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国际能源合作呈现出由以石油为主向多能互补转变，由相对单一的石油安全向多目标兼顾转变，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性思维转变，由单纯的市场手段向多维兼顾转变等新变化。从国际能源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政治的主导地位提升，个体安全与区域安全间存在分歧，能源转型的影响更为多元。

作者对“中-缅-孟”三国电网互联项目、多哥-贝宁界河水电站项目、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西非“五位一体”联动新模式等4个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进行案例分析后认为，这些案例呈现了联动观念、全局视野、需求导向、长远观念等国际能源合作的系统理论要素。

面向未来，继续深入推进国际能源合作，作者建议在项目合作上应更注重全生命周期、系统性策划，更注重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非官方国际机构协同，更注重统筹整合资源力量。

（一）国际能源合作呈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10年来，一大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能源合作项目落地一些以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线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在深刻改变着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从能源行业自身看，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一带一路”倡议促使全球能源治理在推动国际合作、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为适应能源转型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目标对象、思维策略等均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一是治理对象由以石油为主向多能互补转变。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论坛（IEF）、能源宪章（ECT）等代表性国际能源组织均因石油安全而创，以保障石油安全为初心使命。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转型的交织作用将加速推动多能互补时代的到来，能源治理也更加关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二是治理目标由相对单一的石油安全向多目标兼顾转变。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石油长期作为最重要的全球性大宗商品和战略性能源产品，其供应安全始终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首要目标。随着能源转型日趋成为全球共识，全球能源治理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更为多元，需要兼顾能源发展的效率质量、公平性与资源 环境等领域的外部性等多个方面。

三是治理思维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性思维转变。当下全球各国、各行业均在经历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快能源转型成为国际共识，清洁转型中的能源质量问题、公平性问题、能源可负担性问题均受广泛关注和各方因素影响，能源治理所遵循的底层逻辑不再仅仅是“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间的线性平衡那么简单，而开始以系统思维思考如何构建新的世界能源体系，以兼顾多个维度的平衡问题。

四是治理手段由单纯的市场手段向多维兼顾转变。过去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治理格局下，治理手段主要是能源资源的区域性协调，以解决供需矛盾为主。面对更为复杂的能源转型议题，必须兼顾多边协商、技术贸易、金融投资、国际援助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以应对更为多维的目标和多元的利益诉求。

从国际能源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受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欧洲能源危机等突发事件叠加影响，进一步深入推动国际能源合作最突出的特征集中表现为：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政治因素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提升。政治安全成为能源安全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面临严峻的化石能源短缺危机，与作为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的俄罗斯形成天然的互补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停止进口俄罗斯管道气，作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运往欧洲的廉价俄罗斯管道气被昂贵的美国LNG替代。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围绕油气开展了多轮制裁与反制裁，加剧了全球能源安全的风险敞口。

个体安全与区域安全间存在分歧。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地理情况差异巨大，很难在一个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能源安全政策。在面对能源危机时，各国可能会违反已有的合作框架，寻求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方案，这点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使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制裁的情况下，部分欧盟国家依然通过豁免继续进口俄油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效果。能源出口国间的博弈也进一步深化。在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趋于升温的大背景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高位的油气价格大大改善了中东国家财政状况，继而提高了各国战略自主意识。拥有国际影响力和战略自主性的中东国家将使“欧佩克+ ”框架对原油供应市场的领导权和控制力进一步加强。

能源转型对投资热点的影响更为多元。尽管油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属于主体能源，但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受到道德指责、政府监管、法律干预等，加之投资者更加关注技术创新突破、投资与金融体系对接、降碳与提升能效、能源贫困与社会公正等多元议题，全球油气资源投资的热度不断下降。2023年上半年，油田资产并购交易评价油价与2022年全年平均水平基本一致，但显著低于2023年布伦特和WTI两大国际基准油价的平均水平。说明尽管油价维持高位，各石油公司仍保持谨慎的上游投资态度。

（二）系统理论在国际能源合作项目中的应用与实践

由于国际能源合作项目具有投资大、周期长、主体多、产业链长等特点，进一步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不能以单一的、线性的、静态的观点开展。共建“一带一路”10年间，有众多具有典范意义的能源合作项目。作者选取4个合作项目，通过对项目案例深入剖析，构建基于系统理论的国际能源合作系统模型，并以此为基础为今后开展国际能源合作项目的可行性提供系统性分析框架。

案例1:“中-缅-孟”三国电网互联项目

缅甸、孟加拉国均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国西南地区水电资源丰富，水力发电裕度较大，急需消纳市场。为此，中国积极寻求向周边国家送出电力，推动“中-缅”电网互联项目，但多年来项目难以落地。在项目策划阶段，缅甸作为目标电力消纳市场，尽管长期严重处于缺电状态，但其购电意愿不高，消纳能力不强，征收电费等因素也增加了项目实施的风险。

后经多方实地考察和沟通，发现缅甸邻国孟加拉国发展意愿强烈，电力缺口较大，外购电力意愿较强。为推进项目，中国策划了“中-缅-孟”三国电网互联项目。中国可将过剩的电力外送，孟加拉国可以填补电力缺口，缅甸既可从中获得过境费用收益，也可部分补充电力缺口。三国在项目中均得以获益。2018年3月，中、缅、孟三国建立电力互联互通部长级会议机制，共同决定成立联合工作组，启动中—缅—孟电力互联互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该项目体现了互联互通的系统思维。根据传统国际合作理论，参与方越多，国际合作难度越大。而在这一案例中，通过系统理论下的供应链联动逻辑，增加了参与方，反而加速了项目实施。其中最关键因素是坚持需求导向，即寻找到真正的市场需求方，需求是助推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落地的根本驱动力。

案例2：多哥-贝宁界河水电站项目

多哥、贝宁两国经过协商，策划在两国界河新建水电站。该界河水力资源充沛，适宜建设水电站。起初两国分别找到法国的施工公司建设水电站，但在如何平衡收益的问题上，多哥、贝宁两国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在施工方所属的法国直接介入下，多哥、贝宁两国达成一致，即各出资50%成立合资的业主公司，再由业主公司招标建设水电站，水电站的收益将由两国平分。并且，在业主公司的主导下，两国未来可以继续合作开发界河上的水资源。

该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行为在能源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由公司作决策，显然两国各修一座水电站更符合施工方的利益，两国的电力公司显然也不愿意将收益分给别国。但在国家行为的顶层设计下，在系统理论的视角下，通过构建平衡与双赢的内部循环逻辑，三方均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案例3：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

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水资源极其丰富，但巴西的工业区主要位于东南部沿海地带。长久以来，亚马孙河的绿色电力难以有效输送到电力负荷中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特高压电力输送技术给中国的能源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裨益，可以有效解决发电中心与负荷中心逆向分布、距离遥远的问题。基于自身的发展实践，中国向巴西输出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经过实地考察，巴方高度认可该技术的可行性，将其应用于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项目，从而解决了巴西长久以来难以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

该项目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同步发展的理论创新，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有效应用于其他国家。从市场供需的视角看，中国引领世界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成为本案例中连接供需间的关键性中间环节，不可或缺。

案例4：西非“五位一体”联动新模式

西非部分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多年以原矿石出口为主要贸易模式。这并不能解决西部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问题，甚至进一步加剧西非国家加速成为 “剪刀差”牺牲品的局面。针对以几内亚为代表的西非国家实际情况，结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提出了“电-矿-冶-工-贸”五位一体的联动发展模式，即以电为中心、矿为基础、冶为转化、工为提升、贸为创效的联动发展模式，充分发掘产业协同效益，破解资源型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局。这种模式的本质是通过工业带动国家整体的联动发展，通过制造业增加就业机会，实现产业转型。

这一案例加深了作者对产业链供应链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构建“电-矿-冶-工- 贸” 联动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延伸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最大化，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链式合作、一体化协同的创新性合作逻辑。

结合上述4个项目案例的分析，作者基于系统理论建立“三个层次联动反馈、三种逻辑循环螺旋”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能源合作系统架构模型，如图1所示。模型中的“三个层次联动反馈”指的是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三个重要阶段——发起阶段、策划阶段、实施阶段。

在发起阶段，重点考量的核心要素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动力来源是否充足，即动力来源层。判断是否动力充足的主要逻辑是主客观条件是否匹配，即主观上是否有合作意愿以及客观上各方面条件是否具备。主客观条件匹配逻辑犹如手动挡汽车的离合器原理，主客观匹配即为“合”，发动机则输出动力，否则为“离”，发动机空转。在主客观条件中最为核心的两大因素是市场供需匹配对接，建立供给为要、需求导向的思维。

在策划阶段，重点考量的是合作动力如何传导至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链式协同、“联合出海”的合作格局，即动外部协同，将能源外溢效应力传导层。在动力传导逻辑中，能源是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基础与枢纽，可策划形成类似西非“电-矿-冶-工-贸”的外部产业协同合作逻辑，也可策划形成类似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煤-电-路-港-航”的上下游纵向一体化协同合作逻辑。

在实施阶段，重点考量各参与方的利益分配与平衡问题，项目合作最终要落实为项目获益的“蛋糕”是否足够大、分配得是否足够合理，反馈为“零和”的还是多方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反馈循环层的基本逻辑。

（三）深入推进国际能源合作项目的三点建议

展望未来，作者对深入推进国际能源合作项目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一是更加注重合作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系统性策划。调研国际能源项目，筛选建立项目库。项目在标准方面应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原则和理念。在调研收集、项目方提供、已有项目库共享、机构研究提出基础上，分析项目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掌握影响项目落地的关键问题。基于系统思维深入研究并策划提出项目新方案。在梳理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以供应链联动逻辑和产业链一体逻辑为指引，全面分析项目上下游协同和外部产业协同，策划提出项目新方案，实现各方共赢。

二是更加注重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非官方国际机构协同的“走出去”格局。政府的支持对于国际能源项目具有不可替代的总体协调作用，可以促进龙头企业整合资源“抱团出海”、相关企业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利用国际平台和全媒体手段推广中国倡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各类多边国际组织中广泛发声，以国际视角在国际舞台上传播能源合作新思路。把握全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贴合海外受众需求，讲好中国故事，凝聚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三是更加注重统筹协同、整合资源力量。国际能源合作推进中可能遇到供给需求不匹配、关键技术制约、商业模式不成熟、政策环境不稳定等多方面问题，涉及政府、咨询方、投资方、融资方、建设方、运营方等各类实体。可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成立国际能源合作联盟，由相关国家政府和潜在利益相关方参与，订立有约束力的规则，系统性推动大型能源项目，打通能源转型从理念到行动的通路。（作者：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教授级高级经济师丛威、助理翻译梁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建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高级工程师李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