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帝汶未来的东盟成员国身份可能会带来好处——扩大贸易，但也会造成税收损失。可以利用明确的税收改革策略和与贸易有关的调整方案来避免损失。
从发展中国家群体来看，最低税率的好处将主要限于少数新兴经济体。此外，将征税权重新分配给市场辖区也主要有利于拥有庞大销售市场的富裕和/或人口众多的国家。
6月5日，在美国牵头下，G7成员国发表声明，支持把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设为15%。这一新协议或将成为穷国的束缚。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非可选的”争议解决程序，以此向公司保证它们不会被多次征税。穷国很可能因此处在“错误”一端。另外，最低税可能会威胁到穷国使用税收激励措施来吸引投资。
由于低收入国家抵御冲击的财政空间有限，作者研究了大流行病是否为它们实施亟需的税收改革创造条件，以提高较长期收入。为此，作者使用了45个新兴和低收入国家2000年-2015年的税收改革数据。深入分析表明，过去的大流行病促使各国实施税收改革，特别是在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方面。
在许多低收入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可能从国内来源获得更多收入，但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阻碍了具有收入潜力措施的实施。本文分析了政治变量在2000-2015年45个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实施结构性税收改革中的作用。
考虑到新冠肺炎危机，发展中国家必须开始改革税收制度，以便在国内创造出更多资源。改革受到抵制的一个领域是税式支出。改革税式支出不仅能增加税收收入，还能改善纳税人对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认知，提高预算透明度。
要更快减少收入不平等（并改善人口中赤贫阶层的收入前景），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时实施税收改革会更有效。政府越小，税收体制越简单，税收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好处越大。
过去几个月经合组织在征收数字税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解决方案的基本架构已近在眼前。然而，尽管全球税制改革势头强劲，但仍然存在巨大障碍。低税避风港是其中一个障碍。另一个巨大障碍来自美国。
创新越来越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已开始利用税收优惠来鼓励创新投资。但是，人们对这些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知之甚少。
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使用柴油发动机的车辆的税率都低于使用汽油发动机的车辆。德国目前对这两种税收的立场都发生了变化。德国汽车税在财政上既无利可图，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2003年以来，能源税率一直保持不变，其实际价值下降了五分之一。鉴于这一点，这两种税种都需要改革，提高柴油税应该是重中之重。
税收的灵活性和可定制性确实使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且有效的绿色政策工具。然而，利用此政策工具的东盟国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考虑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煤炭税和碳税之间的矛盾。
澳大利亚政府在2018-2019年预算中宣布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受欢迎的，但是可以进一步对其进行改进，以更好地提升经济效率。此外，应当推动其执行，以更严格的支出管理弥补早先的收入损失。
亚洲国家学会热爱高税率基本是不可避免的。按华格纳法则，随着一国逐渐富裕，它往往会收更多的税。据经合组织统计，日本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达34%，韩国达25%。
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议员已提议大规模削减税收。削减税收将主要针对企业和美国富人。本文作者指出，税收削减将威胁国内重点项目，预算调整指令对于取得税收改革成果而言至关重要。本文解释了税收改革为何至少应是收入中立的，而不仅是赤字中立的。
2016年共和党意外强劲的选举表现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民众对大萧条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特别是制造业）普遍不满。特朗普总统通过吸引失业的或未充分就业的产业工人以及许多依赖强劲的工业经济的相关服务行业工人拿下工业中心地带。然而，新政府执政近六个月，特朗普提出的许多旨在遏制制造业下滑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似乎都遇阻。
众议院共和党的税收计划会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还会实施其他改革，以减少对储蓄和投资的征税。对于个人，众议院的计划建议，基于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和众议员戴夫·布拉特提出的法规，创立通用储蓄账户（USA）。这种账户将简化和减少对个人储蓄的征税，从而鼓励个人增加储蓄，打造更大程度的金融安全。
这一改革将有助于解决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均和种族不平等问题，提高家庭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并产生巨额储蓄。这些储蓄有助于减税、削减赤字，以及对重要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进行再投资，为最急需住房人群提供便利。因此，在国会考虑税收改革之际，改革抵押贷款利息扣除政策应排在议事日程中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几十年来，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的税收处理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策问题。支持税收改革的一方与支持现有税制的一方各执一词。取消税收优惠对能源价格、国内生产和全球消费的预测性影响表明，三项税收优惠都不会直接或实质性的改善美国能源安全或缓解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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