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社交媒体行业的信息混乱问题，人们急需数字治理的新思路。然而，监管内容混乱问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负担，即防止党派政府诱导公众讨论偏向于自己的观点。有鉴于此，让政府机构指导社交媒体公司删除有害内容的提议不是好办法。
近日，印度政府以安全为由发布了针对59款中国手机应用的禁令，在印度极受欢迎的TikTok没能逃脱厄运，也在封禁之列。此举既让人震惊，也让人失望。这样做毫无意义，也十分随意和武断。
伊朗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从互联网的使用和渗透程度来讲，它是世界上连通性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关于不受监管网络或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伊朗政府仍然多疑并采取镇压态度。伊朗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在人们继续热议社交媒体网站应如何公平执行规则并改善其平台上的新闻质量之际，大多数美国人对社交媒体公司的这类努力持悲观态度，而且非常关注涉及社交媒体与新闻的一些问题。大多数人表示，社交媒体公司对其网站上的新闻有太大控制权，它们在网站上发布新闻时发挥的作用致使用户看到的新闻更加混乱。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改变了新兴经济体的社交互动？还是人们只是在网上和曾经线下聊过天的人聊天？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全球四个区域11个国家成年人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许多重要方面，智能手机用户——尤其是那些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更经常接触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且和他们不曾见过面的朋友有更多联系。
对加拿大而言，多方就社交媒体监管开展合作可能是一个较新领域，但一段时间来，这一直是其他国家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常规元素。这种合作表明，加拿大和外国国会议员愿意认真应对社交媒体巨头带来的挑战，不计较党派、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此外，这也说明存在为一些全球性政策问题建立相互联系的管理框架的可能性。
社交媒体公司的透明度很重要。如果没有相关数据，就无法负责任地进行监管。作为第一步，政府可以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提高透明度，这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政府和公民社会研究社交媒体的影响。谨慎的媒体监管是必要的，必须考虑内容的真实效果，而不是假定的效果。
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Dwayne Winseck认为，如果说现有的监管框架应该对科技公司进行监管，那么负责监管的应该是那些监管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媒体公司。
反贸易活动人士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上简单、直观和经常歪曲的信息来获取人们的认同。鉴于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人数之多，倡导贸易的引人注目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贸易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涉及到众多国家，是和国家传播结合得最密切的，与传统媒体相比，不管是移动终端，还是社交媒体，都更有优势去获得跨国的用户，去实现更多的国际的传播，也能够拥有更多更大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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