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已经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从文化理解、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多个角度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我们也必须要看到，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还面临国内外多方面的挑战。

（一）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增大合作风险

“一带一路”横跨欧洲和亚洲，涉及多个不同的国家、种族、宗教、文化和政体，加上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教育合作面临更大的潜在风险。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并行，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政治局势缺乏稳定性，使得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秩序混乱、教育发展基础薄弱，为教育合作交流的顺利、有效和稳定展开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另外，世界多极化发展使得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还要处理种族问题、移民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国家内部难题，间接影响沿线国家参与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积极性。以西亚沿线国家为例来看，这些国家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曾受到多方势力的干扰和影响，使得国内局势的稳定性不足，对“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提出严峻挑战。

（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不均衡，增大对接难度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教育发展水平，也间接影响国际教育合作的开展。“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情况十分复杂，涵盖多种政体，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超越中国体量的大国也有诸如文莱这样的小国，可谓千姿百态。除了新加坡、捷克、俄罗斯、以色列等7个国家属于发达国家，其他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较大，甚至存在本质性差异，这就使得互利共赢的合作效果大打折扣。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入研发的经费有限，严重影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2014年，在研发投入GDP占的世界排名中，仅有以色列、斯洛文尼亚、新加坡、中国和捷克进入前20名，而最低的10个国家中有7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世界科技创新领域中，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上还处于劣势。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沿线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无疑增加了教育合作的难度，首先表现在对接沿线各国教育需求的成本和难度增大。

（三）需求错位，教育合作趋于边缘化

“一带一路”倡议发端于推动经济发展，落脚在政策、产业、贸易、金融、科技、人文、教育等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从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初衷来看，大部分国家主要是从发展本国经济出发，试图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样一种出发点使得教育合作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沿线国家对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视不足或者说对教育合作存在疑虑和戒备之心。

沿线65个国家中只有37个国家与我国签订教育协议、24个国家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从国内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从国家到地方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更加侧重于在经济发展领域抓住政策机遇、抢占发展先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看，对教育合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这势必会阻碍教育合作的有序有效展开。

（四）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消减教育合作吸引力

教育合作需要四个基础，一是教育秩序，二是教育资源，三是教育需求，四是合作机制，这四个基础缺一不可。“一带一路”合作重点是要实现“五通”，即政治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近期重点目标是实现道路、能源建设、电信、港口等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些合作内容的顺利展开需要各个层次相关产业人才的有力支撑，也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经过十几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国总体教育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上行列。然而，与欧美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职业教育已经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形成了一批优势明显的职业院校，这对于沿线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的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必须看到，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不尽如人意，在师资力量、专业建设、培养模式、培养质量、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仍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

例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需要完成从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角色转换，这需要从制度设计着手进行梳理和标准化。另外，“一带一路”对职业院校的师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仅仅是双师型教师或许难以满足需要，还要有过硬的语言能力等。虽然“一带一路”建设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平台，但目前职业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充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沿线国家参与教育合作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