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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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西北五省为例

交通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带来的经济效益等方面。近年来，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计量方法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然而，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特定区域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的研究还是较少，有的也只局限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西北五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前沿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基于此，本文以西北五省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评估交通基础设施对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西北五省制定交通运输投资政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建议。 　　本文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外部性三种理论推理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对制造业企业集聚存在空间效应这三条路径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对西北五省交通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发展概况做简要描述并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出2004——2014年间西北五省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结果表明：十年间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6.2％，期间起伏较大；技术进步是西北五省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最主要方式，其年均增长率为8.2%，规模效率的变化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也有微弱影响；五省十年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值全部为正，说明十年间西北五省的制造业效率不断提升。然后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检验各省之间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空间相关性，其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起，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相关性，并且在2007年后，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moran’I指数均为正且大体上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态势，表明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空间正相关性越来越强，Moran散点图显示高高关联和低低关联是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主要分布形式。随后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交通基础设施对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本地效应为0.061，溢出效应为0.0274，说明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促进当地制造业发展，还有利于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以外，对外开放水平、研发投入、政府支出这三个控制变量也都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加研发投入、政府支出有助于提升西北五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根据上述结论，从依靠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区域自主品牌；鼓励产业集群式发展，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发挥人才和资金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大对西北五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与政策投入；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意见。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以国内段沿线七省区为例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金融的稳定与协调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沿线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各省区间金融发展极其不平衡，金融发展差异非常显著，尤其是沿线金融发展滞后的西北地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区域的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七省区为例，以沿线省际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及其相互影响效应为研究主线，以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对沿线七省区金融发展差异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故本文的研究内容也按照以下四部分展开： 　　首先，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有关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及相互影响效应的相关文献、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然后，对沿线各省区总体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银行、证券及保险等分行业发展情况进行对比，详细地描述了沿线七省区金融发展的基本现状。其次，通过构建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与深化等三个维度的金融发展差异指标体系，以2006年和2015年的时间截面数据为例，对沿线七省区金融发展差异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沿线七省间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相互影响——各省间金融联系强弱的变动及其趋势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基于本文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第一，2006年至2015年沿线七省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省区间金融非均衡发展特征依然非常明显，从整个经济带地理版图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分布来看，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递减、东强西弱”的分布特征。第二，在各省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影响下，沿线七省间金融联系与协调发展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若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金融发展差异越小，地理空间距离越近的省份，两者间的金融联系越密切，金融联动与协调程度越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的主要对策建议有：一是利用“一带一路”政策优势，强化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二是找准自身金融发展定位，实施差别化的金融发展策略；三是加强沿线省际间金融联系与合作，推动区域金融联动协调发展。
商业银行并购绩效评价研究

近年来全球高新电子技术高速迅猛发展，各国在金融领域对各类资本的限制减少，金融管制逐渐放松。国内外各大商业银行为实现低成本的国际扩张，纷纷采用海外并购实现业务延伸，同时推动了虚拟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在金融经济发展领域实行了战略转变，积极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适合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在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海外并购业务的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也积极的进行了业务拓展，在发展初期中国商业银行的并购都是由于政府进行主导的，因此，中国商业银行在市场化并购中经验不足。为了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可以参考已有案例并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开展适合自身发展的并购业务。 　　本篇文章就是追溯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在这个研究基础上，同时融合中国商业银行并购上的实际特点，选取了两个相对应的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相关的绩效评价方法找出中国商业银行在并购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并针对这些缺点，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因子分析的福建省上市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上市公司作为企业改革的先锋，在区域企业中占据领军地位，上市公司的发展更是区域经济兴盛的一个写照与标杆。上市公司的绩效情况很大意义上是地区经济的“晴雨表”，上市公司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也与投资人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它们的经营绩效和发展趋向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多项国家重点战略与政策的叠加都在大力支持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从建设“海西区”到“福建自贸试验区”，再到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这是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难能可贵的一个契机。若能借助这些政策契机与发展平台，提升福建省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使福建省上市公司取得长足发展，定能为福建省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故对福建省上市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介绍了福建省上市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以福建省2015年111家上市公司的年报财务数据为样本，从中筛选出16个数据指标，分别从四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浓缩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四个主因子，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23.0统计软件计算出上市公司的各主因子得分，根据得分结果对福建省上市公司完成排序。依据福建省上市公司的差别与特点，对上市公司的行业、地区分布等方面做聚类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为福建省上市公司的发展及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通过对福建省上市公司绩效评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上市公司地域发展不平衡，且缺乏地区特征与优势，行业结构布局不合理，规模不大，上市公司的质量两级分化较严重，创业板、民营企业以及新兴行业的上市公司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总体来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偿债能力较好，营运能力与成长能力不足，这使得福建省上市公司整体的绩效程度受到了约束。
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的影响因素及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基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生活品质和精神文化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重点。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融资难问题也逐渐显现，就如同文化产业发展通道上的挡路石。这种现象一方面与文化企业固有的资产结构和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由于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融资渠道单一、模式固化。所以有必要对文化产业融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甘肃省与外界的沟通和往来将更加密集，不仅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技术，还将有利于省内众多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走出去”。文化产业作为高智力、高附加值产业，应当抓住“一带一路”黄金地段的优势和甘肃省传统产业相融合，实现文化与经济双重对外开放格局。基于此背景，本文以甘肃省民族文化类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SWOT方法分析了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现状，并根据融资现状和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影响其融资能力的因素。 　　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现状，本文以甘肃省18家文化类企业为研究对象，获取其财务数据，选取资产对数、资产收益率、营运能力、销售净利率、企业存续年限等为解释变量，选取资产负债率为被解释变量，通过Eviews软件对该截面数据进行OLS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银企关系、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市场竞争力等与甘肃省文化产业融资存在相关关系，并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最后，本文对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融资能力进行综合评估，设计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每一个环节需要用到的融资模式，以便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文化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融资模式。以期对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融资提供帮助。因此，如何打破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瓶颈”，将甘肃省民族文化产业潜在优势转化成为一种现实优势产业？这是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视角

2016年12月，中国将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列为重点推进工作。截至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证监会牵头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促成了首批产品的落地，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跃。PPP项目资产证券化，能够弥补“一带一路”的融资缺口、多元化基建的投融资方式、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区协调发展。因此，为了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急需探索PPP项目资产证券化这样的创新型模式。加之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推动、可证券化的PPP项目较多、新模式的运作初具模型、试点安排进行有序，更彰显了新模式的推广势在必行。本文以“一带一路”视角下的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为研究课题，通过深入的讨论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金融从业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本文以“整体——零件——结合”的动态思路来阐述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首先介绍了PPP资产证券化的含义。其次，对PPP的局限性、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分别进行描述。最后，指出PPP与资产证券化结合的天然优势，为二者的结合找到理论依据，以期丰富相关的资料内容。 　　在实际操作方面，首先，本文梳理了PPP资产证券化的参与对象和操作流程，以财政部上报的首单PPP资产证券化项目为案例，发现其存在的优缺点。其次，由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涉及到的问题和困难很多，为了突出重点，本文以操作流程为主线，在吸收了案例所存在的问题后，着重对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具体包括售前PPP项目收益权已存在质押、售中基础资产无法实现“真实出售”、售后基础资产无法“出表”、PPP资产证券化的增信主体单一、PPP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期限和利率难以吸引投资者、“一带一路”背景下新模式面临多重风险。最后，本文结合财政部首单的可取之处，针对以上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一系列对策与建议，试图为金融从业人员提供参考，为更深入的研究与发现抛砖引玉。
CDM机制下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现状及创新方向研究

在全球气温持续变暖和“一带一路”、“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等国家政策大力提倡发展绿色金融的背景下，将中国商业银行推出的碳金融产品及相关碳金融业务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研究法、文献分析法等，通过对比CDM机制下国内外碳金融市场发展历程和部分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的实践历程和存在问题，参照个别大中型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实例，提出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的大体方向和创新碳金融产品的建议。为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做好准备工作，切实推动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早日提高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上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普惠金融水平测度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国沿线重要节点城市如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纷纷开展实地调研，制定发展计划以融入丝绸之路建设中。发展普惠金融也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支持势在必行。本文在此背景下，结合丝路沿线地区经济特征遴选样本城市，设定普惠金融测度的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赋予权重来测度丝路沿线节点城市的普惠金融水平。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普惠金融与不良贷款率、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比的动态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不良贷款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不良贷款率上升对普惠金融有负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比在前期与普惠金融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期转为负相关；城镇化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沿线普惠金融水平影响还不明显。最后给出如何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普惠金融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个北疆村落的民族关系研究——基于新疆乌尔禾乡哈克村的田野调查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促进族际沟通与交流，解读民族交往与互动形式的重要工具；更为重要的是，良性的民族关系是维护边疆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一带一路”战略，其构建穿越西北多元民族区域，因而维系与保证区域良性的民族关系状态是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本文便是立足于西北，以北疆一个村落作为田野点，探寻该地区的民族关系现状与调控手段。 　　文章主要通过对新疆乌尔禾乡哈克村的民族关系田野调查，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从七个维度系统性的反映哈克村民族关系现状，梳理影响该地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归纳该地解决关系问题有效途径，最终总结哈克村当前民族关系总体特征，并对利益视角下的民族关系定义予以反思。
冷战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自双方建交以来，这种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关系风云变换的考验，始终保持着密切与稳定。双方的安全合作是中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中巴关系的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地区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两国的安全合作在发挥自身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外因素变化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依然保持高度合作的关系，并不断地深化、拓展安全合作的内涵。不论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传统安全，还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引起人们重视的非传统安全，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国家安全。这对两国安全合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阻碍了双方其他合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中巴两国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梳理、分析了冷战后中国与巴基斯坦安全合作的深层次原因、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中巴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众多因素制约，它们使得中巴安全合作难以达到双方的期望。笔者建议中巴安全合作要积极拓展合作领域，进一步突破传统安全的范畴。特别要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深化方向，以此为基础探索出一套符合新国家安全观的对外安全合作模式。从而形成一个覆盖南亚、中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保证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并推动亚洲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对外安全合作，基本出发点就是认清国际关系定位、改善地缘政治环境，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来恢复自身在亚洲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中巴安全合作要为建立涵盖地区内有着共同安全和发展等利益诉求的国家的开放式多边机制合作平台提供借鉴和基础，从而以新的理念和方式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这也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必须进行的思考和探索。
敦煌和兰州服务人员回应询问话语的对比研究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曾经是丝绸之路重镇，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迹闻名于世，比如，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此前国内外大量关于敦煌的研究注重从文学或者历史的角度研究敦煌文化遗迹或者历史典籍。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提出，敦煌又一次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发达的旅游业吸引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很少有研究从语言学或者语用学角度研究敦煌服务行业或者旅游业。本研究将从语用学角度研究敦煌的服务行业的语言使用情况，并和兰州作以对比研究。由于言语行为是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为了更好地理解某一语言区域的交流和行为方式，研究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变得至关重要。而且，由于对敦煌服务行业的语用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自然语料，这将有助于对当地服务行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为了研究敦煌服务行业的言语行为，本研究旨在考察询问言语行为的回应，询问是一种常见的言语行为，但是国内对其语用学方面的研究甚少。不同于以往大量关注在汉语询问句式和语气层面的研究，本研究从语用学角度考察服务员对顾客询问的回应，而且主要聚焦于礼貌和服务员回应策略的使用。本研究考察社会变量中性别差异和礼貌程度对回应策略的影响，具体来说是敦煌以及兰州各自的顾客性别差异和礼貌程度对服务员回应策略的影响，同时对比发现两地服务员回应策略的异同之处。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采用了开放式角色扮演方法收集数据。在开放式角色扮演中，语言的产生方式与日常语言互动非常接近，扮演顾客的参与者在选定的服务场所，用事先设计好的情境与服务员交流。这样就可以收集到半自然的语料。之后把收集到的角色扮演的音频转写成书面形式的语料。而角色扮演中用到的情境是基于收集了服务员和顾客之间真实的对话语料而设计的。收集到的服务员对顾客提问的回应语可以被分为称呼，主言语行为和附加策略，附加策略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附加策略和后附加策略。最后借助SPSS软件（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的第20版对数据进行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过程分为五步：收集自然语料，设计角色扮演的情境，实施角色扮演，转写角色扮演的音频，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敦煌的角色扮演者是在沙州镇随机挑选的，兰州的角色扮演者是在兰州大学和市民中随机挑选的。最后有16位年龄在16岁到70岁之间的参与者参与了敦煌的顾客角色扮演，16位年龄在16岁到70岁之间的参与者参与了兰州的顾客角色扮演。这些参与者又被平均分为两组：青年组（16-34）和老年组（55-70）。这两组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是一样的。最终，本研究在敦煌收集到了640个有效音频数据，在兰州收集到了1123个有效音频数据。 　　本研究的结果如下：（1）敦煌和兰州的服务员在回应顾客的提问时都采用了很多策略，而且两地服务员的主回应策略以直接回应为主。此外，敦煌服务员的回应中使用的称呼要远多于兰州的服务员。就服务员回应的附加策略而言，两地出现的最多的前附加策略是询问，后附加策略是解释。（2）顾客的性别差异对敦煌服务员的回应策略有影响。具体来说，服务员在回应男性顾客时更多采用直接回应的主言语行为，而回应女性顾客时更多采用间接回应的主言语行为。而且在回应女性顾客时使用的前附加策略更多，使用的后附加策略中询问出现的频率最高。（3）礼貌程度对敦煌服务员的回应策略有影响。当顾客以礼貌的方式提问，服务员也表现得更礼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员会采用更多的前附加策略，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询问。（4）敦煌和兰州服务员在回应顾客的询问时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两地服务员在回应时都采用了很多策略，而且他们回应策略的主言语行为都以直接回应为主。不同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地服务员的回应策略存在差异。相比于敦煌的服务员，兰州服务员在回应顾客的提问时用到的称呼语较少。而敦煌的服务员在回应时采用更多的后附加策略。第二，两地服务员在回应男女顾客时采用的策略存在差异。敦煌服务员在回应男性顾客时采用更多的称呼，后附加策略中的询问，提供和建议也比兰州服务员采用的多，兰州服务员回应策略中使用最多的后附加策略是解释。敦煌服务员在回应女性顾客时使用到的称呼语同样比兰州服务员多，而且使用的间接主言语行为也多于兰州服务员。 　　敦煌和兰州服务员在在回应策略上的相同之处显示，两地服务员在回应时都采用了多种策略，而且他们均以直接回应为主。这表明，敦煌和兰州的服务员在回应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回答顾客的提问时应该以清楚的方式给出有效且直接的回答。另一方面，两地的不同之处表明，两地服务员的礼貌程度显示出差异，这一点主要通过两地服务员在回应时采用的不同策略体现出来，而这主要受两地服务员所认可的礼貌规则不同的影响。
敦煌和兰州服务人员回应请求话语的对比研究

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和现代旅游城市，敦煌在中国乃至国际上以其发达的旅游和文化资源闻名。而兰州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是甘肃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敦煌话和兰州话虽都属西北方言，但是在语音、语调、历史等方面有着很大区别。这些经济和语言背景上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两座城市在语用习惯方面的不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行对沿路城市的语用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忽视这些已然存在的语用差异，必然会影响城市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服务业是展现城市风貌的直接窗口，也是最能体现城市文明礼貌程度的指标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政策的实行，促进沿路城市交流，提高城市语用文明程度，对兰州和敦煌的服务业语用文明现状进行调查是很有必要的。以往对兰州和敦煌的语言研究既缺乏变异语用学的新视角，也鲜有涉及服务业对话，而本研究从变异语用学角度出发，以敦煌和兰州服务人员对请求的回应话语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两城市的语用文明现状。 　　本文选取请求言语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请求是一种威胁说话双方面子的言语行为，因此如何对请求进行回应，是衡量说话人礼貌认知和礼貌策略使用水平的重要标准。国外一些文献对请求回应的研究未必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而国内的请求回应研究视角陈旧，没有涉及到中国两城市间的语用对比。因此，本研究从变异语用学角度对兰州和敦煌服务人员回应请求的话语进行了对比研究。 　　本研究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角色扮演法，分析了年龄和性别因素对兰州敦煌两城市服务人员回应请求时所用策略的影响。本文在比较两城市服务人员回应请求话语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兰州和敦煌各有十六名角色扮演人员参与调研，男老组、女老组、男青组和女青组各四名。扮演人员经培训掌握了必需的交流和设备操作技能。扮演人员在随机抽样抽出的服务类场所发出请求，录下全程对话，其请求话语事先设计好，涉及事物大小和请求礼貌程度都加以控制。最终，32名扮演人员共在两城市的107个地点收集了1712组有效对话。数据分析方法借鉴了跨文化言语行为研究项目的研究方法。 　　根据收集到的语料，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称呼语、主言语行为和后附加策略上，顾客性别差异对敦煌服务人员回应请求的话语有显著性影响。（2）在称呼语、主言语行为、回应角度和后附加策略上，年龄差异对敦煌服务人员回应请求的话语有显著性影响。（3）在问候语、主言语行为和回应角度上，顾客性别差异对兰州服务人员回应请求的话语有显著性影响。（4）在问候语、称呼语、主言语行为和前后附加策略上，年龄差异对兰州服务人员回应请求的话语有显著性影响。（5）在称呼语、问候语和前后附加策略上，敦煌和兰州服务人员回应请求的话语有显著性差异。 　　收集数据表明两个城市的服务人员都倾向于对男性顾客和青年顾客使用更礼貌的回应方式，这与中国社会的传统家庭模式和话语权归属，以及互联网和移动端发展带来的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军的经济趋势有关。两个城市对比看来，敦煌作为传统的旅游城市，其服务人员在回应顾客请求时更加礼貌。这得益于敦煌每年的全市文明礼貌宣传活动和深入人心的文明观念。
格鲁吉亚汉语推广现状与对策——以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汉语推广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大环境的支持，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离不开语言的支持，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推广又能反过来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交往。格鲁吉亚在1991年独立之后，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提出以来，格鲁吉亚积极主动加强与中国的经贸、文化往来，汉语推广在格鲁吉亚也受到重视和支持。 　　格鲁吉亚汉语推广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推广则是从2010年建立孔子学院开始的。兰州大学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在2010年12月揭牌成立，是格鲁吉亚第一所孔子学院，2017年即将在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建立第一个孔子课堂。 　　本论文首先调查了格鲁吉亚汉语推广的历史与现状，并针对各个教学点的教学及管理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总结出目前汉语推广在管理、师资、生源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并根据笔者在孔子学院教学点实习时的真实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又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着重提出了开设中华文化特色教学班和以“项目合作”为主的院企合作的经营模式。中华文化特色教学班作为孔子学院的品牌特色将吸引更多中华文化爱好者，院企合作模式也能解决目前生源流失及不稳定的现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与格鲁吉亚的经贸交往日益密切，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格鲁吉亚的汉语推广事业应当抓住有利时机，充分整合各种有利资源，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努力发展格鲁吉亚的汉语推广事业。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图书出版传播研究

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综合实力竞争日益激烈，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开始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张骞通西域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新时期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提倡文化先行，出版业以书香凝心聚力，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主要窗口，图书作为承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地位非凡。本文从历史与当代，经贸与人文四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为中国图书出版传播走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极大的历史机遇，在宏观国家政策、中观图书出版的主体、微观出版的内容与形式剖析发展现状并从中发现问题，以独具优势的宁夏本土出版机构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为例，分析其在中阿图书出版传播中取得的成绩，在访谈的基础上调查研究其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总结其同国家总体的对阿图书出版传播活动中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国家、企业和人才三个方向提出创新的策略性的建议。最后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出中阿图书交流应该站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高度上，寻找双方共鸣之处，以对话的方式，实现更加频繁的图书出版交往，让两国人民相知相交，焕发古丝绸之路新的生机。
缺氧对药物转运体MRP2、PEPT1表达变化及其底物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随着高原旅游的热潮、“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及迅速发展等许多原因，由平原进入高原地区的人群逐渐增加，特别是急进高原人群。但目前高原用药依旧沿用平原地区的用法用量，影响着高原人群用药的合理性、安全性、有效性。药物代谢动力学作为合理用药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在高原环境下的相关研究很少。药物药代动力学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目前主要集中于对CYP450酶的研究。而转运是影响药动学特征的重要原因，在这过程中，药物转运体是药物进入细胞的关键因素。药物转运体在体内多个关键的处置器官都有表达，如小肠、肝脏、肾脏等，其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它们在药物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以药物转运体为切入点考察高原缺氧条件下药代动力学变化的研究很少，因此系统地开展高原缺氧对药物转运体的影响及调控机制的研究十分必要，这将为高原合理用药提供更丰富的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本实验选取最重要的一个外排型转运体MRP2、一个摄取型转运体PEPT1，考察急进高原缺氧后这两个转运体的表达及其底物诺氟沙星、阿莫西林药代动力学参数变化，并对机制进行探讨。 　　本研究首先比较了急进高原后血气、生化、病理指标的差异，初步评价大鼠机体缺氧及损伤程度。血气结果显示，急进高原后pH、PaCO2、PaO2、SaO2、HCO3-、BB、BE显著性降低，表明环境中氧分压降低，组织氧气供应失衡，大鼠出现缺氧症状，导致代偿性呼吸性碱中毒并代谢性酸中毒的代谢障碍；生化结果显示，急进高原后大鼠ALB、AST、ALT、TBIL、BUN、UA水平显著性增加，说明急性缺氧能影响大鼠肝脏、肾脏功能；病理结果分析可知，与平原组相比，急进高原缺氧后大鼠小肠、肝脏、肾脏组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其次，我们采用RT2Profiler PCR Arrays技术探究急进高原缺氧后大鼠小肠、肝脏、肾脏组织中多个药物转运体的表达情况，并筛选出对缺氧敏感的差异性转运体。结果表明，大鼠急进高原后，体内三个组织多个药物转运体发生明显变化：在小肠、肝脏、肾脏，mRNA表达上升2倍以上的药物转运体分别有12、3、8种，下降2倍以上的分别有5、18、4种。 　　接着，选取差异显著、应用广泛且重要的药物转运体Mrp2、Pept1，通过Real-time PCR、Western blot方法对其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进行验证，同时考察两者底物诺氟沙星、阿莫西林药代动力学的变化，进一步探讨缺氧对药物转运体及其底物药物体内处置过程的影响。与平原组比，急进高原组Mrp2、Pept1表达在不同组织中变化趋势不一样。在小肠、肾脏，高原组Mrp2、Pept1的基因表达和蛋白表达都显著升高，在肝脏两者的表达却明显降低。诺氟沙星药代动力学参数显示，其AUC、Cmax、t1/2在高原组中显著下降，而MRT、CL、Vd明显增加。在比较阿莫西林药代动力学参数中可以看出，与平原组相比，高原组中阿莫西林AUC、Cmax、MRT、t1/2、Tmax显著升高，而CL、Vd明显降低。 　　最后，在Caco-2细胞水平研究缺氧条件下H19、MRP2、PEPT1及相关转录因子、核受体表达变化，并在实验室前期lncRNA高通量基因芯片筛选缺氧差异性lncRNAs基础上，通过慢病毒载体介导RNAi技术沉默lncRNA-H19，考察干扰H19后对MRP2、PEPT1及相关转录因子、核受体表达的影响，初步探讨缺氧条件下MRP2、PEPT1的调控机制。结果发现，缺氧条件下，Caco-2细胞中MRP2、PEPT1的表达水平与H19呈正相关。LV-H19-RNAi感染Caco-2细胞后，MRP2、PEPT1基因表达下降一半，两个核受体PXR、CAR mRNA水平显著性降低，而HIF1a、NF-κB没有变化。在蛋白表达水平上，MRP2、PEPT1及相关转录因子NF-κB、HIF1a、核受体PXR、CAR表达都受到明显的抑制。同时慢病毒载体介导RNAi沉默H19再缺氧后发现，对MRP2、PEPT1、HIF1a、NF-κB、PXR、CAR表达的抑制程度加大。 　　本研究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急进高原缺氧后，小肠、肝脏、肾脏三个组织中药物转运体的表达会发生变化，尤其是Mrp2、Pept1，从而影响其底物诺氟沙星、阿莫西林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当沉默lncRNA-H19后，MRP2、PEPT1及相关转录因子、核受体表达受到明显的抑制，初步表明lncRNA-H19是缺氧条件下MRP2、PEPT1表达变化机制调控中关键的分子，其可能是通过转录水平及转录后水平调控HIF1a、NF-κB、PXR、CAR的表达，最终形成对MRP2、PEPT1表达的一个调控网络。该研究将为高原合理用药提供更丰富的数据基础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