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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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不同地区祁连圆柏树轮—气候响应研究

祁连山地处中国气候变化响应敏感区，又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咽喉要塞——河西走廊的水源涵养地，在中国政治、生态、经济、文化等领域举足轻重。祁连圆柏（Juniperus przewalskii）是该区主要建群种之一，其树轮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于树轮气候学、树轮生态学等诸多领域。在该区展开祁连圆柏树轮-气候响应研究，对深入了解该代用指标及未来森林管理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利用采自祁连山地区的祁连圆柏树轮资料展开树轮-气候响应研究工作。首先，对祁连山中部不同海拔树木径向生长特征及树轮-气候响应进行分析研究。其次，分析祁连山东部森林上限处树轮-气候响应以及幼苗种群的变化，探究幼苗集中死亡的可能原因。最后，对比祁连山中、东部不同年龄组树木树轮-气候响应差异，以及中部树龄因素与海拔因素对树轮-气候响应的影响程度大小。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祁连山中部地区不同海拔位置的祁连圆柏树轮宽度序列显著响应的气候要素几乎一致，但存在响应显著程度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低海拔样点更易受干旱胁迫，而高海拔样点则更易受低温限制且限制时间更长。各海拔年表与气候要素的响应关系随时间的变化模式几乎一致。在持续升温且干旱加剧的气候背景下，该区树木生长对气候要素的响应均趋于敏感。 　　2）祁连山东部森林上限的树轮差值年表都与秋冬季（P9C2）的温度显著正相关，随着温度的上升该相关关系在近年来突然减弱。样方内幼苗在1930-1949年间种群数量有所增加，且有向上爬升的趋势。然而，在本世纪初却出现幼苗大面积集中死亡的现象，这可能是与连续的干旱事件引起树木水分亏缺有关，且树木死亡年份具有滞后于干旱年份的特点。 　　3）祁连山东部树木树轮-气候响应与树龄因素无关。中部地区不同年龄组树轮宽度序列显著响应的气候要素几乎一致，但存在响应显著程度的差别，可以归纳为幼龄树木对温度响应更为敏感，而老龄树木则对降水响应显著。该区在影响树轮-最低温响应的因子中，树龄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海拔因素，而对于其他气候要素响应的影响程度，树龄和海拔因素则几乎不存在差异。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分布特征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在人类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经历发展、繁衍与再创造，它除了具有传承性、地域性、综合性和独特性等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活态性、无形性与脆弱性等显著特征，因此非遗在文学、历史、科学、经济以及艺术等方面均具有突出价值。 　　随着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非遗的文化生存环境因其脆弱性特征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保护非遗的呼声，随后世界各国政府陆续出台非遗保护的相关文件，直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遗的世界公约，非遗从此拥有了国际提供的官方认证标准与法律保护。中国非遗研究整体起步较晚，以2001年首次申报世界级非遗项目为标志，中国正式开始系统全面地进行非遗的相关研究。通过检索分析国内外非遗相关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探讨非遗的概念、类型、内涵、理论以及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甘肃省非遗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旅游开发以及立法等方面，而从地理空间分布的视角来探讨非遗的研究相对较少。 　　甘肃省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是繁盛一时的古代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黄金地段，见证了历史上中原与西域、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黄河与黄土地孕育了华夏文明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截至2016年12月31日，甘肃省拥有世界级非遗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68项，省级非遗项目274项，此外还有2000多项市、县级非遗项目，非遗资源丰富多样。近几年重走丝绸之路成为热门话题，2015年“一带一路”成为了中国的顶级国家战略，本文顺应时代背景，基于地理学的视角对甘肃省非遗项目的特点和地理空间分布进行系统地研究，探讨其分布规律，总结该省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该省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基础和依据。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理论研究。该部分包括第一、二章，第一章，简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综述了国内外非遗研究的现状与进展，介绍了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主要内容，并绘制了技术路线图。第二章，讲述了非遗的概念由来、分类和定义，介绍了非遗的特征以及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理论。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背景和理论依据。 　　第二部分，实证研究。该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组成，将甘肃省作为研究区域，首先基于地理学视角对甘肃省非遗项目的宏观区域分布特征和空间分布类型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平衡指数对各地级市非遗项目分布的均衡度进行了判别，运用Arc GIS10.2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工具对甘肃省非遗项目进行核密度分析和河流缓冲区分析，探讨该省非遗分布的空间集聚区域和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得出：（1）甘肃省非遗的级别结构呈“金字塔”型，类型结构表现为集聚阶梯性特征；（2）总体空间分布属于集聚型，各地级市（州）分布不均衡；（3）空间集聚区域类型多样,主要包括高密度集聚区1个，点状次级密集区4个，面状密集区2个，带状密集区1个，团状密集区1个；（4）以15km为缓冲半径的缓冲区内有非遗申请地69处，非遗项目315项，占总量的90.35％，表明甘肃非遗的地理空间分布与该省主要河流水系分布表现出正相关性。最后，对甘肃省非遗保护和开发工作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三部分，结论。本部分总结前两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指出研究中存在的知识储备与能力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非遗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 　　非遗的发展是动态的、持续的，非遗的研究之路不是一时的，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过程可以为之后的学者在研究非遗的地理空间分布、保护与开发等方面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兰州城市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扩展的时空过程分析

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城市，在西北地区处于“座中四连”的重要位置。它是华东、华北地区通往西部地区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更是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重要节点城市，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交通、经济、军事等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兰州市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不同于平原城市，兰州市建成区处于河谷盆地范围之内，城市的扩展受河谷地形的限制。研究城市扩展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时空特征，可以量化城市扩展对不同地形条件的的占用情况，以合理利用城市地形条件。 　　本文选择兰州市主城区所处的河谷盆地以及盆地周围的部分山地作为研究范围，首先结合多源高清影像提取建成区实体范围和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利用高精度数字线划数据得到DEM，以此为基础得到地形综合指数和城市地貌单元；之后分析了近60年建成区时空变化特征、不同地形综合指数下的景观格局变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情况、城市各地貌单元的地形复杂度、单一地形因子和地形综合指数与建成区扩展间的关系。所得的结论如下： 　　（1）将研究区划分为不同地貌类型，并分析了各地貌类型的地形复杂程度。 　　通过结合高程和坡度得到研究区的25种地貌类型：最广泛的地貌类型为平滩地，面积为49.31km2，占总面积的22.5％。陡坡滩地面积最小，仅有0.33km2。平坦台地、微斜台地、缓坡滩地、缓坡二级阶地、缓坡台地、中坡滩地、中坡二级阶地、中坡台地、陡坡二级阶地、陡坡台地等10类地貌单元总面积和不到研究区的11%。通过计算不同地貌单元内的地形复杂度，发现随着高程和坡度的增大，从平滩地到陡坡台地区域地形条件复杂面积增加。平滩地、平坦二级阶地、平坦三级阶地和微斜滩地内地形条件为“优”“良”的面积占“优”“良”区域总面积的96%以上，是城市建设理想区域。 　　（2）分析了近60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分析表明，“三荒”地和耕地是城市用地的主要来源，两者一共转出了73.8km2，对城市化面积的贡献率超过了75%。在城市化后的土地类型中，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分别占城市化面积的48.94%和17.25%，转入面积为47.53km2和16.76km2。 　　（3）分析了景观格局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时空变化特征。 　　从景观格局的分析看出，1961-2015年建成区整体形状变化不大、聚集度和连通性上升、破碎度降低。从不同地形条件区域看，地形条件从“优”（高程、坡度和起伏度都较低）到“复杂”区域（高程、坡度和起伏度都较高）聚集度和连通性指数逐渐下降，破碎度指数逐渐升高。周长面积分维数也逐渐升高，表示形状越来越复杂，其中在地形复杂区域内景观形状指数接近1.5，景观形状最不稳定。 　　（4）分析了土地利用扩展斑块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时空变化特征。 　　1961-2015年间扩展斑块类型以外部延展型斑块为主，内部填充型斑块次之，新生型斑块最少。外部延展斑块在各个地形条件下分布均多于其他两种类型；内部填充型斑块在地形条件复杂区域仅有0.2km2，不足总面积的2%，容易受到地形的影响；新生型斑块却突破地形条件，在地形条件较复杂和复杂区域面积为3.54km2，占总面积的60%。 　　（5）分析了城市扩展在不同高程、坡度、地形起伏度下的时空变化特征。 　　从城市扩展在各高程内的情况看，2015年一级到三级阶地内建成区面积已达到130.45km2，占阶地总面积的70%以上。建成区在2000年以后四级和五级阶地内呈现较快发展，年均扩展速度从0.12km2/a增加到了0.42km2/a；从城市扩展在各坡度内的情况看，2015年建成区在平地、微斜平地和缓坡三个区域的面积分别为97.84km2、15.75km2、15.73km2，占这三个区域总面积的70%以上。中坡和陡坡在2009-2015年共增加面积3.23km2，占此区域内54年总增加面积的30%；从城市扩展在各起伏度内的情况看，较低起伏度区域内建成区面积增加最多，为41.55km2。较高和高起伏度区域增加面积分别为28.08km2和18.86km2，不超过研究区总面积的20%，并不是城市扩展的主要区域。 　　（6）分析了不同等级地形综合指数下城市扩展的时空变化特征。 　　从城市扩展在各地形综合指数内的情况看，地形条件为良和较复杂区域是建成区主要所在地，年均扩展速度也高于其他区域，分别为0.52km2/a、0.55km2/a。地形条件为优区域内扩展速度在2000年以前持续上升，之后再波动下降。地形条件一般区域年均扩展强度为0.25km2/a，仅高于地形复杂区域。54年间地形复杂区域内建成区年均扩展强度为0.08km2/a，面积从0.83km2增加到5.37km2。
中国-老挝铁路对老挝地区发展的影响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与中国的云南省相毗邻，中国与老挝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改革发展道路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老挝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众所周知，交通运输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行业，在中国“一带一路”的伟大愿景下，加强中老合作，通过上加强互信互利，经济上继续增长贸易往来,企业的投资和合作,清洁能源的开发，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出口合作，旅游资源的互相合作等方式，使得两国的发展和合作更加密切。 　　中老铁路是泛亚铁路网的构成之一，处于中线的重要地位。自2015年12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奠基仪式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沿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从磨丁经孟赛、琅勃拉邦、万荣和万象等地，是中国滇西南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旅游区的黄金旅游通道，其中琅勃拉邦已列入世界遗产，沿线著名景点还有万象塔銮、玉佛寺、琅勃拉邦光西瀑布等。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推动项目的实施做出巨大贡献。本研究将对中老铁路沿线地区经济、交通等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总结其发展存在的局限性，对中老铁路建成后带来的建设效益影响进行分析。此外，通过老挝和云南省影响对比，分析中老铁路在流通、交通、工业和旅游业等方面对于两个地区合作的巨大价值，论文最后分析中老铁路建成后，还需解决的问题，期待进一步完善其发展，从而为中老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收益。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三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 　　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 　　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三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三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三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三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 　　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1961-2015年兰州市、主城区土地利用与景观生态变化研究

兰州市是中国西部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国家石化工业和综合交通枢纽基地，更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家着力打造的向西开放平台，自古以来在军事、交通及地缘政治中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及“三线建设”时期，兰州市由经济基础和城市建设相对落后的消费型城镇迅速发展为现代化的工业重镇。此后在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及“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引导下，城市建设和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尤以城市建成区扩展最为显著。不同于平原型城市，兰州市城市建成区位于黄河河谷盆地中，城市空间扩展严格受到河谷地形的限制。近几年来，兰州市城市建成区已填充满了整个河谷盆地，城市建成区已从河谷平原向限制建设区的山地蔓延。在过去的近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兰州河谷盆地曾拥有的大量优质耕地、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被不断扩展的城市区域所侵占，导致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原本优越的山水景观格局面临严峻挑战。 　　为探索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对城市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本研究以兰州市河谷盆地为研究区，在详细解译1961-2015年各类高分辨率航片、遥感影像、数字地形图和Google Earth地球高清影像的基础上，利用GIS空间分析、景观生态学和生态健康评价方法研究了近54年间兰州市主城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格局、土地转移规模及景观生态健康演变规律，高时空分辨率地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利用的时空格局、阶段性、规律性特征。通过本研究，一方面为兰州市城市规划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另一方面改进了城市土地利用与景观生态健康评价方法。本研究主要结论有： 　　（1）从1961-2015年，兰州市河谷盆地内土地利用变化以城市建成区、农村居民点、林地和城市绿地增长和耕地、草地、水体、河漫滩不同程度降低为主要特征，尤以城市建成区扩展和耕地锐减最为显著。54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51.26km2增长到130.22km2，扩大了2.54倍，在研究区面积占比由21％增长到53%。与此同时，耕地面积由74.20km2降到3.84km2，降低了19.32倍，在研究区面积占比由30.43%降到1.56%；生态用地结构中，林地、城市绿地增长而草地、水体和河漫滩降低。林地由21.78km2增长到35.36km2，在研究区面积占比由8.93%增长到14.50%。城市绿地由1.71km2增长到12.10km2，扩大了7.07 倍，在所有用地类型中虽然规模最小但面积增幅最大，在研究区面积占比由0.70%增长到4.96%；草地由60.32km2减少到39.17km2，占研究区的比例也由24.74%降低到16.07%。水体和河漫滩在研究区面积占比由1961年的12.78%降低到2015年的5.69%；农村居民点面积由3.34km2增长到9.26km2，面积占比由1%增长到4%。 　　（2）1961-2015期间以耕地、草地、林地转换为城市建成区为土地转移主要特征。在城市建成区扩展面积中，转移自耕地41.48km2，草地19.50km2，林地9.61km2，水体7.45km2，河漫滩4.79km2，分别占城市建成区净增面积的50%，23%和11%，水体和河漫滩二者共占15%左右。土地转移在区域上呈现出较大差异，林地和草地主要位于研究区城乡结合部；水体、河漫滩大面积消失的区域主要发生在城关区和七里河区沿黄河两岸、“三滩”和“雁滩”；而城市绿地增长的主要区域发生黄河两岸及城市主干道，安宁区增长最为显著，其次为城关区，西固区最小。 　　（3）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兰州市主城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主要表现在城市建成区的时空扩展特征中。时间上，1998年前后是兰州市主城区城市建成区面积由稳定增长转变为快速扩展的分水岭。在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的区域差异性上，整体以东扩为主。在具体区域上，形成了以东岗-雁滩片区为主要城市扩展区的11个热点区。这11个热点区域是城市化最为剧烈，扩展面积最大的区域，是城市化的主体部分，且基本为成片的大面积土地，近年来逐渐向“三荒”地，林地和耕地不适宜建设区域扩展。对于研究区而言，人口对城市建成区扩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经济发展对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的驱动力正在减弱，城市总体规划主导了兰州市城市空间的方向和方式。 　　（4）从1961-2015，兰州市主城区城市景观生态有恶化趋势。具体表现在：各类土地斑块平均面积和最大斑块面积显著扩大，斑块面积两极化和均值化趋势明显，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主要生态用地景观破碎度加剧，生态用地之间的物理连通性降低。从1961-2015，虽然林地面积整体增长，但林地增长主要来源于草地转换，且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展，林地被不断分割隔离，其景观破碎度明显增长。其他类城市生态用地如草地、水体和河漫滩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减少，其生态系统的物理连通性也在降低，特别是在2km范围内趋势更明显。从景观指数的变化来看，虽然城市绿地的景观生态功能趋于良性发展，但因规模和斑块面积都较小，难以弥补因林地、草地损失的生态系统功能。 　　（5）1961-2015年城市景观生态健康指数（UEH）整体变化呈“先降后增的”特征。UEH的变化受城市土地生态系统活力（V）、组织（O）、恢复力（R）和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共同影响。以上4个方面共同影响了城市景观生态健康的走势。1992-2015年处于波动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绿地的增长和生态系统服务指数的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受社会发展阶段、恩格尔系数和资源稀缺性的共同影响，呈现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 　　本研究最后建议，提高兰州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的覆盖度，增强城市绿地与周边林地、草地及水体、河漫滩的景观连通性，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改善和提高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举措。
垄沟覆盖下品种熟性与施肥量对东非高原玉米生产力的影响及机理

气候变化下东非高原雨养农业区粮食生产能力与天然降雨利用能力的严重不足是备受国际关注的现实问题。在中国西部半干旱区业已大面积推广的玉米垄沟覆盖栽培系统能否在东非高原适用并取得增产增效？品种熟性与施肥量对其影响多大？其生理生态机理如何？等不仅是基础科学问题，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大需求。本研究在课题组过去多年的国内研究基础上，以垄沟覆盖系统为核心，包括垄沟透明地膜覆盖(RFT)、垄沟黑色地膜覆盖(RFB)、垄沟禾草覆盖(RFS)和垄沟无覆盖种植(CK)，开展了大田试验及技术验证。 　　研究首先于2012-2013年在肯尼亚半干旱雨养农业区KARI-Katumani试验站开展了两个相对独立却又紧密联系的大田试验，具体包括：1)上述四种垄沟覆盖栽培下三个不同熟性(早熟、中熟和晚熟)玉米品种的比较研究和2)上述三种垄沟覆盖栽培(RFT、RFB和CK)下不同施肥量(施加复合肥，高施肥率F2、正常水平施肥率F1和不施肥F0)的对比研究。通过对土壤剖面水分动态、土壤温度、作物水分利用、土壤有机碳、酶活性、作物物候特征、生长参数及生物量分配模式、产量及形成因子、繁殖效率、籽粒养分吸收、水分利用效率等参数的系统收集和分析，以及根据当地市场行情测算的经济收益，首先揭示了垄沟地膜覆盖技术在改善东非高原旱地玉米生产力和农户生计方面的农艺、生态机理。其次，为进一步验证技术路线并评估其高效性，于2014年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农业区石头沟试验站开展了平行验证试验，全面分析了土壤水分、养分平衡、物候格局、繁殖效率和产量经济输出等指标，同时与肯尼亚试验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以期为将来不断深化垄沟覆盖系统在东非高原的有效革新提供理论依据并为继续完善探明潜在方向。得出如下主要结果： 　　一）垄沟覆盖条件下东非高原玉米增产增效机理的分析 　　1.垄沟地膜覆盖在时间上延长土壤水分有效性，空间上优化水分垂直分布，从而形成了匹配作物耗水特征的蒸散量变化特征。RFT和RFB较对照分别提高生长季表层土壤贮水量48.9％和49.9%，增加了中层水分的前期积累和后期消耗，并促进了玉米生长后期对深层水分的获取。RFT和RFB显著减小了玉米前期蒸散量分别为18.8mm和19.0mm，然而增加了中后期以作物蒸腾为主玉米蒸散量，分别高于对照21.2mm和19.1mm。 　　2.利用覆盖材料类型的选择性应用能够实现对土壤热量平衡的季节性主动调控。在生长季热量相对较低的2012长雨季，RFT平均增加10cm地温1.3℃，增温效应主要体现在生长前期的白天高温时段和生长后期的夜间低温时段。相反，RFB能够在相对高温的2013季发挥降温效应，平均达到0.5℃，对生长后期的高温胁迫具有积极的衰减作用。 　　3.垄沟地膜覆盖体现了对土壤有机碳(SOC)平衡的中性调节和土壤酶活性的增强机制。RFT和RFB增加了生长季内对SOC的消耗，高于对照0.7g kg-1、0.8g kg-1，并趋向于更大幅度地实现休耕季SOC的恢复。RFT和RFB较对照提高了土壤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和脲酶活性，增幅依次为：6.6ml g-1和7.8ml g-1、47.0mg kg-1和51.4mg kg-1、1.0mg g-1和0.9mg g-1。 　　4.垄沟地膜覆盖塑造了快速完成营养生长并延长繁殖持续的作物物候格局。相较对照，RFT和RFB显著提前了玉米出苗，并提高出苗率8.1%和7.8%。RFT和RFB分别缩短了播种到抽穗的时间长度，分别为11.2天和9.4天，然而，两者显著延长了繁殖持续分别达5.6、5.3天。 　　5.垄沟地膜覆盖促进幼苗建立并增加活力，增加了生物量积累，并优化了繁殖分配和效率。RFT和RFB增加了玉米茎干纵向生长和横向扩展能力，叶面积指数显著增加，最终地上、地下生物量较对照分别增加了56.6%和63.6%、37.2%和45.1%。同时，RFT和RFB提高了穗部大小在地上生物量中的分配比重，高于对照12.1%和14.5%。 　　6.垄沟地膜覆盖优化了穗部结构、促进了繁殖成功并增加了籽粒输出和收获指数。RFT和RFB显著改善了产量构成因子，穗长、穗粗、穗粒数、穗粒重、籽粒氮含量和磷含量分别增加了16.1%和19.6%、11.0%和12.7%、13.9%和16.8%、56.8%和51.8%、34.3%和31.8%、36.8%和27.3%，并降低了籽粒败育率6.4%和6.3%。最终，籽粒产量和收获指数在RFT和RFB分别增加了69.9%和78.5%，0.095和0.067。 　　7.垄沟地膜覆盖维持了包括水、肥在内的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位运行，并提升了经济效益水平。与对照相比，RFT和RFB显著增加水分利用效率98.4%和99.7%，增加了经济效应47.3%和39.2%。 　　8.因垄沟地膜覆盖而改善的土壤水分有效性支撑了晚熟品种在生长中期对中层土壤水分的更多摄取(高于早、中熟品种11.7%和4.0%)，以及生育后期对深层土壤水分的利用(分别高于早、中熟品种7.2%和5.1%)，从而支撑其更大的季内水分消耗(高于早、中熟品种11.3%和9.4%)。晚熟品种趋于增加SOC在休耕季的提升，可归结于更大的地下生物量对土壤SOC的输入。晚熟品种能够进一步扩大繁殖延长的物候优势，同时显示了显著高的生物量积累能力。然而，籽粒最终输出的品种效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主要由于产量因子、繁殖投入和效率优化幅度的季节性差异。具体地，在水热条件相对适宜的长雨季，晚熟品种显著改善了产量因子、增加了繁殖体分配比例(较早、中熟品种分别增加了9.2%和2.3%)、维持了较低的籽粒败育率和相对延迟的叶片衰老，最终形成了最高的籽粒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相反，在高温、干旱胁迫相对严重的短雨季，早熟品种因更早地完成繁殖而降低了籽粒败育率并能够增加繁殖效率，从而获得了最高的籽粒输出、水分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9.垄沟地膜覆盖下，增加的施肥促进了玉米繁殖阶段对中层水分的利用(F2较F1、F0分别高出8.6%和5.5%)。增加的施肥水平衰减了生长季内SOC的消耗，F2和F1在生长季结束时的SOC平均高于对照13.2%和9.7%。增加的施肥量有助于SOC在休耕季的提升，F2、F1和F0中SOC在休耕季结束时的增加量平均分别为1.2、0.7、0.3g kg-1。增加的施肥不仅缓解了玉米叶片的早衰，同时促进了光合产物向穗部转移。高施肥率能够在长雨季充分利用季内水热条件显著提升籽粒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但其优势在资源相对限制的短雨季与中等施肥率间差异不显著，归结于生育后期干旱、高温导致的生长不足、作物早衰和繁殖限制，进而降低了肥料摄取和利用。 　　10.基于上述对不同品种、施肥量在垄沟覆盖系统下水热调控、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差异响应的结果分析，因而提出：长雨季晚熟品种、高施肥率与垄沟透明膜覆盖的结合，而早熟品种、中等施肥量与垄沟黑膜覆盖在短雨季的组合是值得推荐的、具季节特异性的最佳高产高效栽培管理途径。 　　二）垄沟覆盖系统在东非高原的高效性验证： 　　平行的对比验证试验进一步评估了垄沟地膜覆盖系统从黄土高原到东非高原引进过程可能面临的挑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与黄土高原相比，土壤水分贮存能力要显著低24.6%；生长季玉米水分消耗降低了34.7%；水分利用效率的增加幅度显著低51.4%；土壤有机碳库表现为活跃的生长季内快速减小和休耕季的恢复趋势，整体土壤有机碳平衡波动较大；更加严重的早衰现象，且繁殖分配降低4.1%，籽粒败育程度明显更高，导致产量稳定性不足；对于增产潜力更大的晚熟品种，其实际的增产潜力有限；投产比和经济收益的改善幅度受产量输出水平的限制还有待更大的提升。因此，为不断完善垄沟覆盖系统在东非高原应用的高效性，针对上述不足开展更多的相关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
基于二维码技术离线应用的甘肃空管分局零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

在民航空管领域，零备件的有效管理直接影响着设备的维护、抢修工作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决定着地空通信、监视以及导航系统的安全保障能力。由于零备件在空管领域采购阶段面临难度大、采购周期长、费用高昂以及分类复杂等特点，所以在存储管理过程更需要精细管理。 　　近年来，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及西北空管局“323”战略的推进，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经济政策背景下，年航空飞行架次在西北地区迅速增加，这直接导致西北地区的空管领域保障设备的种类及数目的飞速增长。虽然运行保障方式不断引入信息技术满足日益增航的飞行流量，但备件管理方式仍然较为原始。 　　为了提高民航空管系统零备件管理效率，缩短零备件出入库时间的同时，保障零备件的取用及时、准确、高效，根据民航系统零备件管理中的高要求标准以及甘肃空管分局零备件管理自身结构特点，本文开发设计出一种基于二维码技术离线应用的零备件库房管理系统，并成功运用在实际零备件管理过程中。 　　本论文对空管领域自身零备件管理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完成了系统架构的设计并最终将平台投入运行。首先，本论文分析了民航甘肃空管局零备件管理的当前状况，对空管零备件管理系统进行了需求分析。其次，通过现场运行进行分析及对比，发现二维码标签更加适合空管零备件库现场运行管理使用。本文根据二维码标签的设计以及实际现场需求，详细设计了系统的操作流程、数据库的表设计，并根据各个系统模块功能进行全面开发，实现了预期的所有功能。最后，在系统的验证中，对整个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性能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对空管二维码零备件出入库系统进行了总结。
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定位与对策——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

城镇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如何把握市情实际，遵循发展规律，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激发城市的动力和活力，走出一条符合欠发达地区——平凉自身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本文研究和探讨的重点。 　　本文分六个部分，分析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背景，研究了国内知名专家的学术进展，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平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进程和基础条件，剖析了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城镇化建设的方向定位和工作对策。 　　平凉市作为黄土高原人类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必经重镇之一，建镇历史悠久，地理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在经济结构、发展阶段、人口素质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优势和鲜明的发展特色。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平凉市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框架拓展、城市个性塑造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目前正在进入城市提质增效塑形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平凉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仍然存在发展动力不足、区域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较多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必须认真重视并加以解决。 　　为了健康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平凉市必须立足建设陇东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明确自己的方向定位。要突出中心城市崆峒区的引领地位，发挥泾川灵台、华亭崇信、庄浪静宁三个板块的发展优势，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培育特色产业经济区块，主动把自己置身于天水—关中经济区和陕甘宁城市发展群中去定位和谋划，奋力走出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子。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城镇化经济基础。必须发挥带动和聚集效应，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必须加强小城镇建设，均衡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科学制定政策措施，有力破解发展难题，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科学、有序、健康推进城镇化建设。 　　论文以华亭县、灵台县什字镇和泾川县玉都镇下坳村县、乡（镇）、村三级发展典型案例代表，展示了平凉市城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提出县域城镇化建设重在明确定位，乡镇级城镇化建设重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村级美丽乡村建设重在保持特色。总之，城镇化建设必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城镇化进程。
九州证券职业经纪人制度研究

我国证券市场作为发展还不过二十年的市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5年，A股市场的融资规模已经达到了1.14万亿。中小板、新三板、创业板的分别设立，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陆续推出，都标示着A股市场已经逐步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股市的活跃，也为券商的经纪业务拓展了发展的空间。在国内，作为占据券商将近一半利润来源的经纪业务，还停留在低水平、低增速、同质化的状态，竞争手段也还停留在价格竞争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打破了证券业现有的经营格局，外资券商准入条件逐渐放宽加大了国内市场竞争，证券经纪业务走出去在全球经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证券市场，传统的证券经纪业务模式以及经纪人制度已经无法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生存与发展，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制定相对应的经纪人制度、建设优秀的经纪业务营销团队、扩大市场规模对于证券公司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本文首先通过对美国证券经纪人现状、香港证券经纪人现状、国内证券经纪人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经纪人制度、生存现状、市场环境等差异。然后以九州证券为例，研究分析了九州证券职业经纪人的管理模式、存在问题。本文重点是在借鉴国内外证券经纪人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之上，分别从招聘制度、培训制度、薪酬体系设计、风险体系、信息平台支撑五个方面，对九州证券经纪人制度进行设计。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及其相关建议。
中俄能源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及对策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分析

自2013年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并实施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应对当今世界新格局的应对战略，也是为弥补当前能源需求缺口的应急之策。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中俄关系进入更加密切的发展阶段，矛盾也会接踵而来，深入研究中俄两国能源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切实消除两国能源合作现存障碍并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以“中俄能源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及对策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分析”为选题，以“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理论、马克思国家利益理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为基础，以及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中俄能源合作的障碍及探析其破解策略。论文从中俄能源合作现状入手，考察了中俄能源合作的演变趋势，并从政治、经济、法律、国际等宏观层面对中俄能源合作在战略对接、能源贸易、能源法律、国际合作等领域出现的障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俄能源合作现存障碍的原因：中俄能源战略出现“偏差”阻碍两国能源合作健康发展，经贸规模过小影响中俄能源合作的深度，双方能源法律中存在的漏洞易致两国能源合作壁垒，美、日等国采取多种手段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制衡；最后，论文从能源战略对接、能源经贸合作、能源法制建设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层面提出消除中俄能源合作现存障碍的对策。 　　基于中俄能源合作现状及障碍，中国应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究应对策略。论文认为：中俄应推进彼此间能源战略对接，促进中俄能源贸易全面发展，完善中俄两国能源相关的法律制度，处理好与美、日等国之间的关系，以消除中俄能源合作中存在的障碍，实现“互利共赢”。论文在理论工具的运用及分析视角上具有一定的新意。
丝路文化元素在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中的传承与表达——以兰州市新区4号湖生态文化公园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丝路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丝路文化逐渐成为兰州文化宣传的一块名牌，在兰州新区的建设开发过程中，以丝路文化为主题的建设项目如雨后的春笋般开工建设，但是这些建设工程中的一些项目质量参差不齐，对丝路文化的理解也并未深入。因此如何将丝路文化元素与城市公园系统的建设相结合，并科学合理的展现丝路文化元素，就成为了当前建设者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丝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实地调研、对比分析等方法，将丝路文化元素和丝路文化精神进行了初步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丝路文化对兰州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丝路文化在兰州城市公园建设中的应用方法，并将该方法总结为模式框架，希望其在针对丝路文化景观设计中有一定的通用性。 　　最后通过结合兰州新城区4号湖生态公园设计实践，将总结的框架运用其中，在实践中论证所提出的设计框架的可行性，并结合实际设计中遇到的具体的问题完善丝路文化元素在兰州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模式，通过设计实践来对所提出的针对丝路文化元素的景观设计模式进行论证和总结。
关中渭北西汉帝陵周边空间形态控制框架研究

关中渭北西汉帝陵是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承载地之一，享有“中国金字塔群”之美誉，保护和传承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近年来，按照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部署，西咸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等一批自上而下的重大战略相继落地展开，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与之关联的城市空间组织也迎来了新一轮调整。在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中，西安-咸阳城市群地区城市空间拓展加速，特别是西咸新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周边城乡空间形态产生显著影响，而渭北西汉帝陵则恰好处于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地区，进一步的城市空间拓展可能对其整体空间环境造成破坏。 　　同时，现有的帝陵保护研究大多是针对陵墓本体进行的保护，对其所在的地域空间环境保护较少涉及，对于像渭北西汉帝陵这类分布广、数量多、与城市发展矛盾突出的陵墓群，相关的保护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故本文从渭北西汉帝陵整体保护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帝陵周边空间形态要素，从不同空间尺度提出针对帝陵周边空间形态的控制框架，以期对渭北地区、特别是西咸新区的建设提供参考。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从今世的时空范畴切入，对渭北西汉帝陵进行简要介绍，阐释其文化内涵，从文化、景观和旅游三个角度重新认识帝陵价值，重点对帝陵与周边空间形态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其保护现状进行深入剖析，梳理周边空间形态控制的关键所在。 　　其次，借鉴国内外相关保护研究及实践，总结其研究思路及方法，作为本文研究的重要支撑；同时解析渭北西汉帝陵周边的空间形态特征，识别控制要素并制定控制策略，形成完整的控制方法体系。 　　最后，根据宏观、中观、微观控制层面的不同要点，从空间轴线、功能布局、视线通廊、天际线、开发建设、节点塑造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控制内容，同时借助GIS平台对以上六方面具体的控制要求进行分析，提出量化控制指标，由此提出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控制框架，以期形成有利于实现渭北西汉帝陵文化传承与新区发展共赢的理想空间格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文化软实力综合评价研究

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软实力成为了城市竞争中的中流砥柱。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主要经过五个省份，沿途大小三十多个城市，是中国以“古丝绸之路”历史积淀为背景，主动发展与沿线城市经济贸易、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的新的合作发展区域。如何在与国际接轨的丝绸之路上脱颖而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节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成为了关键因素。 　　本文在梳理城市文化软实力相关理论的前提下，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极具代表性的12个重要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秉持可操作性原则遴选出合适的二级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代入2015年12座城市具体评价指标数据科学定量归类出一级指标，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了2013-2015年连续三年样本城市文化软实力，并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文化软实力大致可分为文化基础力、文化形象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四个层面。（2）西安、兰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省会城市，相比其它城市文化软实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同样作为省会城市的银川、西宁和乌鲁木齐，在文化基础力和文化形象力上建设的不足制约了其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宝鸡、天水从整体上看城市文化软实力发展良好，但由于近几年更侧重经济发展，致使城市产业结构倾斜较为严重，导致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相较于其经济建设而言落后很多。嘉峪关、张掖这两个工业城市在文化吸引力建设上较薄弱；定西、吐鲁番和武威由于经济和环境等外在因素，导致城市文化软实力整体发展严重滞后。（3）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文化软实力应该从城市群体化建设、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链、完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展开。
“一带一路”背景下HS公司国际贸易风险管理研究

随着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和过剩产能需要转出的背景下，国内建筑公司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走出去”谋求更大发展的空间。目前我国政府先后与数十个国家签署了推进“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文件，成为国际工程承包行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了保障国际工程承包的顺利实施需要原材料、工程机械、各种设备的国际贸易，因此面临着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的诸多风险，包括汇率风险、价格风险、收款风险、外汇风险、国际贸易信用风险、国际贸易欺诈风险等。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风险显得更为突出，所以国际工程承包公司要加大国际贸易风险防范。 　　论文以国际工程承包企业HS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HS公司在国际贸易业务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分析，充分利用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解决不同的国际贸易风险，同时对这些风险实施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根据研究表明，HS公司主要面临着“一带一路”背景下产生的宏观国际贸易风险，国际工程承包行业产生的中观国际贸易风险，公司自身原因产生的微观国际贸易风险。在具体国际贸易业务中，通过设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这三个维度国际贸易风险进行识别，可以明确国际贸易风险的分类，分别为高度风险、较高风险、中度风险、较低风险、低度风险。对于不同级别的国际贸易风险制定不同的应对预案。为了保障国际贸易风险管理体系的实施，必须从HS公司组织结构调整入手，加强国际贸易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搭建内部监管平台，加强关于国际贸易风险的控制，让HS公司对国际贸易风险有一个体系化的过程控制。 　　论文希望通过对HS公司国际贸易业务中风险的分析研究，可以给其他类似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带来经验与模式，从而能让其在国际贸易业务中有有能力去规避风险，减少亏损，增加营业收入。