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往往代表的是无限的负债和财务负担，政府需要重新思考目前能源类国企的特权地位；电力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而非一种权利；在经济稳定时，国企改革的重要性会下降。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将于5月31日至6月1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开“国企的有效管理”研讨会，将向与会者讲述与国企高效管理有关的挑战，并提出改革建议来应对这些挑战，还将介绍亚洲国企当代面临的挑战和有关的解决方案。
对于商业类国企而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然，商业类国企也要进行分类管理：一是攸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要稳固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二是已经处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国企，开始采取更多元开放的股权模式，淡化国有资产的股权比例，实现上市。
“国企改革是逼出来的,越是经济下行,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要相信市场的力量。我们要积极探索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路径,坚定走市场化这条道路。”张永伟强调,国企容易被政府主导,千万不要把国企不当市场主体,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让其无限度地去拉投资、扩产能、背包袱,这最终会让企业和政府吃大亏,企业会失去调整的时机,丧失活力,政府则又被迫为困难企业埋单。
国企改革,是事关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这盘大棋的“关键一子”。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较往年更大的篇幅,对新一年国企改革做出了部署,释放了加速推进改革的信号。
从当下最紧迫的“三去一降一补”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加快国企改革已事不宜迟,因为国企是面临高杠杆、高负债和过剩产能压力最大的部门。学界的诸多研究表明,自2009年以来,全部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至2016年上半年已经达到67%,而国企负债在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中的负债则高达70%多。
对于国企改革对信用的影响。他认为应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不能笼统的要求做优、做强、做大,而应有进有退。“有些‘僵尸企业’,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就要进行淘汰”。而类似于宝钢和武钢、南车和北车的合并,能够适应中国企业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减少内耗,提高信用,值得鼓励。
长期以来我国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以确保其能不断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我们必须避免出现国有企业地位下降、普遍缺乏活力、大面积亏损、国企成为国家和社会负担等这种失败局面,而是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就需要从实践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探索国企改革的新理念、新路径。
今年7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有关推动中央企业结构性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但该指导意见似乎并没有提供一条提高效率或降低道德风险的通道，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会有达尔文优胜劣汰理论中提及的不能独立生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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