国和组织本身已经开始了一个深刻的自我评估过程，过去5年里这一进程在加速。传统的限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阻碍了积极的对外接触，例如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中。但关于欧盟政治自我概念、其目标和工具的辩论仍在继续。与其他大国相比，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外交政策理念上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在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这些调整是否充分和有根据。　　 

来自欧洲各国和欧洲理事会的最新外交政策战略文件和印太指南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新观点，反映了欧洲作为全球合作伙伴和战略参与者的新主张。这种在“亚洲事务”中发声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定义，也有意识地纳入了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因此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概念。 

然而，实现这一行动要求仍然与欧洲安全的现有战略支柱紧密相连——与美国的伙伴关系。 

太平洋战区已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因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系统性竞争。这场冲突的结果和管控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世界体系的特征。决定性的问题是，除了可能的两极冲突秩序之外，其他行为者是否会继续施加(缓和)影响并有效维护其利益。面临这一挑战的不仅仅是欧盟，东盟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三位一体”存在弱点 

对欧盟来说，这种冲突的潜在后果将更加间接，特别是在经济上，但同样严重。由于它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薄弱，在不久的将来几乎无法在任何冲突中进行军事干预。在最好的情况下，欧盟将能够支持其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范式的调整是必要的，包括真正的风险分析和更加重视经济交流的政治维度。不断变化的条件和日益增长的愿望迫使欧盟以几乎革命性的方式重塑自己作为外交政策参与者的角色并制定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等式”。近年来，欧盟的跨部门政治协调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必须更加雄心勃勃。 

在其他政策领域（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现实不符合预期和需求，而且不太可能在欧盟目前的宪法框架内实现。因此新的行动形式(例如在欧盟内部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针对特定问题的灵活联盟)将变得更加重要。 

这些新的行动方式的成功与否将首先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得到证明，这是欧盟外交政策定位的试金石。欧盟凭借“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的新“三位一体”，寻求对中国采取灵活的战略。但如果仔细观察，这种方法有一个严重的固有弱点。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三种形式的互动基本上是欧盟可以自己做出的平等选择。长期以来，人们仍然抱有这样一种错觉，即安全和经济政策等政策领域可以分开处理，每个领域都有具体的工具和哲学，而不是相互联系。但逻辑和经验表明，在与中国（以及俄罗斯）打交道时，情况从未如此，将来也永远不会如此。 

可以成为“中场球员” 

场景看起来很暗淡。但欧洲并非注定要从地缘政治场外看待这场角逐。正如众所周知的现代足球战术，中场在任何一场成功的比赛中都是最重要的角色，它结合了进攻和防守行为、多功能性和抗压性，并为反击做好准备。欧洲政治准备好采用这些策略了吗？ 

尽管存在各种概念和制度缺陷，欧盟已经在其对外关系中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成熟过程。 

欧洲成功地与印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日本、新加坡、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贸易关系中实现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例如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 

欧盟历来是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及促进环境政策全球合作进而促进欧洲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先驱。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于2019年12月宣布《欧洲绿色协议》，这是对欧盟致力于气候议程的明确肯定。它还为向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模式“大转型”的理念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欧盟仍然是最大的共同市场，但很明显，其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只能通过重新定义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模式来实现。任何军事冲突都会极大地影响欧洲经济。欧洲与亚洲拥有相同的利益，因此需要根据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更积极地参与预防和缓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